文史天才童書業(yè)，在山大的最后悲凄時光

童教英回憶，1968年1月她爹童書業(yè)被整死，那天家屬隨靈車去火葬場，整個山東大學敢出來送行最后一段路程的，惟有路遙一人。此路遙，并非《平凡的世界》作者，而是兩年前剛去世的史學家路遙。老人家高壽，活了97歲。童書業(yè)有一份著作手稿，遺落在歷史系資料室，也是在他去世的次年，由路遙跟彼時山大青椒龐樸“偷”出來的。

童書業(yè)被打倒后，童家陷入眾叛親離境地，日子當然非常凄慘。童教英倒并不記恨寫文章大批她爹的那些山大師生，事后反倒多是恕辭，因為她覺得那些文章也是被迫寫的，“后面有手操縱”，情有可原。很多年后，童書業(yè)的一些同事或學生寫信給她，表示悔恨之意，童教英還認為他們人品“值得稱道”，對他們的身不由己也有很深的同情，雖然雨過天晴之后敢公開出來認錯的似乎只有一個“高足”史學通。包括對出面整童的楊向奎、孫思白、張維華這些人，童教英都是很寬宥的意思。想顧頡剛早期弄“古史辨”時，門下有所謂“四大高足”，即何定生、譚其驤、童書業(yè)、楊向奎四位，楊向奎后來刀口對準童書業(yè)，其實也不啻于“同室操戈”。

查《顧頡剛日記》，即便是他們的“師尊”老顧，也始終不愿意原諒楊向奎，1978年5月5日那天日記還特意提了一筆，說在三里河公寓樓下散步，遇到同小區(qū)住戶錢鍾書，錢勸他“勿于社會上無聊人往來，浪費垂盡的精力”，還說顧“一生為眾矢之的”，就是因為“門下太雜之過”，老顧回家反省，就想到了楊向奎，說學生中“其人一得社會地位后即行反噬，固不獨楊向奎一人而已”（日記第11卷，聯(lián)經2007版，頁546）。顧為人厚道，對待后輩友生尤其寬容，即便日記中措辭這么峻厲的，也是罕見的。顧頡剛一生中最器重的弟子，應該就是童書業(yè)，一方面是天資，另一方面也是人品。以童書業(yè)那般徹底的“不事家人生產作業(yè)”，別說掙錢養(yǎng)家了，近乎生活不能自理（盡管童書業(yè)對統(tǒng)計學之類極熟，1940年代在某中學任教時，該校校長就是通過他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得出黃金價格消長規(guī)律，然后發(fā)了大財?shù)模鸫a1949年之前也確實是多靠顧頡剛多方照拂，不然都活下去了。

從童教英的角度理解，或許她覺得其父童書業(yè)一生與人無爭無怨，與那些人并無人事矛盾，所以別人突然變臉下手，只會是奉命行事交差，而她日后也確實了解到一些內情，足以佐證自身判斷吧，所以她說“從事史學史研究學人應該以同情的心態(tài)去研究那段歷史時間的絕大多數(shù)學人”。當然，這也是這位名父之女特別善良寬厚的地方。只有1966年的《文史哲》主編，童教英用XXX代替，我不知道是哪位，童教英似乎還是無法釋懷，因為那人“太狠”了。XXX按理當是孫衷文，但孫彼時亦自身難保，立場似乎也并未與童書業(yè)有嚴重沖突，在此還是存疑。而查《黃永年編年事輯》可知，至少在1967年下半年，自學后精通醫(yī)學的童書業(yè)，就已經自知不起，有預感即將告別人世了，所以在那下半年，曾特意去信給遠在西安的“愛婿”黃永年，委托他“全權處理”自己的著作，而且感慨自己的“一切工作都結束了，最大的希望就是克保令名而歿”（頁75）。死不可怕，但死的這么不明不白，他不甘心。當然了，黃永年自己也不好過，1958年就發(fā)配到作家陳忠實老家附近農村干苦力活了，屬于愛莫能助。

近讀《童書業(yè)傳》，我自己的感覺，童教英始終不肯原諒的，其實是三種人。一種，是把她爹當傻子耍的那些師生。童書業(yè)對錢沒有概念，人又單純，這些人老找他借錢，以至于很多時候童領完工資還沒到家，那些錢就被“借”走了，很多稿費也是這樣莫名其妙沒的。這些錢，當然是有借無回的，而且他們也并不缺錢，有些甚至一邊高價買文物字畫，一邊找他借錢。童書業(yè)死后，童妻沒有工作，也沒有勞保，生活沒有來源，1976年后曾回山大找這些人要錢，只有一位迫于“公憤”，好歹還了幾百。第二種，是當時山大教師那些家眷、鄰里，過去與童妻關系很不錯，來往也很多，私底下交流很多悄悄話，結果一旦難起，這些人就主動賣友（鄰）求榮，將私下言論拿去高密，加重了童家的苦難。第三種，則是童教英自己的那些山大同學、室友。她爹出事后，那些同學都欺負她、孤立她，經常無端遭受辱罵，含沙射影地諷刺她，由于她身體虛弱，還會故意整她，那些室友甚至直接拿墨水潑她被褥。所以她后來離開山大，分派到江西龍骨山邊遠山村教書，反倒舒了一口氣。她說，“不管怎樣，只要能離開山大就行”。走前，她無比輕松，燒掉了所有書籍。

童教英寫傳很克制，但也可以明顯感受到，她對山大是失望至極的，覺得不僅沒落了（“山東大學現(xiàn)在不行了”），也無甚人情味。她似乎也不愿意回去，只有1998年夏為了寫她爹的傳記，要調閱一些資料，才從杭州重回了一趟山大，故地重游了歷史系。只不過，一踏入那個“破敗得若一無助老人”的“文史樓”大門，死去的記憶又在攻擊她了。她不由自主地會想到童書業(yè)臨終那一晚，人病得快不行了，感冒發(fā)燒（童病重時還被勒令拔草，骨瘦如柴，站坐都不行了，只好躺下來拔草的，一邊拔草，一邊咳血），也沒人愿意幫忙，跑醫(yī)院醫(yī)生只說家屬自己抬來，說完很冷漠地“自顧自走了”。她母女倆還得到處找擔架，找來找去，她才在歷史系大樓男廁中碰巧找到一副。可惜母女倆擔著去，醫(yī)院未到，童書業(yè)就咽氣了。事后，有人告訴她，童書業(yè)這種重度肺氣腫患者，最怕晃蕩，可能是路上給晃死了。

圖：童書業(yè)夫妻與“恩師”顧頡剛

童教英此后一直很內疚，覺得若非那晚擔著走，她爹或許還能多活幾年。當然，饒是善良大度的童教英女士，大概率也不會想到，她爹童書業(yè)慘死后也并不平靜，羞辱是生前身后的：若干年后，老童在那段時間里由于過度驚嚇而惶惶不可終日的諸多“丑狀”，還被微博上那些自詡剛正清流的“正人君子”們拿來當笑話。

2026.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