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劍門時，李隆基為何提筆作詩？

劍門關(guān) 華小峰 攝

唐·李昭道（傳）《明皇幸蜀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閆雯雯

　　公元757年，已是太上皇的李隆基從成都回西安，行至劍閣，詩興大發(fā)，創(chuàng)作了一首五言律詩《幸蜀西至劍門》。
　　自漢代王升《石門頌》開篇，歷朝歷代走過蜀道的詩人，總會恰到好處的技癢，或感嘆蜀道之難，或稱頌蜀道之美。而唐玄宗李隆基除了贊美蜀道外，也抒發(fā)了對國家命運的思考。
　　李隆基更沒想到，此后1000多年時間里，他的蜀道之旅成為了熱門話題，被反復(fù)“二創(chuàng)”。二創(chuàng)”次數(shù)多了，李隆基也成為了野生“蜀道代言人”，讓蜀道之名傳遍五洲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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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幸”蜀，實則“不幸”

　　“安史之亂”中，李隆基被迫西逃避難于蜀地。來的時候，匆匆忙忙連滾帶爬，甚至折了“夫人”楊玉環(huán)，無暇觀賞劍閣秀麗景色。但時間能夠迅速撫平傷痕，馬嵬坡之前愛得死去活來，在成都養(yǎng)尊處優(yōu)一年，走的時候，倒也從從容容游刃有余了。
　　于是，“逃亡”不能叫逃亡了，成了屈尊降貴的“幸蜀”出狩”。
　　實際上，李隆基在蜀地期間，唐王朝已發(fā)生巨大的變化。抵達(dá)成都后不久，皇帝李隆基便得到消息，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尊稱他為太上皇。李隆基甘心嗎？不見得。否則也不會在詩歌的尾聯(lián)處，仍舊“指點江山”——“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勉勵大臣順應(yīng)時勢，施行仁德之政，平定叛亂，建功立業(yè)。
　　這也應(yīng)該是李隆基的反思。劍閣的石壁上，刻著西晉著名文學(xué)家張載的《劍閣銘》，明確提出，“興實在德，險亦難恃”。估計李隆基也意識到了，國家的興衰成敗，關(guān)鍵在于統(tǒng)治者是否實行了仁政，而不能只靠地勢的險要。
　　歷史的謎底往往藏在謎面中。《幸蜀西至劍門》一詩的頷聯(lián)“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以“五丁開山”導(dǎo)致秦滅蜀的例子，暗示“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李隆基自以為是的“鑾輿出狩”，后世“牙尖”的文人騷客才不慣著他。以“明皇幸蜀”為題材的詩詞，很快被“抬”上了桌。
　　李白倒是將這段逃亡史寫得極體面。在他看來，玄宗入蜀是西巡，是幸蜀，而非逃亡。“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zhuǎn)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中，他把未來的希望仍舊寄托在了玄宗身上，不斷以描繪成都之美好來強調(diào)“明皇幸蜀”并不是錯誤的選擇。
　　到了宋代，文人不像詩仙一般客氣，就差直接把“昏庸”兩個字打到“公屏”上了。詩人石介寫“飛仙急過無真賞，始信明皇不識山”，一語雙關(guān)地諷刺李隆基“不識山”，錯用奸臣而導(dǎo)致“安史之亂”。李綱則借古喻今，以題畫詩中的“空令畫手思入神，一寫丹青戒今古”，勸誡宋徽宗以唐明皇為戒，親近忠義良臣，遠(yuǎn)離奸佞小臣。“新成都人”陸游則以“明皇幸蜀”諷刺宋高宗殺岳飛而重用秦檜，并與金國簽訂割讓協(xié)議。

2
畫作成世界了解蜀道的窗口

　　相比于“打嘴仗”的詩詞，畫面是更加直觀的史詩，在明暗變化中描摹了歷史的草蛇灰線。早在唐代，就有畫家以“明皇幸蜀”進行創(chuàng)作。如今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明皇幸蜀圖》，雖然究竟是唐人原作還是由宋人臨摹有爭議，但仍是已知最早以此題材入畫的佳作。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收藏了一幅南宋的畫作《唐玄宗避暑圖》，畫師未留名，但從筆法用色來看，應(yīng)出自宮廷畫師之手。明代繪畫大師仇英兩幅臨摹《明皇幸蜀圖》作品被收藏在美國弗利爾美術(shù)館。兩幅作品構(gòu)圖相似，其中一幅在題簽上記為“仿明皇幸蜀圖仇文合璧神品”，卷末有文徵明所書李白《蜀道難》詩。這些作品每次展出，都會吸引眾多的觀眾前往打卡。
　　它們也成為世界了解蜀道的窗口。1963年，美國人賈和普在波士頓博物館看到《明皇幸蜀圖》后，興起了主修中國藝術(shù)的念頭，并從此長期致力于中國歷史、文學(xué)和藝術(shù)的研究。自2001年起，賈和普25次漫游蜀道，并以建立網(wǎng)站、著述的形式，向全世界介紹她與古蜀道的故事以及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民俗。
　　賈和普眼中的蜀道，正如李隆基詩中所說的那樣“灌木縈旗轉(zhuǎn)，仙云拂馬來”，坐落在云端之上，流動在翠柏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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