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方舟：拿親兒子試藥，消滅小兒麻痹，一顆糖丸護佑億萬兒童健康

前言

2019年1月2日，顧方舟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提起顧方舟，很多人都會覺得很陌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但是毫不夸張的說，中國六十年代以后出生并健康長大的人，絕大多數都受過他的庇護。

你聽說過1955年江蘇南通的“怪病”嗎？

月余時間就有千余人患病癱瘓、數百人喪命，更恐怖的是，這個病癥還有很強的傳染性，不久青島、上海等地就陸續出現了感染者。

一時之間，全國上下人心惶惶，尤其是發病率最高的南通，人們都關緊門窗、閉門不出，唯恐災禍降臨在自己頭上。

顧方舟在發病最嚴重時期回國，臨危受命，此后便一直致力于研究這一傳染病，最后終于成功研制出疫苗，守護了萬千孩童的健康。

他也因此被人們親切地稱呼為“糖丸爺爺”。

突現“怪病”

1955年，江蘇南通突現“怪病”，致使數千人殘疾、數百人喪命。

根據孩子們的臨床表現，專家們經過確定了這種病癥就是脊髓灰質炎，也稱“小兒麻痹癥”。

在人們的印象中，致人殘疾的病癥大多來自遺傳或先天，但是小兒麻痹癥不一樣。

它是一種由病毒引起的傳染性極強的傳染病。

通過消化道傳染，進入人體以后便會破壞人的脊髓神經，進而導致患者行動困難，嚴重的話還會破壞延髓的呼吸中樞讓人窒息而亡。

脊髓灰質炎出現的這一年，顧方舟正好從蘇聯回來。

因為他學習的就是醫學病毒研究，所以回國以后，他便立即被安排進相關研究所，專門研究這一“怪病”的預防治療方案。

當時，很多家長不辭辛苦地帶著孩子四處求醫。曾經就有一位母親，專門來到北京找上顧方舟。

孩子的母親一見到顧方舟，就本能地想要跪下求助，央求顧方舟一定要救下她的孩子。

可是，顧方舟對這種傳染病也是束手無策，因為病毒會率先破壞人的各類神經，注定了這種疾病只能預防而無法根治。

最后，那位母親心灰意冷地離開了，顧方舟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責之中。

他始終認為，不能有效地預防這種病癥，讓那些苦命的孩子白白受苦，都是自己的過錯。

赴蘇聯學習

好在1954年開始，美國便已經研制出了相關的疫苗，并為近200萬兒童接種過，后來蘇聯也掌握了這種疫苗的生產工藝，并展開了積極研究。

痛定思痛的顧方舟決定再次趕赴蘇聯，同蘇聯的防疫人員“取取經”，找到有效預防這種病癥的方法。

可是因為當時中國與蘇聯的關系有所僵化，所以顧方舟等人的工作進展并不順利。

剛剛抵達蘇聯血清疫苗研究所，這里的所長便十分傲慢的對顧方舟說道：

“顧，有些事我要給你說清楚。根據中蘇協議，你可以來這里考察，但是有些東西是保密的，不能透露給你的。”

顧方舟等人非常生氣。任誰都能看出來這位所長就是在故意為難他們，所以顧方舟直截了當地問道：

“所長先生，請問我來這兒考察，什么東西是可以透露的，什么東西不能透露？”

按照當時中蘇之間的協議，蘇方本應該毫無保留地告訴顧方舟等人疫苗的制作工藝，不能有任何隱瞞。

他原以為顧方舟因有求于人會選擇忍氣吞聲，沒想到顧方舟竟然會直接懟回來，所長只好連忙道歉。

而想要制作疫苗，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要特定的實驗環境、精密的實驗儀器、龐大的研究經費。

就算各項條件都滿足，生產出的疫苗也只能阻止患兒發病，不能阻止病毒的傳播。

顧方舟等人十分苦惱，也多次與蘇聯的研究人員溝通，想要找到其他的方法。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顧方舟得知，除了現有的這種“死疫苗”，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活疫苗”。

不僅不需要嚴苛的實驗條件，還能有效地預防病毒傳播。

這跟顧方舟一開始的目標不謀而合。

他開始致力于研究“死疫苗”與“活疫苗”之間的優劣性，試圖選出哪一個，更適合我國孩子的身體。

研究過程一波三折

在一次會議上，顧方舟了解到，“死疫苗”跟“活疫苗”相比，更加安全一些，可是費用更加昂貴，效果也并不出色。

而“活疫苗”的安全性雖然尚無法證明，但它更加便宜也更加有效。

顧方舟的心里更加傾向于“活疫苗”，所以他想方設法找到了“活疫苗”樣本，想要帶回祖國好好研究。

因為活疫苗不好保存，顧方舟還申請了提前回國。

1959年9月，顧方舟一行人再次乘坐飛機返回中國。早在蘇聯時，顧方舟便向組織進行了報告，組織也同意了他的申請。

回到北京以后，顧方舟便一門心思撲到疫苗的研究上。

當時，擺在顧方舟面前的是“一窮二白”的現狀，沒有經驗豐富的研究人員，沒有足夠可以參考的例子，對相關藥物的了解也是知之甚少。

可即便如此，顧方舟也從未放棄。

他帶領著研究小組從零開始，先研制疫苗，將做好的疫苗注射給恒河猴，通過觀察恒河猴的臨床表現，來確定疫苗的安全性。

實驗室中，共有140多只猴子供顧方舟等人實驗研究，他們試過腦內注射也試過脊髓內注射。

他們發現猴子們的實驗樣本，幾乎沒有出現過任何不良反應，這證明了疫苗的安全性是可以保證的。

接下來，就是比較艱難的臨床試驗了。

親身試驗

想要看到臨床效果，就要有人來參與試驗，人畢竟與動物不同，對動物安全不一定對人就安全，實驗過程中什么都可能發生，他們沒有辦法保證疫苗對人是否會有什么副作用。

研究小組的實驗人員便決定由自己擔任志愿者，試驗疫苗。

顧方舟作為小組長，當然要起到模范帶頭作用，所以他率先喝下了一瓶疫苗。

此后便是漫長的觀察期，顧方舟終于能放下手頭的工作，迎來了難得的休息時間。

而他也成了實驗室的重點保護、觀察對象。

一個星期過去了，顧方舟沒有出現任何不良反應，進一步證明了疫苗的安全性。

可是新的問題也隨之出現了，顧方舟作為一個成年人，身體的免疫力還有各項機能都比孩童要好。

而脊髓灰質炎主要就是針對小孩子，疫苗面向的主要群體也是兒童，他不知道孩子們的身體是否能夠適應“活疫苗”的毒性。

這個時候，顧方舟做出了一個更加無私也更加大膽的決定——他要用自己的孩子做臨床試驗，給自己剛滿月的孩子注射疫苗。

擔心妻子不同意，顧方舟的試驗只能偷偷進行。

注射完成以后，顧方舟便整天將自己的孩子帶在身邊，觀察他是否有什么不良反應出現。

同事們被顧方舟這種無私付出的精神所感染，也紛紛加入了“偷孩子”的隊伍，背著家人給孩子注射疫苗，然后暗中觀察孩子的反應。

每天，大家進實驗室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問候彼此的孩子。

好在直到試驗期結束，也沒有任何人的孩子出現不良反應，這也讓研究小組的全體成員無比興奮，他們終于成功了。

從顧方舟的行事作風來看，他的骨子中似乎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堅韌。不管面對什么困難都不會退縮，大公無私到令人費解的地步。

其實，顧方舟之所以形成這樣的性格，跟他從小生活的環境有很大的關系。

顧方舟早年經歷

1926年6月，顧方舟出生在浙江寧波，他的父親顧國光曾是天津海關的工作人員。

所以盡管生活在那個動亂不安的年代，顧方舟一家的生活也十分不錯。

可是好景不長，在顧方舟4歲那年，顧國光出外勤時不幸染病，家人尋遍各大醫院仍舊不見好轉，病重數月他便撒手人寰了。

這對顧方舟一家來說，無異于晴天霹靂，算上顧方舟，家里共有四個年幼的孩子。

雖然海關賠付了400元保險金，但還是無法養活這一家六口人。

于是，就有人勸說顧方舟的母親周瑤琴，讓她早點改嫁，或者將孩子送出去兩個。

可是周瑤琴不愿意，她不愿背叛丈夫也不愿拋棄孩子。

思來想去，她決定學點手藝，果斷辭去了教師一職，去杭州杭州廣濟助產職業學校學習助產知識。

去學習自然無法帶著所有孩子，顧方舟被迫和母親分開了兩年。直到周瑤琴學成歸來，他們一家人才得以重聚。

在母親周瑤琴的影響下，顧方舟也養成了堅韌的品格，能吃苦、懂自愛、會自強，敢擔當、有雄心，嚴于律己寬待他人。

小學畢業以后，顧方舟就離開了母親去河北讀初中，畢業后，顧方舟又成功考入了燕京大學附屬中學。

原本，周瑤琴是希望顧方舟高中畢業以后能進入燕京大學。

可是在顧方舟剛剛在學校待了半年時，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燕京大學也被迫關閉，顧方舟只能放棄學業返回天津。

周瑤琴深知學習的重要性，所以顧方舟回來以后，又將他送進當地的中學讀書。

顧方舟學習勤奮，人也聰明。1944年9月，他成功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成為了醫學系的一名學生。

不久，顧方舟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在他大學畢業以后，老師、同學都覺得顧方舟更應該做一名外科大夫。

可是顧方舟不愿意，相比于治病救人，他更喜歡開展防疫工作，防患于未然。

于是，顧方舟被安排進了大連衛生研究院噬菌體科工作。

1951年8月，顧方舟又作為新中國建立后第一批赴蘇留學生，前往蘇聯學習。

抵達蘇聯以后，顧方舟被分配進蘇聯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學習，在這里學習了整整四年，才重新返回祖國。

沒想到，剛回國他便遇到了脊髓灰質炎爆發，顧方舟又馬不停蹄地加入新的戰斗中。

多年來的奔波與經歷讓顧方舟養成了身份堅韌不拔的精神品格，也讓他不管遇到什么困難棘手的事情，都能放平心態、從容以對。

而這，也正是他能成功研制出疫苗、挽救萬千兒童的關鍵。

再遇困境

當時脊灰疾病疫苗研制成功，它的功能性也得到了保證，后續的工作就是制作疫苗，投放下去，然后接收兒童們的反饋數據，查找不足，改善疫苗。

從效果上來看，疫苗的效果十分顯著，絕大多數的人都能產生相應的抗體，能夠抵抗脊灰疾病。

當然，疫苗安全有效，下一步就是大規模生產。

于是，顧方舟等人又開始著手實施建設疫苗生產基地的相關事宜。

在顧方舟外出考察時，政府相關部門就已經挑選好了疫苗所用的生產基地。

可是那時大家都以為只有“死疫苗”，所以建成的基地適用于“死疫苗”，無法生產“活疫苗”。

1958年9月，顧方舟一行人來到云南昆明，在此處某個山溝中他們發現了一個廢棄的防空洞。

于是，他們便向組織申請將此處用作研制疫苗的基地，這也得到了組織上的批準。

剛剛來到這里的眾人都非常不適應。

顧方舟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北方地區的人，乍然來到這個溫暖濕潤的地方，嚴重水土不服，很長時間他才得以緩和過來。

等到實驗室終于建造完成，實驗室所用的科學用品準備完善，終于可以一門心思投入生產的時候，可更大的困難又到來了。

中蘇關系遇冷，蘇聯將所有援華專家全部召回，資料、儀器也悉數帶走。

但是顧方舟沒有放棄，他說：

“困難是有的。但是，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抱著這樣的信念，實驗室的全體工作人員團結一致，聯手共渡難關。

說起來頗讓人心酸，那段時間實驗室中實驗所需要的猴子樣本，都是顧方舟他們親手抓的。

直到1960年春天，這樣艱苦的實驗情況才稍有好轉。

當時周總理訪問緬甸，歸來后途徑昆明，想到顧方舟等人正在昆明的山溝溝里研制疫苗，便提出要到實驗室去看一看。

這是顧方舟第二次見到周總理，激動之情溢于言表，他帶著周總理邊參觀便講解。

走完一圈下來，顧方舟信誓旦旦的同周總理保證，疫苗如果生產出來，給全國7歲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滅掉脊髓灰質炎。

周總理哈哈大笑起來：“好好，”

隨后，周總理話鋒一轉，打趣道：“這么一來，你們不就失業了嗎？”

顧方舟一臉坦然：“不會呀！這個病消滅了，我們還要研究別的病呀！”

周總理贊許的點頭：“好！要有這個志氣！”

周總理離開以后，這里又重新得到了人們的重視，又有不少中央領導人參觀過這里。

陳毅來這里看的時候，還與許多工作人員都合了影。

1960年12月，第一批500萬人份的疫苗生產完成，并在北京、沈陽、上海等11個城市推廣使用。

當時很多家長們擔心孩子的健康，幾乎是爭先恐后地為自己孩子爭取疫苗，給孩子使用。

500萬份的疫苗下去，幾乎沒有人出現過嚴重的不良反應。

更重要的是，疫苗對脊髓灰質炎有將近93％的防疫率，這讓全國人民都十分欣喜。

短暫的喜悅過后，顧方舟又開始著手研究疫苗的改良方案。

“糖丸疫苗”面世

因為疫苗都是用玻璃瓶子裝起來、冷藏保存和運輸的，這就導致了它極難運輸，無法覆蓋全部地區。

顧方舟就想著能改良一下，既能解決保存運輸的問題，又能讓小朋友們能接受。

最后，顧方舟還是在自己兒子的身上找到了靈感。

彼時，顧方舟正在飯桌上吃飯，桌子上放著幾顆糖果，他三歲的小兒子一直在費力的夠那些糖果。

一開始顧方舟只覺得可愛，可后來他轉念一想：為什么不將疫苗做成糖丸呢？這樣自然既能解決運輸問題，又能吸引小孩子了。

于是，顧方舟立即與實驗室的同事取得了聯系，開始改革疫苗。

1962年，第一批“糖丸疫苗”面世，它的推廣程度大大增強。

小小的黃白色藥丸，就這樣送進了千家萬戶之中，保護了一個又一個可愛的小朋友。

脊髓灰質炎病癥徹底得到解決

1964年，顧方舟制定的《脊髓灰質炎口服活疫苗制造及檢定暫行規程》獲批，脊髓灰質炎發病率明顯下降。

1978年，我國疫情防控進入“計劃免疫階段”，顧方舟在其中擔任研究者和制定者的身份，將脊髓灰質炎的發病率進一步降低了。

1994年，湖北襄陽出現最后一例小兒麻痹癥患者，此后全國再也沒有出現過一例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質炎患者。

2000年，經國家消滅脊髓灰質炎證實委員會確認，我國終于實現了無脊髓灰質炎的目標。

從研制疫苗到消滅脊髓灰質炎，顧方舟一路的艱辛與努力人們都看在眼里，所以有人說他是中國億萬兒童的“庇護神”。

可顧方舟卻不以為然，他說：“如果我早一點研究出疫苗，就能治好更多人，還有許多孩子我沒有救回來。”

顧方舟從來不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多么大的壯舉，只遺憾自責自己沒能早點研制出來，挽救更多年輕的生命。

“糖丸爺爺”的離世

2019年1月2日，顧方舟在北京逝世。

同所有默默無聞的科研工作者一樣，很多人對他都不甚了解，只有在提起脊灰疫苗的時候，才會恍然大悟：“啊！原來他就是那個“糖丸爺爺”。

而在他走后，人們也試圖在兒時記憶里搜索脊灰糖丸的味道，紛紛留言：

“謝謝您，那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糖丸”、“可能是小時候最甜的回憶”。

“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一生只做一件事。”這就是顧方舟，是最美的醫生，也是人民的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