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內卷，還需要一場價值觀革命 || 大視野

去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今年又提出“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而且提出了產能調控、標準引領、價格執法、質量監管等具體手段。

司法部部長在“部長通道”上也將“內卷式”競爭作為今年政府立法工作將重點突出的幾個方面之一。

這都預示著，反內卷將向縱深扎實推進，不取得重大成效不會收兵。

我2021年寫過《》，2024年寫過《，2025年寫過《》。今天這篇文章是最新的一些思考。主要觀點是，反內卷除了要采取各種有形手段，還需要一場以價值觀為核心的認知革命。

現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頭部企業帶頭卷

這幾年，在和企業交流時，我發覺大家都深受內卷之苦，都希望行業別這么卷、對手別這么卷。但問到“你能不能帶個頭，先不卷”時，他們往往會說，那很難，“大家都卷你不卷，那你會先出局”。

大部分企業家還認為，卷是市場經濟的常態，尤其是高度重視制造業的中國在目前這個發展階段的常態。卷，對鍛煉企業的競爭力也有好處。如果不卷，還能輕輕松松賺錢，那天下沒有這樣白吃的午餐。

這些看法確實也有道理。上個月德國總理默茨訪華，回國后在一場演講中激動地說：“我們的生產力確實不足了，每個人都會說‘已經做了很多’，這話沒錯。但各位，如果你從中國回來，你會更清楚地意識到，

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和每周四天的工作制無法維持德國的長遠繁榮

近年來，德國不少知名企業利潤大跌，大量裁員，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過去日子過得太舒服了，太不卷了，慢慢喪失了競爭力。

但是，我接觸的絕大部分中國企業在有一點上是有共識的，那就是卷要有限度，不能卷到“全行業利潤為負”“行業絕大部分企業都虧損”“產能還沒建好就面臨閑置淘汰”的地步。大家不怕卷，但怕那種互相抵消甚至互相傷害的卷。

最近，著名企業家、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會長宋志平出版了《反內卷》一書，在企業界引發了很大反響。他認可“市場經濟也是過剩經濟，適度過剩會促進良性競爭”的看法，但認為，現在更應強調的是“嚴重過剩會引發惡性競爭”。

在宋志平看來，一般來講，一個行業如果過剩20%，會進行良性競爭，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和行業優勝劣汰；但過剩超過50%，就會產生嚴重內卷；超過100%就會引發危機。

“目前我們不少行業過剩都處在50%到100%之間，這就需要我們必須限制過剩產能，必須加大淘汰落后產能的力度，而要去產能就必須規范地方的招商引資和企業盲目擴張等行為。”

宋志平還有一個切身體會。前些年，總以為內卷是因為行業集中度低、眾多中小企業不守行規造成的。這些年，他到不少行業深入調研后發現——

“無論哪個行業的內卷基本上都與行業頭部企業的內卷行為息息相關。有些行業并不嚴重過剩，也有的行業集中度相當高，但它們依然內卷得厲害。究其原因，就是頭部企業沒有考慮行業整體利益，而是仗著自身規模和成本優勢，搶占更多的市場份額，希望通過低價把行業出清，導致全行業陷入利潤下降甚至虧損的泥潭。”

“更讓人費解的是，這些頭部企業還認為雖然自己的利潤下降了，但同行大多是虧損，自身的相對優勢就‘凸顯’了。其實這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競爭，并不值得提倡。”

“累死自己，卷死別人。”“只要卷不死，就往死里卷。”“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走自己的路，讓未來無路可走。”這些流行話語，反映的是一種既不愿又無奈，還不得不如此的企業生存狀態。

我堅信，這樣的卷法，無論在國內外，都不可持續。

一個老問題的新答案

在思考“中國企業為什么強大而如此辛苦”時，我還想到了一個老問題，就是“中國人為什么勤勞而不富有”。

“為什么強大而辛苦”，可以視為“為什么勤勞而不富有”的新版本，都是時代之問。

勤勞而不富有的問題，不少人都談過，最具影響力的是經濟學家陳志武教授。他在2008年前后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這個。他當時的主要觀點是，我們的制度成本過高，比如審批時間太長。為了彌補制度成本高企，人們不得不格外勤奮，“我們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工作，晚上十一二點還在通工作電話，這是我們為制度成本必須付出的代價。”

陳教授是持之有據的。一個重要依據是四位哈佛大學教授（其中的Simeon Djankov也是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在2000年前后，對85個國家從申請注冊公司到真正得到營業執照開業所需時間的比較。加拿大最快，只需2天，美國需要7天，意大利最長（121天），中國需要111天。

基于研究，他們寫了《The Regulation of Entry》（進入的管制）一文，2002年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經濟學季刊）發表，并成為世界銀行（簡稱“世行”）發布《營商環境報告》的重要理論基礎。

2003年，世行《營商環境報告》開始發布，2006年起開始進行排名，到2021年終止。2023年世行對原評價體系進行了調整，引入了企業感受度指標（占權重的27%，其余73%為專家調查），報告也更名為《營商環境成熟度報告》。

2006年，中國在《營商環境報告》中的排名是第108位，2020年最后一次排名是第31位，有長足進步。在這一時期，代表中國的樣本城市只有兩個，上海和北京。上海的權重為55%，北京為45%。

2023年世行啟動《營商環境成熟度報告》評估后，對中國的評估是將除港澳臺之外的大陸地區劃分為東部、中部、北部、東北、西北、西南六大片區，抽取2189家企業開展企業調查，共涉及8個領域和59項評測點。而上海則成為中國唯一的世行專家調研樣本城市。

根據2025年世行發布的中國企業調查數據，綜合已公布的103個經濟體的表現，中國在8個領域中有6個——解決商業糾紛、納稅、獲取金融服務、市政公用服務、獲取經營場所和國際貿易——的調查數據均優于103個經濟體的中位數，中國在時間效率和成本方面的調查數據也普遍優于103個經濟體的中位數。不及中位數的兩個領域是企業準入和勞工。在59項測評點中，中國在電子支付、獲得電力、技能培訓等方面有12項達到全球最優。上海更是約有22項測評點達到全球最優水平。

從這些客觀指標看，今天如果還要討論“中國人為什么勤勞而不富有”，很難再把原因歸結為制度成本高企。此外，2008年中國的人均GDP不到3500美元，2025年為13953美元，這已經超過2025年7月世界銀行公布的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值，即人均GNI（國民總收入）13935美元。因此從整體水平和平均水平來看，今天很難再說中國人不富有了。（注：中國的人均GDP和人均GNI基本接近，根據世行2023、2024年數據，中國的人均GNI略高于人均GDP）

事實是，伴隨著中國制度成本的下降和營商環境的改善，中國人比過去富有了很多。

當然，具體到不同地區、行業、身份、階層、年齡，很多人還是有“為什么勤勞而不富有”的困惑。特別是在日益內卷化的環境中，更容易產生“向上躍遷難度加大”的感覺。這仍是值得高度關注的問題。

關于中國營商環境的一種猜想：“好”到了“不好”

現在來討論“為什么強大而辛苦”這個新問題，容我大膽提出一個猜想——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的營商環境，“好”到了“不好”的地步。

我的意思是，在以GDP為指揮棒、過度的政績驅動下，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發展經濟，出臺各種優惠和補貼政策，過多、過深、過熱地介入微觀主體的投資和經營，從而加劇了投資驅動和產能過剩。換句話說，地方政府是內卷的重要推手。

我并非苛責地方政府。沒有他們之間的“卷”（區域競爭），便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而且他們之所以如此“卷”，也和目前以“生產地原則”為基礎的增值稅分配政策密切相關。由于企業繳納的增值稅主要在其注冊地和實際生產經營地繳納、入庫，所以地方政府有極強的動力，引進那些投資大、產值高、能帶來大量增值稅的工業項目，并更愿意支持其“做大”——多落地項目、不斷擴產形成供應鏈生態、不斷上新項目。

為什么現在是頭部企業帶頭“卷”？我認為主要是因為頭部企業是地方招商引資的重點，得到的優惠和激勵最多，地方對他們最放心，求之不得，對它們的各種訴求盡可能滿足，唯恐他們不來。有這么多“便宜”可占，在正常商業邏輯下不一定要去的地方也去了，不一定要上那么大規模的也上了，產能加總在一起大得不得了，而有效需求不可能與之俱進。怎么辦？見效最快的方法就是先下手為強，降價搶市場。

看看我們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為大企業提供的各種超速服務、定制化服務，以及地方主要領導親自掛帥的“一條龍”專班服務，連不少企業自己都說“效率太高”“超出想象”，誰還能說我們的營商環境不好？是太好了，過好了！

但too good to be true（“好到難以置信”），各地環境都這么“好”，產能都這么擴張，最終是一場“合成謬誤”——各地的“好”加在一起，就會出現豐收成災，最終是全行業困難。這時，地方的情況就像押寶——押對了日子就好過，押錯了日子就難過；昨天押對了，昨天的日子好過，昨天押對的企業今天遭遇不測，今天的日子就難過。

所以真要解決“競爭性”內卷的問題，還是要回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就是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再到“十五五”規劃提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縱深推進”“規范地方政府經濟促進行為”，方向是明確的，但實際操作中，捫心自問，在很多地方，很多產業，是市場在發揮決定性作用嗎？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TCL董事長李東生提出了《關于以市場的力量“反內卷”，推動光伏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建議》。他指出，在本輪光伏產能快速擴張中，地方政府通過產業基金出資經常超過50%，甚至更高。

“過去五年全國新增的光伏產能，幾乎沒有一個是完全脫離地方資本參與的，部分項目中地方產業基金的實際出資比例甚至高達80%。當產能已經過剩、真正的市場主體停止擴張時，地方資金依然在進入。”這種非市場化的投資導致落后產能因涉及國有資本而難以出清，進一步加劇了行業的“內卷式”競爭。

“過度投資，是違背市場投資規律的行為，后續會對行業的發展造成長期負面影響，因為過度的進入就是卷，所謂‘內卷’實際上就是供大于求，就是非理性的價格競爭。”

李東生認為，地方政府不宜在項目中占據過高投資比例，同時，政府資金應只在項目啟動初期發揮引導作用，并預先設置明確的退出機制，不宜在充分競爭領域長期持股。“應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要讓整個經濟體系、經濟活動更加遵循市場的規則。”

當你看到那些由于地方政府過度驅動投資、參與投資而導致的“一地雞毛”，此時他們也根本沒有能力兌現當初許下的承諾，甚至開始和企業“算舊賬”“倒查”時，你覺得，我們的營商環境是好還是不好？抑或是一種“好到了不好”的“好”？

政府和市場、政府和企業的邊界究竟何在？政府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到底什么才是好的營商環境，講規則、可預期、依法治、不折騰的環境？企業究竟需要的是什么？

我們搞了幾十年市場經濟，恐怕還不能說已經形成了全面共識，并在行動中真正加以落實。

思想決定行動

在《反內卷》一書中，宋志平指出，思想決定行動，行動決定結果。

首先是要解決思想上的問題，首當其沖的就是要改變大家的競爭理念——從存量市場中爭奪份額的負和博弈，轉向共同創造增量市場的正和博弈；從盲目崇拜規模與數量的外延式擴張，轉向追求質量、效率與韌性的發展；從成本導向的紅海競爭，轉向開辟無限可能的價值創新藍海。

宋志平還轉給我一篇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曹岫云的文章，里面有稻盛和夫1987年在京都經濟同友會上的講話。當時日本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在外國看來“已經富得流油”，歐美擔憂日本如果繼續強大下去，必將對他們構成威脅，“世界財富是否會盡數流向日本？”

而在此背景下，日本的主流聲音是這樣的——

“我們不斷努力，生產優質產品并以便宜價格出售，獲得美國民眾的好評，他們樂于購買我們的產品，這究竟哪里不對？”

“如今的美國，許多人不再辛勤工作，因此美國經濟陷入停滯，這是他們自做自受，不是日本的責任。”

但稻盛和夫認為，這種僅僅抓住表面現象、不思考事物本質的做法，只會讓日本再次走錯方向，“過去我們一直以為正確的價值觀，必須來個180度大轉彎。”

怎么轉？他提出了“共生”（Living together）的思想——商業的本質，是因為有對方存在，才有所謂買賣。

“過去，日本積極開展經濟活動，是為了擺脫饑餓和貧窮。現在這個目標實現了，但我們絕不能忘記，世界上還有其他眾多國家和人民，我們豈能獨善其身，豈能片面追求自身經濟的發展。”

“這個世界上既有走向衰落的民族，也有即便拼命勞作依然食不果腹的民族。不管何種情況，日本都必須與這些國家和人民攜手共進。我們必須確立‘Living together’的方針，哪怕遭受損失，也要與他們共同前行，否則日本自己也將難以為繼。”

曹岫云還寫道，2010年11月1日，稻盛先生訪問青島海爾總部，在回答張瑞敏先生關于阿米巴經營與績效考核時說：“我珍視企業中每一位努力工作的員工，我不會在員工中簡單地劃分所謂優劣。”稻盛先生強調實力主義，不搞論資排輩，不搞平均主義大鍋飯，但他不會，也從來沒有在認真工作的員工中搞什么“優勝劣敗”。

稻盛和夫在差不多40年前的思考，他的與社會共生、與世界共生、與自然共生的“共生”理念，對中國企業今天走出“競爭性”內卷和“內卷式”競爭的誤區，應該很有啟示。

很多學者說，西方文化是個人本位，推崇自我意志，中國文化是關系本位，講求和諧共生。但從當下的“競爭性”內卷看，很難說我們是和諧共生的。

宋志平說，如果從思想源頭上形成正確的競爭觀，就不怕攻克不了內卷。“大企業不僅要能自己賺錢，還要能帶頭維護好行業利益，讓行業里的大多數企業都能賺錢。”“那些競爭有序、發展健康的行業，都是大企業帶頭守規矩、不打惡性價格戰，積極維護行業整體利益，這幾乎成了一種規律。”

而我覺得，要讓中國這一代企業家真正做到不卷，很難。

因為他們是我們所在的這個“追趕型時代”的縮影。在這個“不奮斗就空虛”的時代，他們習得的知識主要都是快的知識、卷的知識、效率的知識、緊趕慢趕的知識、競爭求存的知識，而比較缺乏慢的知識、美的知識、松弛的知識、共生共贏的知識。他們有一種巨大的慣性，也很難改變慣性背后的價值觀。

盡管如此，我還是寫了這篇文章。因為我相信，沒有發自內心的覺悟，沒有一場基于價值觀的認知革命，靠任何外部的手段、有形的手段，短期可能會見效，但過不了多久，問題可能又會復發。

最后再說一句，價值觀革命，對于政府也是適用的。政府現在正在進行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學習教育，就是一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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