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只問馬可·波羅來過中國嗎？他的眼睛里藏著一個被低估的非凡時代

如果列出一份關于中世紀的“頂流”人物榜單，一定少不了這兩位意大利人。

一個是佛羅倫薩的詩人但丁·阿利吉耶里，他的代表作《神曲》被譽為意大利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另一個，則是威尼斯的馬可·波羅。

有趣的是，這兩位同時代的意大利人，生前境遇卻截然不同。但丁因政治斗爭失敗被驅逐流亡，他的《神曲》雖后世封神，但在當時卻只是小眾讀物。

而馬可·波羅則憑借一本游記，成了歐洲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手抄本一傳再傳，甚至影響了幾個世紀后的哥倫布遠航。

馬可·波羅

可以說，若論對世界的“出圈”影響力，馬可·波羅當之無愧。

他不是查理大帝或征服者威廉那樣至高無上的帝王，也非圣方濟各或圣女貞德那樣至善至德的圣人。

他只是一個威尼斯商人的兒子，但他恰巧生活在一個非凡的時代——蒙古人成吉思汗及其后繼者的征服，為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跨亞洲溝通和交流創造了條件。

Part.1

1254 年，馬可?波羅出生時，拉丁歐洲與蒙古亞洲之間的陸路已然開啟，東西世界逐漸連通。

馬可·波羅的路線

1271年，十七歲的馬可·波羅跟隨父親和叔父離開威尼斯，前往大汗忽必烈的宮廷。這一去，就是二十四年。

在忽必烈的宮廷里，這個威尼斯年輕人展現出非凡的語言天賦，還能繪聲繪色地講述遙遠地方的風土人情。他因此深得大汗賞識，從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一直在大汗的宮廷里任職。

1295年，四十一歲的馬可終于回到威尼斯。此時距他離開家鄉，已整整二十四年。

三年后，他成了熱那亞的囚犯。但也正是獄中，他遇到了一位擅長撰寫亞瑟王傳奇的作家——魯斯蒂謙。

紀錄片《馬可·波羅從歷史走入現代》

一個帶著東方故事的威尼斯商人，一個會寫傳奇的比薩作家，兩人攜手撰寫了一部關于“世界各地的奇聞和偉大奇跡”的書——《寰宇記》，也就是后來被人們熟知的《馬可·波羅游記》。

紀錄片《馬可·波羅從歷史走入現代》

學者們至今無法將其歸入任何一種類型——它像商人手冊，又像奇跡之書；像十字軍小冊子，又像傳教手冊；像編年史，又像百科全書；像古法語史詩，又像浪漫主義小說。

Part.2

今天，人們習慣把馬可·波羅在東方的游歷等同于“他發現中國”。在很多人的腦海中，他與中國的聯系似乎最為密切。

在《馬可·波羅游記》中，有大量關于元朝的描寫：宏偉的都城、暢通的驛路、繁榮的市集、精巧的器物與有序的治理等。

電影 《馬可·波羅》

書中還特別記載了盧溝橋的細節：“河上有一座石橋精美絕倫，石橋的結構大致如此：長有三百步，有至少八跨步寬，十個壯如山的男人并排走也不顯得擁擠，這是座二十四拱橋，用精美的大理石建成堅固無比，總而言之是一件杰作。”也正因如此，盧溝橋在西方被稱為馬可波羅橋。

然而，若僅僅停留于此，反倒窄化了他所見證的那個非凡時代。

在馬可·波羅的敘述中，忽必烈是“世上從未有過如他一般的最強大的統治者——擁有最多的人口、最廣袤的土地和最多的財富”。忽必烈的偉大功績是獨一無二的，“人類始祖亞當以來迄于今日”，任何人都無法與之相比。對于習慣于以亞歷山大、愷撒或查理大帝作為權力標準的歐洲讀者來說，這簡直是一個聞所未聞的奇跡。

但馬可·波羅真正講述的，是一個遠比“中國”更廣闊的世界——那是一個由拉丁歐洲、拜占庭帝國、伊斯蘭世界、蒙古帝國交織而成的互聯體系，一個被蒙古人重新整合的歐亞市場。這個體系，正是早期全球化的雛形。

電影 《馬可·波羅》

麝香的貿易，恰是這一整合過程的絕佳見證。

這種產自西藏高原的珍貴香料，曾出現了伽色尼王朝的烹飪書中，也被載入了埃及官僚的百科全書。波羅家族的記載則更為具體：1324年馬可·波羅去世時，財產清單中就列有三箱價值217杜卡特的麝香；他叔叔的遺囑則顯示，他們曾接受商業伙伴用麝香抵償欠款。

而這正揭示了一條由蒙古帝國貫通的東西貿易通道：經呼羅珊商路向西穿越波斯，抵達地中海口岸，最終出現在歐洲香料商的貨架上。

同樣，珍珠的流通網絡也見證了蒙古統治下的市場整合。

產自馬八兒國（今印度）的珍珠通過福州進入中國，同時向西經霍爾木茲轉運至亞歷山大港。馬可·波羅筆下福州市場上“許多印度商船載著往來于印度洋諸島的商人云集”的景象，正是這一體系的真實寫照。

在蒙古的經濟和文化中，珍珠有著重要的意義。它與寶石、黃金、白銀、絲綢一樣，都是商人定期上繳國庫以換取紙幣的珍貴商品。在宮廷畫師為忽必烈的察必皇后所繪的著名肖像畫中，察必的孛黑塔上裝飾著簇擁成花朵圖案的珍珠，耳際兩側垂著長長的珍珠流蘇，盡顯皇家的雍容華貴。

絹本彩繪《元世祖皇后徹伯爾·察必皇后畫像》

這條貫穿印度洋的航線，在蒙古統治下獲得了的安全保障。即便經過古吉拉特海盜出沒的危險水域，商人們仍能依靠蒙古帝國建立的驛站體系和商業法規，將商品安全送達。

蒙古帝國的崛起，改變了歐亞大陸的貿易格局，讓中國、印度、中亞草原與印度洋貿易圈連接成一個整體，將“草原之路”與“海上之路”真正地連接起來。

Part.3

在《寰宇記》的第一章中，有這樣一段話：“馬可·波羅先生條理清晰地描述了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如大亞美尼亞、波斯、韃靼、印度和諸多其他地區——所有偉大的奇跡和最豐富的多樣性。”這是一個可擴展的大框架，凸顯了13世紀世界多樣性和復雜性。

而將馬可·波羅的記載與同時代作家的著述相比較，更能凸顯其世界觀的非凡包容性——這種視野既源自父輩重商的務實精神，也得益于他對世界多樣性的親身體認。

13世紀70年代中期，馬可·波羅獲得大汗賞識；十余年后，趙孟頫也踏入宮廷。南宋末年，他承襲皇室先輩的遺韻；進入元朝官僚體系后，他將目光轉向唐朝——那個同樣因中亞淵源而向世界敞開的強盛王朝。至14世紀初，他又轉向北宋風格，一生歷經忽必烈等五任皇帝，書法日益精進，終臻化境。

趙孟頫

13世紀90年代初，馬可·波羅啟程西歸，途中在德里蘇丹國的港口停留，沿著拜占庭公主的足跡穿越伊兒汗國，這些經歷都在他筆下化為對不同文明的記錄。

這正是美國學者莎朗·木下在《馬可·波羅和他的世界》中想要呈現的圖景。

她既不重復馬可·波羅的傳奇經歷，也不糾結于《馬可·波羅行記》所述的歷史是否嚴絲合縫，而是將關注點從馬可·波羅個人延伸至他所處的那個非凡時代，一個由貿易與文化交流連接起來的全球化雛形。

作者借由這些見聞，如拼拼圖般勾勒出一個迥異于傳統認知的蒙古世紀，也為當今世界的協同發展尋找著古老而新穎的智慧注腳——以陸海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互鑒超越沖突，以共存超越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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