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序幕為何在中國拉開？全球史觀給我們一個關鍵答案

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和20世紀中國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二戰”史和20世紀世界史的一部分。因此，回望和研究中國抗戰，須置于中國史和世界史結合的語境之下。

“二戰”更為精當的紀念性表述應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二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由不同觀察視野得出的對戰爭的不同定義。“二戰”以數字為標識，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相對應，反映出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世界經歷了兩次全球性戰爭的客觀事實。但是，這個名稱不能反映“二戰”的性質。“二戰”的本質是以抵抗侵略擴張、捍衛公道正義的反法西斯同盟國陣營為一方，以肆意侵略擴張、踐踏文明底線的法西斯軸心國陣營為另一方，雙方進行激烈的生死對抗的戰爭。所以，對于這場戰爭的一般性表述可以是“二戰”，而更為精當的紀念性表述則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后人紀念的是明確歸屬于正義一方的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而不僅僅是以數字為標識的“二戰”的結束。可見，不同的觀察視野會形成不同的戰爭定義，進而導致不同的歷史書寫方式。例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蘇聯衛國戰爭，強調的是其抵抗侵略、保家衛國的性質；而“太平洋戰爭”以其地域概念，模糊了戰爭的真實性質；至于“大東亞戰爭”乃至“大東亞圣戰”，是當年日本侵略者對外鼓吹所謂戰爭“合理性”的扭曲表述。因此，觀察視野的確立，在歷史研究尤其是牽涉多國歷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當我們作為后來者回望歷史，研究作為反法西斯戰爭史、“二戰”史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抗戰史時，首先需要確立全球視野。

作為新興和后發的殖民—帝國主義國家，日本表現得更為沖動和貪婪

“二戰”發端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如果我們再往前追溯，“一戰”期間，日本出兵中國山東并咄咄逼人地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意圖獨占中國。“一戰”結束后，由主要戰勝國縱橫捭闔形成的新國際秩序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使日本既是受益者——擴大了在中國的勢力范圍及影響，也受到一定約束——還不能獨占中國。日本和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英美之間既有協調，矛盾也在逐漸上升。實際上，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列強之間通過各種利益勾連，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認日本在中國的優勢地位和“特殊利益”，如1917年的日美“蘭辛—石井協定”，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但是，作為新興和后發的殖民—帝國主義國家，日本表現得比老牌殖民—帝國主義國家更為沖動和貪婪，尤其是一直輕視甚至蔑視近鄰中國，一直企圖讓中國成為其獨占殖民地或勢力范圍。日本不能容忍北伐戰爭前后中國出現的統一趨向，產生了擔憂中國不會依附于其下的所謂“緊迫感”，其對華政策也日漸激進，轉向更加主動的大陸侵略政策，所以才有1928年再次出兵山東，造成“濟南慘案”，其后又在東北制造“皇姑屯事件”。這一系列動作的目的都在阻撓中國的統一，這些都是后來九一八事變的預演。其后，日本軍部的影響力日趨增大，九一八事變正處在日本這種內外政策變化的時間延長線上，絕非偶發或單一事件。

九一八事變不僅是對中國國家主權的侵犯，而且是對當時既有國際秩序體系的挑戰

在全球視野下，中國發生的事不僅關乎中國，也事關世界。“一戰”開始后的中日關系不僅影響東亞國際關系，也影響到世界性的國際秩序，影響到國際關系的演變。為什么說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入侵中國東北，拉開了“二戰”的序幕？因為日軍的入侵，不僅是對中國國家主權的侵犯，而且是對當時既有國際秩序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挑戰。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基本放棄了對英美的“協調外交”，轉而采取“自主外交”并退出國際聯盟。日本認為這樣做有利于突破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束縛，有利于對中國的擴張并獨占中國。1936年日本政府提出：“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在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為目標……海軍軍備應以對抗美國海軍，確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權為目標。”這更明確表明，日本已不打算再受當時既存國際秩序體系的約束，而是意圖以其“新秩序”取代“舊秩序”，甚而為此甘冒兩線作戰的風險。

盡管日本意圖打破的這個國際秩序體系由當時的西方大國主導，主要還是有利于這些國家的利益，未必那么公道正義，但任何既存國際秩序體系的被打破，必然意味著新體系的醞釀和形成，不能不引起既存國際秩序體系與國際關系的變動，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軍國主義日本和納粹德國的法西斯陣營企圖強加給世界的“新體系”和“新秩序”，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權乃至反人類的，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動蕩、痛苦和災難，世界也因此而開始反法西斯力量與法西斯的生死較量。因此，在這樣的全球視野下觀察中國抗戰，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二戰”中的地位和作用便得以凸顯。中國的抵抗意味著中國最早意識到法西斯侵略擴張的危害，意味著中國最早開始阻止法西斯侵略擴張的步伐，意味著中國最早發出法西斯侵略擴張將波及世界的警示。因此，中國自1931年開始堅持了14年之久的抗日戰爭，不僅是為了保家衛國而抵抗日本的侵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二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引領了世界范圍內反法西斯斗爭的歷史潮流。

與“一戰”不同，“二戰”的爆發是一個較長時期的過程，經歷了從局部戰爭逐漸發展為全球性戰爭的過程。其中，中國既是法西斯侵略的最早受害國，也是打響反法西斯侵略槍聲的最早抵抗國。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不僅是為了吞并中國，也是法西斯全球性侵略擴張的前奏，其企圖建立的是法西斯統治下的世界秩序。還在局部抗戰階段，毛澤東便已洞察：“日本侵略不僅威脅中國，而且也威脅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系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人民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不僅指向中國，而且也指向這些國家。這樣，日本的侵略就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應由太平洋地區所有國家來對付的問題。” 當時的美國，雖然不滿日本擴張影響到自身利益，故在九一八事變后由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提出“不承認主義”，以示對日本擴張的消極抵制。但是，因為傳統的孤立主義立場和現實利益考量，“一些目光短淺的美國政治家以為中國的滅亡與他們無關”，對援助中國抵抗日本持消極態度。中國的持續抵抗，不斷警示了日本侵略擴張的危害，揭示出“美國的東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緊密連結在一起”，美國“在太平洋的真正責任是同直接威脅美國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國主義作斗爭”。正是在這樣的多方矛盾和博弈過程中，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中國如果戰敗，英、美等國將不能安枕……援助中國就是援助他們自己”等認識，才能逐漸被英美所接受。當世界性的大戰最終全面爆發之際，中國戰場成為“二戰”的東方主戰場才是順理成章、符合歷史演進邏輯的認識。

從全球視野觀察，中國在“二戰”中發揮的作用體現在多方面

從全球視野觀察，中國在“二戰”中發揮的作用體現在多方面，其中值得特別關注的是中國抗戰有力支持了周邊國家和世界殖民地國家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如上所述，日本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挑戰了當時歐美主導的國際秩序，所以，日本曾企圖利用歐美殖民宗主國與殖民地國家的矛盾，打出所謂“黃種人反抗白種人壓迫”的旗號，以此呼應亞洲殖民地國家民眾的獨立訴求，實現自己的獨霸野心。但是，中國的堅定抵抗破解了日本的宣傳囈語，使其陷入不能自圓其說的困境。同時，中國以弱對強的抵抗，大大激發了殖民地國家民眾爭取民族獨立的信心和信念。而且，中國對世界上的弱國和殖民地國家爭取和捍衛民族獨立的堅定支持，如支持埃塞俄比亞抵抗意大利法西斯入侵，支持周邊朝鮮、越南、印度等殖民地國家爭取民族獨立，以及在聯合國醞釀成立過程中及其成立后強調非殖民化的意義，也在改善國際關系、實現國與國關系平等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聯合國憲章》制定的過程中，中國堅持列入反對殖民統治、實現殖民地國家獨立的內容。因為法西斯陣營侵略的對象不少是殖民地國家，這些國家抵抗侵略的過程，也就是爭取民族獨立的過程。中國對殖民地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就是對反法西斯戰爭作出的重大貢獻，而且這個貢獻一直延續到戰后，對于“二戰”后的世界殖民地國家民族獨立浪潮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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