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內卷口號再響，不如多放年輕人幾天年假

當年輕人既有穩定收入，也有可以安心休息的閑暇時間，他們才可能真正走出辦公室，成為消費群體中最有活力的那部分。

撰文丨丁慧

“工作不滿10年只有5天年假”的制度，再次成為輿論熱點。

今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汪玉成提出，應當推動修訂《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按工齡遞增增加假期，同時嚴格落實雙休制度，讓年輕人“有假休、敢消費”。

這一建議之所以迅速登上熱搜，是因為觸及了一個更深層的社會問題，也即是，當代中國的年輕勞動者，究竟有沒有真正的閑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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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度層面看，我國的帶薪年休假制度形成于2008年。按照規定，累計工作滿1年不滿10年的職工，每年可以有5天年假。這樣的設計在當時或許有其現實背景，但放到今天的就業現狀下，就略顯僵硬。

如今的職場主體，正是那些工作年限不足10年的年輕人，他們承受著房租、房貸、教育和生活成本的多重壓力，卻只能享有極其有限的假期時間。更現實的是，這5天的年假在許多企業中還未必能夠完全兌現。

于是，就出現了一個頗為詭異的局面。一方面，人們不斷討論著“反內卷”“擴大消費”，社會也希望年輕人多旅游、多消費、多為GDP增長做貢獻；另一方面，大量年輕人卻處于“沒假休、不能休、不敢休”的現狀。

在這一背景下，胖東來這家區域零售企業的實踐反而提供了另一種思路。

近年來，胖東來頻頻被放在輿論場、以“打工人夢想中的模范企業”的姿態被討論。有意思的是，胖東來的典型正在于其“非典型”——不以規模取勝，卻以員工待遇好而聞名。

平均月薪扣除五險一金后9000元左右，在行業中處于高位；員工每天工作7小時，一周不超過36小時；年假達到40天，堪比歐洲發達國家的休假時間；并且員工平均每人還能得到20萬元的利潤分紅。

在一眾月薪5000塊左右、甚至難以兌現基本法定休假權益的企業之中，胖東來著實是一股清流。當然，企業能夠花費這般功夫在員工福利上，還是靠執行其老板于東來的個人理念才得以實現。

于東來的做法之所以引起熱議，是因為他扭轉了現有社會一種思維定式，那就是企業利潤和員工福利之間不是一種零和博弈的關系。而且證明了：當員工福利被制度有效保障時，反倒可以激發出員工更強烈的工作意愿，企業一樣能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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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今年“兩會”熱議工時與休假之際，胖東來又公布了一個引發輿論討論的調查結果，和“工作不滿10年只有5天年假”的輿論形成某種奇妙的互文。

胖東來于2月23日至24日對員工發起了一項調查問卷，詢問員工是否愿意“增加休假、降低薪資”，并于3月8日公布了調查結果。問卷覆蓋了10214名員工，回收率達94.83%，多少說明了這是一次有效的問卷調查，而不是走走形式。

調查結果顯示，超八成員工拒絕降薪增假，選擇維持現有的7小時工作制，40天帶薪休假不變。當一部分人還在為爭取5天法定年假而焦慮，胖東來的員工已經有底氣在“有錢”與“有閑”之間進行理性的權衡。這也充分說明，當收入與休息都得到基本保障時，人們才有更多的選擇權。

當然，現實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企業的“打工人”，還不具備這種選擇權。

從更宏觀的經濟邏輯來看，這還關系到社會消費結構的變化。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總習慣把“生產能力”當作發展的核心指標，但在當下的經濟環境中，真正稀缺的不是產能，而是有消費能力的消費者。

工廠可以擴建，生產線可以升級，技術可以迭代，但如果缺少愿意消費的人群，再“降維打擊”的生產能力也難以轉化為真實的需求，不少企業不得不“朝外使勁”，長久以來只能靠外貿賺錢。

這也正是當前許多行業面臨的現實困境。產能不斷提升，價格卻持續下探，企業之間陷入“內卷化”競爭，東西卻賣不出去。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勞動者既沒有充足收入，也沒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那么他們自然很難成為穩定的消費力量。所謂“擴大內需”，也就很容易停留在口號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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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邏輯，放在全球經濟史上也并不陌生。

“二戰”后，美國經濟曾經歷過長達二三十年的“消費黃金時代”。很多人把這段繁榮歸因于技術進步或產業升級，但更深層的原因，其實是消費能力的大規模擴張。

當時美國通過工會制度、工資增長機制以及社會福利體系，讓大量普通工人進入穩定的中產階層。他們不僅有收入，也有時間。

周末制度逐漸普及，帶薪休假開始成為常態。住房、汽車、家電、旅游等消費迅速爆發，形成了巨大的內需市場。企業生產的商品，被自己的勞動者買走；勞動者的消費，又反過來支撐企業繼續擴大生產。生產與消費，形成了一種正向循環。

這背后其實有一個非常簡單的經濟學邏輯。在工業社會早期，稀缺的是生產能力；而在工業能力高度發達之后，稀缺的往往不再是產能，而是消費者。

今天中國許多行業，其實已經逐漸進入這個階段。制造能力不斷增強，生產效率越來越高，但消費增長卻明顯放緩。

很多企業還在拼命擴產能、壓成本、卷價格，卻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果勞動者既沒有錢，也沒有時間，那他們又如何成為真正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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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同樣也面臨這種邏輯。多數年輕人既是“打工人”，也是消費者。如果他們的閑暇時間被過度壓縮，加之收入增長緩慢，消費力自然難以釋放。

旅游、文娛乃至許多服務業，本質上都是時間型消費，沒有閑暇時間，再多優惠政策也難以激發年輕人的消費意愿。

因此，討論年休假制度，不僅僅是勞動者的勞動權益問題，也與經濟結構密不可分。更充足、更可執行的休假制度，不僅能夠改善勞動者的生活質量，緩解長期加班帶來的身心壓力，更能為旅游、文娛等服務業創造更加穩定的消費需求。

當然，制度調整并不是簡單地多給幾天假。現實中，不少企業仍然面臨經營壓力，一些中小企業更擔心員工多休假會增加經營負擔。真正可行的改革，往往需要制度保障與企業激勵并行：既要通過勞動監察部門讓雙休和年假落到實處，也要通過稅收、社保或政策激勵措施，讓企業在執行員工休假制度時減少顧慮。

企業休假制度的完善，本質上是對勞動價值的一種再確認。一個健康的消費社會，往往呈現出中間群體龐大的“橄欖型結構”。如果勞動者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消費能力，整個社會就容易陷入高強度生產和低消費需求的惡性循環，企業和市場最終都會陷入困境。

從這個意義上看，給年輕人多一點假期，并不只是福利問題，而是一種長遠的社會投資。當年輕人既有穩定收入，也有可以安心休息的閑暇時間，他們才可能真正走出辦公室，成為消費群體中最有活力的那部分。

在這個時代，產能從來不是稀缺資源，真正稀缺的，是愿意消費、有能力消費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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