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最神秘高官：三朝不倒，差點娶了宋美齡，后來成了蔣介石上司

說起譚延闿這個人，現在知道的人不多了。但一百年前，在民國那段亂世里，這可是個誰都繞不開的主兒。

我第一次認真琢磨這個人，是因為好奇：在民國時期，總統像走馬燈一樣換，軍閥打來打去，今天你上臺明天我下野，怎么就有這么一位，大清時候他是湖南的議長，袁世凱時候他是都督，蔣介石時候他又是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人稱“政壇不倒翁”，也叫“水晶球”，還有人叫他“譚婆婆”。這些外號擱一塊兒，聽著就像個老好人、和事佬。

譚延闿是1880年生人，出生在杭州。他爹譚鐘麟是大清的官，做到兩廣總督，那是真正的封疆大吏。不過譚延闿是庶出，他媽是丫鬟出身，吃飯的時候，他媽只能站著伺候，不能上桌。這事兒在他心里埋了一輩子，后來他發跡了，他媽去世，他死活非要運回去和父親合葬，家族里那些老頑固不同意，他就發脾氣說“什么規矩，在我這兒就得改”，硬是給辦成了。從這事兒能看出來，他表面上和和氣氣，心里頭有自己的一桿秤，認準了的事兒，誰也攔不住。

他打小就聰明，讀書寫字都是一把好手。十三歲中秀才，二十二歲中舉人，二十四歲那年——也就是1904年，他跑到開封參加會試，考了第一名，成了中國科舉史上最后一個“會元”。本來殿試有機會中狀元，結果慈禧太后一看，這人姓譚，又是湖南的，心里就犯了嘀咕，想起那個鬧變法的譚嗣同了，心里膈應，愣是把狀元給了別人。

后來他進了翰林院，成了編修。這事兒說起來挺有意思，大清兩百多年，湖南愣是沒出過一個會元，譚延闿算是破了天荒。可也正因為他離那個最高位置就差一步，他大概早早地就明白了一個道理：有些事兒，光憑本事沒用，還得看命，看人臉色。

再后來，辛亥革命了，大清說沒就沒了。譚延闿那時候在湖南當咨議局議長，本來是個立憲派，想的是君主立憲，慢慢改良。可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在長沙起義成功沒幾天，就被亂兵給殺了。亂兵殺了人，還得找個能服眾的人出來主事，想來想去，就想到了譚延闿。

據說那幫人直接沖到他家里，把他從床上薅起來，塞進轎子里，抬著就走。譚延闿嚇得在轎子里哭了一路。就這么著，他稀里糊涂當了湖南都督。這事兒擱別人身上，可能覺得是天降大運，可譚延闿心里明白，這哪兒是官兒啊，這是火坑，一個不小心，焦達峰他們的下場就是他的下場。

他三任湖南都督，起起落落，夾在北洋軍閥和南方革命黨之間，硬是憑著一股“柔”勁兒，把湖南這塊地盤給守住了。他跟誰都能談，跟誰都能笑呵呵的。袁世凱那邊他應付著，孫中山那邊他也搭著線。有人說他是“水晶球”，八面玲瓏，圓滑得很。可你仔細看他干的事兒，他心里有底線。

1913年“二次革命”，孫中山他們起兵討伐袁世凱，譚延闿一開始不敢動，后來看周邊都動了，他也宣布湖南獨立。可沒幾天，討袁軍打敗了，他又趕緊取消獨立。這一下，兩頭不討好。袁世凱記恨他，把他撤了職，判了四年刑，后來托人說情才免了，他就跑到我們大青島躲著。那時候他就顯出他的另一個特點：能屈能伸，絕不硬碰硬。這在那亂世里頭，其實不是滑頭，是保命的智慧。

他跟孫中山的關系，也很有意思。譚延闿后來二次革命失敗，在湖南待不住，跑到上海。1922年，陳炯明造反，炮轟總統府，孫中山被困在永豐艦上，那是最落魄的時候。就在這時候，譚延闿跑到廣州，跟在孫中山身邊，不離不棄。

據說他槍法極好，跟北洋軍官比過賽馬打靶，十發全中，雙手開槍也能中。那時候他守在孫中山身邊，是真拿著槍準備拼命的主兒。孫中山特別感動，覺得這人講義氣，是條漢子，對他信任得不得了，想撮合他和宋美齡，把剛從美國回來的小姨子嫁給他。

這事兒要是成了，譚延闿就成了蔣介石的連襟，歷史可能就得改寫了。可譚延闿這時候顯出他的另一面——重情義，守承諾。他老婆方榕卿死得早，臨死前托付他把幾個孩子拉扯大，別再娶。譚延闿答應了，就一直記著。孫中山提親，他不好直接拒絕，就想了招兒：備了厚禮去宋家，認了宋老太太當干娘，又把宋美齡認作干妹妹。這么一來，輩分亂了，婚事自然黃了。

后來宋美齡跟蔣介石好上，宋家有人不同意，還是譚延闿出面撮合、說好話，最后還當了蔣宋聯姻的介紹人。這事兒辦得，既沒得罪孫中山，又守住了對亡妻的承諾，還給蔣介石送了個人情。你說他是圓滑也好，是通透也罷，總之，他把一件難事兒給辦得滴水不漏。

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譚延闿當過幾個月的國民政府主席，后來讓給了蔣介石，自己轉任行政院院長。在那個位置上，他給自己定了“三不主義”：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人。別人在官場上爭權奪利，他倒好，整天笑瞇瞇的，開會也不多說話，簽字畫押完事兒。

有人笑話他是“伴食宰相”，是“活馮道”。可他私下里跟朋友說過：

他這話說得通透。他不是沒本事，也不是沒主意，而是看透了。在那亂世，你爭我奪，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就翻臉，今天的風光明天可能就掉腦袋。他見過太多起落，知道有些事兒爭也沒用，不如不爭。他把精力放在哪兒了？一是讀書寫字，二是吃。

譚延闿的書法，那是真厲害。民國四大書法家，他排第一，寫顏真卿的楷書，后人說他“從民國至今，寫顏體的人無出譚延闿之右”。南京中山陵那兩塊大碑，“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于此”，就是他寫的。那字寫得，雄渾厚重，端莊大氣，一看就讓人覺得穩當。

他跟于右任、胡漢民、吳稚暉并稱四大家，各占真草隸篆一味。字如其人，他的字寬博，顧盼自雄，可里頭又透著一股含蓄和內斂。據說他臨顏真卿的《麻姑仙壇記》，臨了兩百多遍，功夫下得極深。一個整天在官場里打滾的人，能沉下心來寫這么多字，心里頭沒點真正屬于自己的天地，是做不到的。

再說吃，譚延闿是出了名的美食家，有人叫他“民國第一吃貨”。他愛吃，會吃，家里養的廚子都是高手，專門研究怎么做菜。湘菜里頭的“組庵魚翅”、“組庵豆腐”，就是他家里傳出來的。他每頓飯都得有魚翅，出門在外也得帶著廚子，別人管那廚子叫“魚翅副官”。

后來身體不行了，醫生說他血壓高，讓他忌口，他不聽，說“以前已經吃錯喝錯，何必現在戒它，反令我痛苦呢？”醫生警告他，這樣下去，要么腦溢血，要么半身不遂。他倒想得開，說那還是腦溢血吧，一下子過去，省得癱在床上受罪。

這話說出來，透著股灑脫，也透著股看透生死的淡然。1930年9月21號，他中午吃了一頓魚翅，下午去南京東郊看馬，突然頭疼得厲害，送到醫院，腦溢血，第二天人就沒了，正好五十歲。真就應了他自己的話，一頓魚翅，把他給送走了。

譚延闿死后，蔣介石給他辦了國葬，還把他的墓建在中山陵旁邊，靈谷寺那兒，規模僅次于孫中山。墓碑上本來刻著蔣介石題的“譚公延闿之墓”，后來新中國成立，字被磨掉，改成了“靈谷深松”。現在去那兒看，還能找到遺跡。

回頭再看譚延闿這一輩子，我覺得有句話說得特別準，是他幕僚謝奄評價的：

有人罵他是滑頭，是投機分子，可我覺得，在那亂世里頭，能活下來，能體面地活下來，能活到最后讓那么多人心服口服，讓蔣介石這樣的人給他送葬，讓毛主席這樣的人早年請他題字、贊助他四百大洋辦書社，這本身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靠的不是硬碰硬，而是一個“和”字，一個“通”字，一個“透”字。

譚延闿有一句名言，叫“混之用大矣哉”。別人拿這話笑話他，可他自己不以為意。

他那“混”，不是渾水摸魚，而是混混沌沌、大智若愚。他知道什么時候該進，什么時候該退，什么時候該露一手，什么時候該裝糊涂。他把人生看得太透了，以至于少了些激情，多了些圓融。

可也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在那個波詭云譎的時代，保全自己，也保全家人，安安穩穩地走到最后。

這就是我眼里的譚延闿。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奸雄，他是個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