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谷正文晚年回憶：所有被捕的人中，只有張志忠算得上硬漢

一個特務頭子，一生親手送走了無數革命者。晚年，他卻主動提起一個名字。不是為了炫耀，而是——他不得不服。

這個人叫張志忠。被關了四年，挨遍了所有酷刑，蔣經國親自來勸了兩次，一句沒松口。

最后走上刑場，是他自己催的。

1910年，臺灣嘉義新港鄉，一戶赤貧農家添了個孩子，取名張梗。

那是日本殖民臺灣的第十五年。嘉義的農民種著地，交著租，低著頭過日子。張家更窮，窮到孩子讀完公學校，就得出去打工養家。張梗先進了合隆商號做事，后來靠著同鄉仕紳林維朝資助，才得以渡海到廈門求學。

這一走，走出了另一個人。

廈門的學運氣氛很濃。1924年前后，張梗在集美大學就讀期間，跟一群臺灣同鄉搞起了"閩南臺灣學生聯合會"，出刊物，聯絡上海的臺灣學生圈子，開始接觸進步思想。那時候他還不叫張志忠，但那股勁兒已經在了——不安分，想做事。

1925年，他回到臺灣，加入臺灣無產青年會。在嘉義農村里頭跑來跑去，發動農民，講道理，搞運動。那年他才十五歲。

1927年，他因為領導嘉義地區抗日活動，被日本殖民當局逮進去了。出獄之后沒有消停，輾轉跑去大陸，繼續干。

1932年，他在漳州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也是在這前后，"張梗"這個名字改掉了，換成了張志忠——忠于志向的意思。

改名這件事，多少能看出點什么。不是一時沖動，是認準了一條路。

1939年，張志忠抵達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后被分配到八路軍一二九師劉伯承麾下的冀南敵區工作部，化名張光熙，專門對日軍做統戰工作——喊話、散傳單、策反，是典型的對敵心理戰。他在敵后干活，靠的不是武力，靠的是膽和腦子。

從嘉義貧農家的孩子，到延安抗大的學員，再到八路軍的對敵工作干事。這條路走了將近三十年，每一步都往更深處走。他不是被推著走，是自己選的。

抗戰勝利，1945年。

臺灣回歸，但中共中央的眼光已經落在了這座島上。

任務很快下來——在臺灣重建黨組織，為將來做準備。這個任務，交給了臺灣籍干部蔡孝乾擔任省工委書記，張志忠被委任為武裝部部長。

1946年初，蔡孝乾帶著張志忠等人先到上海集合，跟華東局的人接頭，培訓了一個月。同年3月，"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4月，張志忠先行一步，從基隆上岸，落腳臺北，開始干活。

他帶的身份是"楊春霖"，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商人。看起來是個做生意的，實際上在到處布點、發展黨員、建立聯絡網絡。臺北、桃園、鶯歌、中壢、楊梅——一個黨支部接著一個黨支部落地。

1947年初，局勢驟然緊張。1月9日，臺北爆發萬名學生的"反美抗暴"大游行，喊的是"美軍滾回去"，游行隊伍整整一條街，秩序井然，沒出任何亂子。這場游行，是張志忠在幕后策劃組織的。

二月底，"二二八"事件爆發。這場波及全臺的民變，給了地下黨組織難得的機會。

張志忠在嘉義迅速行動，聯絡地方反抗人士李媽兜、陳篡地、許分等人，組成"臺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他自任司令，簡吉任政委。縱隊下轄樸子、北港、新港等八個支隊，3月4日參與圍堵嘉義水上機場，并計劃與臺灣中部謝雪紅的"二七部隊"會師。

但國民政府軍整編二十一師很快抵達。戰況急轉，縱隊轉入山區，改稱"臺灣自治聯軍"，之后人員化整為零，張志忠轉至鶯歌繼續活動。

暴露的風險越來越大，但他沒有撤。

1948年6月，他赴香港參加中共召集的"臺灣工作干部會議"，跟臺盟領導人謝雪紅當面溝通島內地下工作的情況。回臺之后，組織擴展更快——義民中學黨小組在他主導下迅速壯大，竹山武裝工作隊建起來了，各地的黨支部越來越密。

據蔡孝乾自己的說法，到1948年底，臺工委正式黨員已超過1300人，加上即將入黨的同情群眾還得再加兩千，可動員的普通群眾估計能到五萬。

這張網，織了整整兩年。誰也沒料到，負責織這張網的人，會親手把它燒掉。

1950年1月底，臺北泉州街，一處普通住所門外。保密局特務已經在這里蹲了三個月。他們等的人，是代號"老鄭"的蔡孝乾——臺工委書記，張志忠的頂頭上司。那天蔡孝乾從外面回來，特務直接撲上去。

蔡孝乾是唯一參加過長征的臺灣人，爬過雪山，過過草地，不是沒吃過苦。但在臺灣，這個人已經徹底變了。出入高檔餐廳，穿考究西裝，跟地主資本家打交道，早就被特務盯上了。

審訊沒持續太久。據史料記載，蔡孝乾在短短一周之內，幾乎將所有掌握的信息全部交代。地下黨員名單、聯絡方式、藏匿地點——一條條往外倒。寫出來的材料，據說摞起來有半人高。

1950年2月7日，保密局從蔡孝乾的筆記里找到一個地址，綜合陳澤民的口供確認目標，當天逮捕了張志忠。

這離張志忠最初被盯上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月。事實上，早在1949年8月，保密局就已經從偵破"基隆市委會"組織的線索中，順藤摸到了張志忠的名字，開始秘密跟監。

1949年12月29日，張志忠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在臺北萬華區老松公園附近轉悠。

他沒有察覺，跟監超過一個月的特務已經收好了網。一輛吉普車從后面猛撞過來，他倒地，特務一擁而上，銬上了。

蔡孝乾叛變的直接后果：400多名地下黨員被捕，連帶審查的關系人達到1800多人。臺工委主要領導層，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先后叛變，加入保密局，均獲上校軍銜，蔡孝乾后來因工作"出色"，1956年升為少將。

整張網，一周之內，全線覆滅。只有一個人，從頭到尾沒說一個字。

張志忠被關進臺北南昌街保密局黑牢，這一關，四年零三個半月。

張志忠只承認一件事：他是共產黨員。其他什么都沒有。沒有名單，沒有聯絡方式，沒有組織安排，沒有任何一個同志的下落。

接著是親情施壓。季沄被帶進審訊室，當著張志忠的面。這是最毒的一招——讓他親眼看著最親近的人處于險境，逼他開口。張志忠沒動。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松口，倒下的不是他一個人，是還沒有暴露的每一個同志。

他在牢里不是坐著等死。每當有新的同志被押進來，他就大喊："早說早死，晚說晚死，不說不死！"這句話，是他給所有難友的囑咐，也是他給自己的戒律。在牢房墻壁上，他刻下了"中國必統一"。關著的時候，他唱《赤旗歌》，唱《國際歌》，聲音穿過牢房，讓其他人聽見。

蔣經國，時任總政治部主任，親自來了。

第一次，蔣經國走進牢房，問張志忠有什么困難需要幫助。張志忠回答：讓我快死，就是最大的幫助。

過了一陣，蔣經國又來了。張志忠還是那一句：讓我快死，就是對我最大的幫助。

蔣經國什么都沒拿到，走了。

1950年11月18日，季沄在臺北馬場町刑場被槍決，年僅29歲。

消息傳進牢里，張志忠知道了。他沒有崩潰，沒有求饒，沒有任何妥協。這不是麻木，是他早就想清楚的事——他能守住，比活下去更重要。

國民黨當局還搞過一招：偽造張志忠的簽名，發布所謂"自新"公告，對外宣稱他已經投降變節，目的是引誘還未暴露的地下黨員自亂陣腳。這個陰謀沒有得逞——因為所有認識張志忠的人，都知道那不可能是真的。

1954年3月16日，臺北馬場町刑場。張志忠拒絕被捆綁。他坦然站在那里，對著劊子手說："你們可以開槍了。"槍聲響起，他44歲。

說這話的人，是軍統出了名的"活閻王"，雙手沾滿革命者的血，一生堅持反共立場。他的這句話，沒有任何美化的動機。

張志忠死后，他的孩子沒有得到庇護。

兒子楊揚，被捕時才兩三歲，在牢里跟著父母一起關押，身上爬滿蚊蟲、臭蟲、虱子。長大后，在臺灣的社會環境里，這個身份背景意味著歧視和打壓。成年后的楊揚，選擇了自殺，留下一封遺書。女兒年紀輕輕，患病離世。

張志忠這一脈，就此斷了。

199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正式追認張志忠與季沄為"革命烈士"。經多年核實，中央認定：張志忠"未供一人，未供一事"，是臺灣地下黨中經受住所有考驗的鋼鐵脊梁。

2007年，臺灣左翼歷史傳記作家藍博洲發表"孤墳下的歷史：張志忠及其妻兒"，收錄于聯經出版《思想》第5期《轉型正義與記憶政治》專輯。這是少數從臺灣本土視角去打撈這段歷史的嘗試。

福建漳州后來建起"臺籍英烈紀念館"，張志忠的展區，放在入口的第一位。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那些死守著秘密的人，反而因為什么都沒說，被記錄了下來。那些急著開口的人，說出了千百個名字，卻在歷史上留下的是另一種痕跡。

蔡孝乾活到了74歲，在臺灣安然終老。

張志忠，44歲，死在馬場町。兩種選擇，兩種結局。但哪一種，經得住時間看——這不是問題。

1910年到1954年，張志忠用四十四年，完整地回答了一個問題：信仰到底值不值得用命去守？他的答案，刻在馬場町的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