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盡瘁：周總理逝世，遺體被解剖，多個內臟器官均發現有癌細胞

1976年1月8日中午，北京醫院的太平間里，一把手術刀剛碰到那具骨瘦如柴的身體，在場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這不是一份普通的病理報告。這是一個人用意志力對抗醫學極限的全部證據。

1972年的5月，北京。周恩來74歲，還在轉。

每天多少件事壓著，外交、內政、接班人的事、批林批孔的事，哪一件都繞不開他。那個年代，這臺國家機器要運轉，離不開這個人。

5月12日早上，保健醫生張佐良按慣例取走了一小瓶尿樣，送去化驗。這是每月一次的例行程序，沒有人覺得有什么不對。結果回來了。

顯微鏡下，4個紅細胞。

張佐良看了看數字，沒有立刻說話。男性老人的尿液里出現一兩個紅細胞，還可以解釋為血管硬化或別的原因。但4個，已經多了。他打了個電話，找來最權威的泌尿外科專家商量，兩個人沉默了一陣，結論是：必須復查。

問題來了——怎么跟總理開口？

普通病人，醫生開單，病人乖乖去查。周恩來不一樣。他反應快，一問就能猜到背后的意思。張佐良做了好幾天心理準備，挑了個總理心情不錯、事情少的空檔，守在洗漱間門口，準備開口。

話還沒說完，周恩來已經把問題挑明了。

他摘下眼鏡，靠在椅背上，問：你們是不是懷疑我長瘤了？

張佐良沒有回避，把五條理由一條一條擺出來。他說膀胱癌如果早期發現，是預后最好的癌癥之一，可以根治。

1972年5月18日，復查結果出來了。

化驗單上寫著六個字——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吳階平、虞頌庭、熊汝成等多位泌尿外科頂級專家，聯合會診，結論一致。確診了。這是癌，就長在膀胱上。

醫療組當天上報，建議立即治療。

上面傳回來的指示，讓醫生們全楞了——保密，不檢查，不開刀，加強營養和護理。

這道指令背后是什么邏輯？不難理解。當時的中國，內政外交千頭萬緒，這根頂梁柱要是在手術臺上出了岔子，沒有人能擔得起那個后果。加上當年的醫學條件，手術本身的風險極高，陳毅、彭德懷等人同樣是開刀之后反而更加痛苦。毛澤東的判斷，也是基于這個現實。

就這樣，一個已經確診的癌癥病人，揣著一張沒有宣判的死刑書，繼續上班了。

他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他只是說了一句話，大意是：查出來又能怎樣，我這把年紀，能多忙幾天，多處理幾件事就行了。

他在和老天爺搶時間。

時間到了1973年。確診已經八個月，正式治療一次都沒有開始。

1月5日，信號來了。周恩來開始尿血。

1月13日早上六點多，他剛忙完一個通宵，準備去睡，排出了大量血尿。旁邊的警衛員當場嚇得腿軟。吳階平等人再次緊急請示，要求手術。

拖了兩個多月，3月10日，第一次治療終于開始了。

地點不是醫院，而是玉泉山——保密起見。檢查結果還算沒到最壞：腫瘤只有0.5厘米，呈絨毛狀，比較表淺。醫療組用電灼術燒掉了膀胱表面的腫瘤，術后幾天，尿液恢復了清澈。

這是唯一一段喘息的時間。

按照方案，此后應該每周兩次化療鞏固。但這個方案沒能執行。周恩來回到了西花廳，繼續工作。內政要管，外交要跑，哪一件都壓著他，化療斷斷續續，根本沒有按部就班。

同年10月下旬，血尿又來了。

這一次來勢更猛。癌細胞復發，情況比第一次更復雜。他的心臟病也在加重，面色蒼白，走路洗漱都會讓呼吸和脈搏加快。醫療組的人急了，一次次上報，要求住院手術，一次次被擱置。

1974年初，每天的出血量已經超過100毫升。

用更直觀的方式來理解：大約每三天，他就會失去一袋鮮血的量。這種程度的失血，換個普通人，站都站不穩，腦子都轉不動。

而他那段時間的工作表，五個月里有兩個月以上，每天工作十六七個小時，其中有五天，是整宿沒合眼。

4月，他在西花廳床上接受輸血——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輸血。之后直到逝世，一共輸血89次。

有一次，他正躺著輸血，外面催著去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工作人員不得不叫醒他，拔掉針管，幫他撐起來走路。事后查明，那次會議其實根本不需要他出席。

1974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終于批準了醫療組的報告。

周恩來離開了他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西花廳，住進了解放軍305醫院。這是305醫院建院以來，第一位住進來的中央高級領導人。

當天就做了第一次大手術——膀胱癌切除手術。

手術效果還算滿意，血尿很快消失，病情有所好轉。

但好景沒持續多久。8月，癌細胞轉移的跡象出現了。醫療組在12月前就已經發現，他同時患有結腸癌。

兩種惡性腫瘤，長在同一個已經被掏空的身體里。

1975年初，四屆全國人大開完了。這件事對周恩來來說，意味著某種心理上的交代。中央人事安排確定，他對身邊的大夫說了一句話：現在，我可以安心治療了。

他知道這是什么意思。他在等這一天。等這件事落定，他才愿意把自己的身體交出去。但癌細胞不等人。

1975年3月6日、18日，兩次腸胃檢查發現，大腸內接近肝部位置，長著一個核桃大小的新腫瘤。兩種惡性病同時在一個人身上活躍，醫療組從最初幾個人擴大到了幾十人，全力研究中外治療方案。

3月26日，經批準，第三次大手術開始了。

主刀的是曾憲九。手術做了右半結腸切除，同時進行了膀胱癌電灼術。打開之后，發現的情況遠比預計的糟——右側結腸癌伴多發性息肉，大大小小好幾處病變。

周恩來的身體，在以一種讓醫生們都瞠目結舌的速度崩塌。

1975年7月1日，他把身邊的工作人員叫來合了一張影。

拍完，他說了一句話，意思是：這是最后一次和大家合影，希望以后你們不要在我臉上打叉。

他說的是自己。他知道自己快到頭了。

同年8月到9月，尿液病理化驗報告顯示，他又并發了鱗狀細胞癌。一個身體，三種惡性病同時存在。

1975年9月20日，第四次大手術。這是讓所有親歷者永遠難忘的一天。

手術前，周恩來被推向手術室。走廊里，他突然用盡全力喊了一句話——"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聲音在空蕩蕩的走廊里回蕩。在場的醫生、護士、警衛，全都愣住了。

他喊這句話，不是因為神志不清。恰恰相反，他清醒得可怕。

他知道進了手術室可能就不會再醒來，他要在最后一刻把這件事說清楚。

不是交代身體的后事，是交代他的政治立場，他這一生走沒走彎路，有沒有對得起這兩個字——忠誠。手術進行了五個小時。

打開之后，醫生們沉默了——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全身，無法醫治。在場的鄧小平當即指示：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10月，第五次手術。這次手術之后，周恩來再也沒能從病床上下來。

1975年12月，同患膀胱癌的康生病逝了。

醫療組的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他隱瞞了消息——他們專門印制了一份替代版《人民日報》頭版，把那條消息換掉。理由只有一個：怕他看到同一種病的人已經走了，受不了這個刺激。

那天他一直在昏睡，沒有要求讀報。

那份替代版報紙，沒有用上。

1976年1月5日，凌晨。因為腸道麻痹，腹部嚴重脹痛，無法排便，周恩來接受了這一生中最后一次手術——結腸造瘺術。

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趕來守候。當天下午到夜間，在京的大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員接到病危通知，分批前往醫院探視。

1月7日，他進入昏迷狀態。醫生們用輸氧、鼻飼延續著他的生命。深夜，他微微睜開眼，辨認出了床頭的吳階平。他斷斷續續說出了這一生最后一句話——大意是：我這里沒什么事了，快去看看別的同志吧，他們比我更需要你們。說完，閉上了眼。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在北京三〇五醫院病逝，享年78歲。

當天中午，遺體的車隊從北門開進了北京醫院。這是周恩來自己定下的安排。他生前多次對醫療組的大夫說：癌癥的問題全世界都還沒解決，等他走了，要徹底解剖檢查，好好研究，能為醫學留點東西，他會很高興。

遺體運到太平間，兵分兩路：一路解剖，一路去準備壽衣和骨灰盒。負責解剖的，是北京醫院副院長韓宗琦。白布掀開的那一刻，他看到了腹部幾處新舊交疊的手術傷疤，看到了一副被病痛和歲月徹底榨干的身體。

隨著檢查推進，數據一條一條報出來——主要臟器，基本都有癌瘤轉移。肝、肺、胰腺，全部發現了病變。從醫學邏輯來推算，以這種程度的病變，正常情況下，他一年前就應該已經臥床不起，無法思考，無法活動。但他沒有。

韓宗琦后來說，那是他這一輩子做過的最震撼的一次解剖。那不是病理報告，那是意志力的極限數據。

1976年1月11日下午，靈車從北京醫院出發。沿臺基廠大街，轉長安街，一路向西。百萬群眾自發站在路邊，站在嚴寒里，目送靈車經過。

哭聲從天安門一路延伸到八寶山，綿延十余里，沒有斷過。這就是后來被記錄在歷史里的——十里長街送總理。

1月15日，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鄧小平主持并致悼詞。遵照遺囑，骨灰不保留，當晚由警衛和工作人員乘飛機，分四次撒向北京上空、密云水庫、天津海河、山東濱州黃河入海口。

從高空往下看，那些灰白色的粉塵在風里消散，幾秒鐘就沒了蹤影。

這是一個人用最后的四年，做完了他認為必須做完的事情。

從確診到逝世，總共13次手術，89次輸血，體重從130斤跌到61斤，渾身主要器官布滿腫瘤，按醫學常理早就該倒下的身體，愣是撐過了四屆全國人大的召開，撐過了無數場外交談判，撐過了他認為不能留給別人的那些關口。

太平間里的那份病理報告，是這個人最后留給這個世界的東西。

他沒有用語言解釋自己，他用一具解剖開來的身體說明了：有些人活著，不是因為身體還撐得住，而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還不能死。

鞠躬盡瘁，不是一句形容詞。

它是1976年1月8日那份病理報告上，每一個器官數據的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