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在南京脫身，戴笠請示追捕，蔣介石卻怒斥：你這是要害我嗎？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上海公共租界發生了一件大事。在貴州路的北京大戲院門口，幾名巡捕攔住了一個正要進門的男子。此人并非普通百姓，而是紅軍師長陳賡。此前一年，他在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作戰時腿部負傷，這次是秘密來到上海治療。出賣他的人是叛徒陳連生（化名“阿連”），此人屬中統上海區線人，由中統上海區區長史濟美指揮，陳賡當場被捕，隨后被關進巡捕房的監牢。

陳賡被捕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不久，由宋慶齡、蔡元培等人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公開發聲，要求租界釋放陳賡。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中許多黃埔一期出身的軍官，如胡宗南、宋希濂等，作為陳賡的老同學，也開始私下活動。他們以學生的身份向蔣介石求情，希望放過陳賡。
一邊是社會輿論的壓力，一邊是學生的請愿，蔣介石權衡之后，最終下令把陳賡從租界引渡。于是陳賡先被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隨后押往南京。
陳賡到了南京，怎么處置他成了難題。蔣介石面對著兩種不同的壓力。一方面是道義和人情，陳賡曾在東征時救過他的命，這段往事許多黃埔師生都知道。此時殺害救命恩人，恐怕會讓黃埔系官兵心寒。況且宋慶齡等人必定會誓不罷休。而若放他回去，無異對“剿共”大局不利。若是長期關押，他又會帶來長期的麻煩。
左右為難之下，讓蔣介石想起八年前在廣東的狼狽經歷。一九二五年十月，蔣介石的部隊在華陽附近被擊潰，他的指揮部被包圍。槍炮聲越來越近時，蔣介石自覺無路可走，他拔出“軍人魂”短劍準備自盡。當時擔任警衛連連長的陳賡沖上前一把奪下短劍，背起他便向外突圍。子彈在耳邊飛過，陳賡硬是背著他跑出數里地，找到一條小船，最終助他脫險。這份戰場上的救命之恩，在如今的政治棋局中，顯得格外沉重。

既然殺不得，又不能公開釋放，那該怎么辦？南京高層逐漸生出一種心照不宣的想法：不如讓陳賡自己“逃走”。這樣既能保全顏面，也避免了后續麻煩。
這個微妙的任務，最終交給了南昌行營調查課課長鄧文儀。而鄧文儀也是黃埔一期生，與陳賡有同窗之誼。
四月下旬，鄧文儀接到命令，把陳賡從南京押送到南昌。這趟押送看似戒備周全，氣氛卻有些不同。從南京上車后，看守士兵并不多，管束也不算嚴密。火車沿南潯鐵路行駛，停靠大站時，押送人員甚至允許陳賡下車在月臺稍作走動。鄧文儀本人也找機會和陳賡聊天。上級交代的核心是“相機勸降，安全看管”，其他事的并沒有說。
陳賡最后怎么脫身的？后來流傳兩種說法。一說他是在火車行駛時跳車逃走，但更多人認同第二種說法：他就在南京城內，從容離去。
大約在四月下旬前后，陳賡先被押往南昌，與蔣介石見面。這次會面后，他并未被投入軍法森嚴的正式監獄，反而又被帶回了南京，并被安置在位于市中心的一處所謂“優待住所”內，由特務看管，但戒備相對寬松。這一安排，名義上是改善環境以便“開展工作”。這反而給地下黨創造了機會。他們摸清了守衛換班的規律。
一天夜晚，趁兩班守衛交接的空檔，在地下黨協助下，陳賡從關押的小樓后窗脫出。幾人迅速沒入南京錯綜復雜的小巷，輾轉便消失無蹤。隨后通過預先安排的秘密路線，陳賡被安全送出南京城。整個行動干凈利落，直到第二天換班守衛察覺異常，房中早已空無一人。

陳賡脫身的消息自然沒有辦法掩蓋，很快層層上報。最先激動的是時任軍事委員會特務處處長的戴笠，他一聽說陳賡逃脫，認為這是立功良機。他立即向蔣介石建議全城戒嚴，封鎖車站碼頭，派遣大批軍警特務挨家搜查，務必將人抓回。
出乎戴笠意料的是，蔣介石聽后勃然大怒，當場斥責道：“你這是要害我嗎？”蔣介石想的更遠，如此大張旗鼓搜捕，豈不是向全國宣告自己連重要犯人都看不住？顏面何存？更重要的是，萬一搜查過程中泄露一些不宜公開的內情，只會更加棘手，同時也不愿因處置不當寒了黃埔師生的心。
戴笠碰壁后，不敢再提全城搜捕之事。陳賡逃脫一事，在官方層面就這樣被悄然壓下，此后沒有再張揚。
離開南京后，陳賡在地下黨的協助下來到上海，再經香港、汕頭、大埔等地，最終于當年五月到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組織安排他擔任彭楊步兵學校（亦稱紅軍第一步兵學校）校長，讓他把作戰經驗傳授給更多紅軍指揮員。
次年，他隨中央紅軍踏上長征之路。抗日戰爭期間，他出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旅長，率部在華北與日軍多次激戰。解放戰爭時期，他也指揮過多場重要戰役。一九五五年，陳賡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軍銜。

而在蔣介石這邊，陳賡脫險一事后來很少再被提及。這成為蔣介石與那些黃埔“叛將”學生之間一段難以明言的往事。其中既有舊日情誼，也有現實考量，最終都隨著時代洪流悄然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