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本簡單的書籍卻能釋放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豐富能量，這種奇妙令人感動。
——女同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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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舍五入做新東方精神股東！
最近莫言老師的評論區(qū)成了互聯(lián)網新的“快樂源泉”——
“你好余華老師！”
“你好，不過我是莫言。”
“莫言老師，你用的什么保養(yǎng)品？皮膚真好。”
“謝謝同學，視頻做了加工，本人皮膚沒這么好。”
“哇，和魯迅是同款背心哦。”
“是同款，不過魯迅穿的比我時髦。”
真的笑不活了，網友們在評論區(qū)各種花式整活。
莫言老師全程沒有“說教”，反而“接地氣”的回復各種奇葩問題，完全打破了大眾對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的“高冷濾鏡”。
原來，作家不是遙不可及，文學也不必束之高閣。
而這種讓文學走下“神壇”，在不久前播出的B站高分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第三季里，有了更具體的表現(xiàn)。
這一季鏡頭帶我們走出了書齋，讓我們看到，書籍從來都不是遠離生活的“陽春白雪”，它早已以各種方式走進日常，治愈著我們的焦慮與迷茫。
幸好有書，讓平凡如我們，也能在字句的土壤里扎根，靜默地生長出力量。
01
詞語擺渡人
深夜十一點，中國盲文出版社的辦公室里，何川接起了一個特殊的電話。
聽筒那端的視障老人激動得語無倫次：“我睡不著，我特興奮，幸虧有你們，我才能自由地閱讀《水滸傳》......”
這個電話勾起了何川的記憶。三歲那年，一場高燒意外奪走了他的光明，但盲校圖書館卻為他打開了另一扇窗。
在那里，他廢寢忘食地閱讀，相信著“雖然有一具哪兒也去不了的身體但是有一顆好像無所不能的靈魂”。
后來，何川用全部積蓄購置了一臺電腦，這是他實現(xiàn)“自由閱讀”的開端。
而在他心里一直有個更宏大的夢想：那就是讓所有視障者都能享受這份自由。
后面二十年，他一直帶領團隊開發(fā)讀屏軟件和聽書機。如今，走到全國各地都能聽到他們研發(fā)的設備開機時獨特的音效。
但何川并未停下腳步，依然在為盲人無障礙閱讀事業(yè)奔走著。
他說：
“我堅信隨著未來人工智能技術的發(fā)展，現(xiàn)在我們許多因為視力受限做不到的事情，很可能就可以做到。”
在他的構想中，終有一天，盲人閱讀將不再有障礙。
當何川為“看不見”的人架起文字的橋梁時，也有人為“讀不懂”的文化差異尋找精準的落點。
在成都的一家川菜館里，何雨佳正對著食物發(fā)愁。
作為英國美食作家扶霞的譯者，她要找到一個恰如其分的英文表達，既要準確傳達菜品的風味，又要保留其中的煙火氣息。
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份工作竟始于一場意外。
彼時剛畢業(yè)的何雨佳出了車禍，躺在病床上的她開始思考人生方向。
“那個時候我就想我能干嘛，就發(fā)現(xiàn)學校在招翻譯，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當一個譯者？” 這個念頭像一束光，照亮了她迷茫的時期。
真正扎進翻譯里后，為了精準還原扶霞筆下川菜的滋味，她常把書桌搬到廚房。
翻譯到“油渣蓮白”時，就親手煉一勺油渣炒白菜；碰到“水豆粉”這類專業(yè)術語，她就請教川菜師傅；
后來翻譯扶霞的《君幸食》時，她從《牡丹亭》中找到靈感，把“從田間到筷上”改為“在田間、在箸間“。
既表達出了美食從土地到餐桌的流轉，又貼合了古籍雅韻，扶霞看后特意發(fā)來消息贊賞道：“這才是中文里的飲食詩意。”
如今的她已是全職自由譯者，盡管收入不高，卻在這份工作里收獲了旁人難知的價值。
由她翻譯的《魚翅與花椒》中文版暢銷20余萬冊；有許久未見的同學告訴她，父親去世后，正是讀了她翻譯的書才慢慢走出傷痛；
甚至連最初質疑“翻譯不是好職業(yè)”的母親，現(xiàn)在也會在朋友圈分享她的譯作，驕傲地跟朋友說“這是我女兒翻的”。
對她而言，“一個人能夠找到這樣一個工作，就已經太幸運了”。
如果說何雨佳讓風味跨越了山海，那么范雨素則讓文字穿透了命運的壁壘。
“沒有文學的話，我就在老家的村子里完成一個從生到死的過程。”
出生在農村的范雨素，從小在被忽視中長大，卻意外在書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天地。
成年后為了養(yǎng)育孩子，她做過育兒嫂、保潔工。雖然生活很艱辛，卻始終沒有放棄過閱讀。
她最大的愛好就是在潘家園買舊書，不知不覺中為女兒攢下了一千多斤書籍。
2017年，《我是范雨素》一文讓她意外走紅。面對出版社的豐厚邀約，她出人意料地選擇了拒絕，轉而用數(shù)年時間完成了魔幻現(xiàn)實主義小說《久別重逢》。
“在現(xiàn)實世界里，我一直在做保姆，做保潔。而在一個虛擬寫小說的創(chuàng)作世界里，我覺得我是一個上帝，我可以掌控書中每一個人物的命運。”
對她而言，寫作就是“在一地雞毛的普通生活里，我自己剪出來的那種帶著溫度跟亮光的時刻”。
即便生活依然清苦，但她從未后悔。
“文字是有神性的，我們能破譯文字，我們能讀懂文字，差不多就相當于能主動掌控自己的命運。”
“讀書是動詞，是撐舟，越過詞語的河流。讓世界的邊界悄然外延。”
在信息爆炸卻理解匱乏的當下，這些看似微小的堅持，正如暗夜中的點點星火。
這些擺渡人讓我們看到，當表達日益貧瘠時，仍有人在搭建語言的橋梁。
這，正是療愈這個時代的文學解藥。
02
重新出發(fā)吧！書們
“一本書若獲得淘金人的賞識，就有一線希望和讀者相見。”在河北涿州的庫房里，楊照正在踐行著這句話。
十二年來，他穿梭在堆積如山的圖書中，像個專業(yè)的“淘金人”，從滯銷書里尋找寶藏。
“很多書是被隱藏在黑暗的地方，那我們把它呈現(xiàn)在更光亮的地方。”
然而2023年的一場洪水卻沖毀了庫房80%的庫存。
面對滿目瘡痍，他平靜中帶著認命：
“就好像是一種命運的感覺，就是當我們遇到一些災難性事件的時候，即便你再怎么去做，你也挽救不了。”
但楊照仍然沒有放棄。他回到南昌老家，開了一家名為“拾得書屋”的小書店。
在這里，一本書可能要等上四年才能遇到它的讀者，但他依然堅持。
“還是有人來接納這些東西......我就想去找到這些人”，這份樸素的信念，讓他在行業(yè)寒冬中繼續(xù)守護著每一本好書的價值。
比滯銷書更可悲的，是被時間遺忘的書。編輯華斯比的故事，始于2016年一個偶然的發(fā)現(xiàn)。
當時他在舊書攤上翻到了民國作家趙苕狂寫的《胡閑探案》，書中那個總是破案失敗的偵探形象讓他眼前一亮。
從此，他就掉進了“晚清民國偵探小說整理”這個坑里。
每天下班后，他就在出租屋里翻閱舊報刊，一點點搜集散落的偵探小說。
隨著搜集的深入，華斯比發(fā)現(xiàn)了一個驚人的事實：中國偵探小說的發(fā)展在民國時期曾達到相當?shù)母叨取?/p>
于是他花費大量金錢和精力，讓陸澹安等作家的偵探世界重見天日，甚至自費發(fā)起“中國推理草創(chuàng)期文獻私人搶救計劃”。
而在面對“撿回來沒有人看”的質疑時，華斯比沒有氣餒。
“我們雖然和歐美、日本有差距，但是我們的作品從無到有，一直也是在往前發(fā)展的。”
在他看來，整理這些作品不僅是為了保存文獻，更是為了更好的連接過去與未來，讓今天的讀者看到中國偵探小說發(fā)展的完整脈絡。
只要還有人記得，這些珍貴的文學遺產就不會真正消失。
書的重新出發(fā)，從來不只有淘選與搶救。
在許多不起眼的小城街巷里，還有人守著一間小店，用日復一日的等待，給書們留著遇見讀者的機會。
老劉和他的舊書店便是如此。
他的書店不同于其他，貨架上堆的多是別處難尋的舊書、冷門書。
“不是顧客有什么需求，我就進什么，全憑我感覺這些書該被人看見的念想”，這是老劉選書的準則。
他每周都會固定跑一趟淘書點，把那些蒙塵的書籍小心翼翼地帶回店里。
來的多是熟客，有人差不多一星期過來一次，買一兩本書拿回去看，也有人特意找他尋老版書，他就蹲在書架前，一本本幫著翻找。
老劉沒想著做什么大事，只認定“書的價值可能就是在于流轉到最需要他的人手里面”。
一本從舊書堆里翻出的武功書，能圓一個曾經害怕“農村打架斗毆”人的舊夢；一本泛黃的老版文學書能讓想念某種文字風格的讀者眼前一亮……
他守著這間小店，就像給書們安了一個臨時的“家”。
讓每一本在這里停留的書，都能慢慢等、好好等，直到遇見那個能帶著它“重新出發(fā)”的人。
這些與書相伴的身影，在信息洪流淹沒思考的當下顯得彌足珍貴。
那些看似“無用”的閱讀，那些被他們托舉著重新出發(fā)的書，不僅是紙頁的新生，更是幫我們找回內心定力的支點。
當一本本舊書在讀者手中開啟新的篇章，當一段段被遺忘的文字重新喚起，我們也便在這樣的“重新出發(fā)”里，守住了自己的精神角落，讓心靈有處可棲、有光可尋。
03
到田野去
“游蕩是田野最常見的姿態(tài)。我們需要留檔，因為真理不僅僅在科學歸檔。”
在東部沿海的漁村與西部大涼山的村落之間，一群研究者正在用腳步丈量知識的邊界，在田野中發(fā)現(xiàn)被文字遺漏的真相。
盛文強的田野，始于對海洋文化的癡迷。
他奔走于中國東部沿海地區(qū)，在漁港、碼頭和漁村之間穿梭，搜集那些即將消失的漁民畫和海怪傳說。
“傳統(tǒng)中已有的這些分散的東西，我們把它集中起來，匯總起來。我不認為這是一個簡單的匯編，而是一個重新系統(tǒng)化的東西”，他如此定義自己的工作。
在《海怪簡史》中，他不僅收錄了各種海怪形象，還試圖還原這些形象背后的漁業(yè)社會。
他發(fā)現(xiàn)，每一個海怪傳說都折射出漁民在茫茫大海中求生的智慧與恐懼。
“海和尚有一個原型就是海龜。他是人面龜身，他的頭上沒有頭發(fā)，所以俗稱叫海和尚”。
在漁村走訪時一位畫家告訴他，“在當?shù)厝说男叛鲋校?strong>海和尚能用自己的光頭照亮夜航船為迷航的漁船指引歸途。”
在盛文強眼中，田野是一片海洋，涌動著鮮活的細節(jié)，也連接著神話與當下，它填補歷史的模糊，令塵世的怪物重新蘇醒。
與此同時，在四川涼山，羅木散正在進行另一場田野調查。
作為彝族人類學者，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故鄉(xiāng)：近年來，他關注著彝族女性結拜姐妹群體的興起，以及前往新疆摘棉的彝族打工者。
他不是為了制造“苦難”的刻板印象，而是為了呈現(xiàn)他們“掌控自我命運的微弱努力”。
在深入的田野調查中，羅木散發(fā)現(xiàn)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這些在新疆省吃儉用的打工者，回到涼山后會在婚喪儀式上闊綽隨禮。
這些看似不必要的開支，實則關乎他們在故土中最根本的認可與歸屬。
羅木散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把今天涼山的一個多樣性或者是當?shù)厝说囊暯浅尸F(xiàn)給大家，打破外界對涼山的單一想象。
“每個人都是好苗子，有的栽在黑土地，有的栽在沙漠里。”
而書籍，正是那片讓所有種子都能找到自己方式生長的土壤。
紀錄片中這些與書為伴的人，沒有高聲宣揚文學的意義，他們只是日復一日地翻譯、書寫、行走，也讓我們看到：
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仍然有人用最古老的方式，守護著人類最珍貴的精神火種。
當我們在碎片化時代中感到迷失，在功利浪潮中感到疲憊時——
但是，還有書籍；萬幸，還有書籍。
原來，文學從未遠離，它一直在那里，等待著與每一個渴望安寧的靈魂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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