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崩潰四大內因，一個比一個要命 | 地球知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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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曬麥

制圖 | 桐 校對 | 朝乾 編輯 | Alicia

最近，伊朗風云突變，最高領導人遇襲身亡，多個重要目標被摧毀。伊朗軍方則通過導彈、無人機及代理人武裝進行反擊，戰(zhàn)火迅速波及整個中東，乃至引發(fā)全球能源市場劇烈動蕩。

對伊朗來說，戰(zhàn)爭往往只是導火索。真正決定一個國家生死的，是它在戰(zhàn)爭之前已經累積了多少裂痕。現在的伊朗，可謂內外交困。在外部的經濟制裁和政治孤立下，經濟困境與社會撕裂同時暴露。

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襲身亡，伊朗的一個時代終結了

（爆炸后的哈梅內伊官邸，圖：X）▼

伊朗是怎樣走到今天這一步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這幾天的炮火聲中抽離出來，回望過去幾十年的歷史軌跡——

從革命體制的誕生，到宗教與世俗力量的博弈；從資源型經濟的依賴，到制裁之下的結構性扭曲；從地區(qū)擴張戰(zhàn)略的豪賭，到國內社會裂痕的加深。

在經濟制裁下，民生凋敝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走向蕭條的起點，不是戰(zhàn)場，也不是外交，而是看似瑣碎的日常：在長期經濟制裁下，雞蛋價格翻倍、工資追不上物價、藥物短缺、房租飆升與青年消逝的前途……

這點錢價值越來越低，能買到的東西越來越少

（圖：壹圖網）▼

經濟制裁導致的通貨膨脹在伊斯蘭革命之后的四十年間，反復侵蝕民生。到了2020年代中后期，已演變?yōu)?strong>全面民生危機：薪資能買到的牛肉逐季減少；連中產階級，都開始以美元與里亞爾的匯價變動作為日常判斷生活風險的工具。

2025年12月下旬，伊朗里亞爾的匯率下跌至歷史低點——約140萬里亞爾兌1美元。在短短的幾周內，這一數字再創(chuàng)新低：2026年1月6日，約147萬里亞爾兌1美元。

而到了1月12日，1里亞爾可以兌換的美元數量更是直接顯示為0。這倒不是真實幣值，只是匯率已經低到系統(tǒng)都懶得顯示有效數字了。

好家伙，直接“清零”了？！▼

今天伊朗里亞爾的匯率仍然保持低位——約131萬里亞爾兌1美元。

民生困難并非通貨膨脹單一因素所造成的，而是“三座大山”疊加形成：除了通貨膨脹與貨幣貶值，還有結構性失業(yè)與勞動市場萎縮，最后是人才外流與家庭解構。而這些都與經濟制裁密不可分。

伊朗2010年代以后的抗議潮，最初多與經濟問題相關：工人因欠薪上街、教師因生活成本抗議、退休者要求調整福利，甚至警察與軍人也開始抱怨福利不足，不得不另尋兼職，養(yǎng)家糊口……

2010年開始，物價呈現出指數級別的上升趨勢

十余年間翻了近30倍▼

雖然這些抗議一度零散而可控，但長此以往，便愈發(fā)不可收拾。

人才外流更是長期腐蝕國力。有報道稱，在工程和科學領域畢業(yè)生中，有高達65%計劃在畢業(yè)兩年內離開伊朗。

這不僅是薪資問題，更是一種絕望。伊朗青年普遍認為，成功取決于人脈，而非能力，于是伊朗的醫(yī)生、工程師與程序員紛紛出走歐洲、加拿大、澳洲與土耳其。

對于年輕人來說

是否能發(fā)揮個人能力很重要

（圖：壹圖網）▼

人才外流形成惡性循環(huán)，削弱創(chuàng)新、加劇技術短缺，使得伊朗連可再生能源和水處理等關鍵產業(yè)都長期缺人。

持續(xù)多年的經濟制裁和民生危機，最終導致伊朗政治社會風雨飄搖。自2017年以來，至少四波大型抗議浪潮以生活成本為核心擴散至伊朗全國。

（圖：壹圖網）▼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根基，是制裁從民生領域開始慢性腐蝕的。

腐敗、分配不均與革命衛(wèi)隊的經濟帝國

民眾不滿的核心，并不是伊朗沒有資源，而是資源沒有流向民眾。

作為全球重要的產油國，伊朗理論上具備充足外匯來源、能源優(yōu)勢與工業(yè)基礎，但這些資源導向了一群特定受益者——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宗教基金會以及與最高領袖辦公室相關的財團。

有油，但沒讓老百姓吃上資源紅利

（圖：壹圖網）▼

伊朗經濟體制既非市場主導，也非典型國有模式，而是“軍事化混合經濟”。革命衛(wèi)隊原本為保衛(wèi)革命而生，但到21世紀反而成為伊朗最強大的經濟力量，掌控石油、天然氣、交通、重工業(yè)、銀行與電信等核心部門。

這一切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當時革命衛(wèi)隊借著兩伊戰(zhàn)爭戰(zhàn)后重建的東風，通過哈塔姆安比亞建設總部（KAA）取得大量大型工程，逐步演化成一個缺乏透明度的經濟帝國。

2006年，哈塔姆安比亞建設總部控制著伊朗建筑、采礦、石油和電信等行業(yè)的“數百家公司”，其中許多公司以民用名稱注冊，以掩蓋其軍方背景。

KAA控制著幾百家公司

參建項目涵蓋水壩、公路、建筑、油氣管道等諸多領域

（圖：時任伊朗總統(tǒng)訪問KAA，壹圖網）▼

獨立估算表明，如果將革命衛(wèi)隊的直接資產、非正式網絡以及對監(jiān)管機構的影響力都計算在內，該組織控制著伊朗25%至50%的國內生產總值。

革命衛(wèi)隊對伊朗經濟的壟斷造成三重后果：市場競爭崩潰、創(chuàng)新能力下降與腐敗常態(tài)化 。

這個國家的腐敗程度可不低▼

雖然伊朗政府曾推動國有企業(yè)“私有化”，但這非但沒有創(chuàng)造效率，反而培育出裙帶軍事壟斷集團，形成只對最高領袖負責、不對社會負責的“新經濟寡頭”。

前總統(tǒng)內賈德本人，曾是革命衛(wèi)隊軍官，他在任期間主導了一波“私有化”浪潮，將超過1200億美元的國有資產轉移到所謂的私人實體——其中許多實體，由革命衛(wèi)隊控制或與政治精英有關。

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是伊朗的主要軍事組織之一

同時也深度參與了政治和經濟領域的事務

（圖：革命衛(wèi)隊成員，cn.wsj.com）▼

資源錯配最鮮明的例子，來自伊朗與卡塔爾共享的南帕爾斯氣田。

道達爾與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外國企業(yè)因制裁退出后，開發(fā)工程轉而由革命衛(wèi)隊旗下的哈塔姆安比亞建設總部接手承包，但因缺乏技術能力導致延誤與品質問題，最終使得伊朗錯失像卡塔爾一樣快速開發(fā)而獲得的巨大收入。

伊朗的天然氣儲量也位居世界前列

卻未能將其成功轉化出良好的經濟收益

（圖：南帕爾斯天然氣平臺，壹圖網）▼

同一模式在伊朗海洋工業(yè)公司、德黑蘭地鐵7號線以及伊朗全國的水壩建設項目中不斷重演——公共資源被輸送給革命衛(wèi)隊的企業(yè)，而成本則由國家與民眾承擔。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明面上的生意，革命衛(wèi)隊還控制黑市、走私與制裁規(guī)避網絡。

每年有200到250億美元的走私貨物進入伊朗，其中大部分是通過革命衛(wèi)隊控制的港口與“隱形碼頭”進行的，這幾乎占伊朗進口總額的30%。

各種禁令也阻止不了人們想辦法繞開管控來運輸貨物

（圖：等待夜間前往伊朗的船只，壹圖網）▼

正因如此，伊朗的合法企業(yè)反而因競爭失衡被摧毀，形成“遵守規(guī)則的經濟體被不遵守規(guī)則的經濟體吞噬”的局面 。

因此，伊斯蘭共和國的腐敗，不是個別官員問題，而是架構問題；伊斯蘭共和國的腐敗不是單純影響GDP增速，而是侵蝕國力；伊斯蘭共和國的腐敗不是偶發(fā)，而是結構性的。

滲透比腐敗更致命

當伊朗經濟與民生已陷入困境時，最終摧毀信心的，則是信息戰(zhàn)與以色列等外部勢力的滲透。

伊朗和以色列之間的你來我往已經讓人見怪不怪了

（圖：壹圖網）▼

伊斯蘭共和國陷入危機前，民眾普遍相信兩件事：腐敗無可救藥，安全也不存在。

以色列對伊朗的秘密戰(zhàn)爭可以追溯到2000年代——核物理學家被暗殺、震網病毒破壞核設施，進入2010年代，以色列摩薩德在伊朗的行動更是逐步升級，包括竊取數千份核檔案、從內部破壞納坦茲核設施，甚至是暗殺革命衛(wèi)隊高層指揮官。

例如在2012年

核物理學家穆斯塔法·艾哈邁迪就死于一次汽車炸彈爆炸

（圖：爆炸事故現場，壹圖網）▼

伊斯蘭共和國曾對外宣稱“滲透”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修辭，但隨著以色列的破壞行動逐步累積，滲透變成了伊朗當局無法回避的現實。

2012年，伊朗前情報部門負責人阿里·尤內西直言，所有官員都應該為自己的生命感到擔憂。

2021年，前總統(tǒng)內賈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聲稱，情報部門負責打擊以色列間諜的最高級別官員“本身就是一名以色列間諜”，更加印證了這種滲透的深度。

2025年6月以伊沖突期間，以色列在伊朗境內的攻擊行動達到歷史高峰，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巴蓋里、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指揮官薩拉米、吳拉姆以及哈吉扎德等多名高層被炸身亡。

在以色列發(fā)動襲擊后的集會活動上

一位抗議者手持哈吉扎德（左）與巴蓋里（右）的照片

（圖：壹圖網）▼

高層團滅，表明伊朗的情報防線全面瓦解，伊斯蘭共和國早已被以色列滲透成了“瑞士奶酪”。

安全崩塌帶來三層后果：革命衛(wèi)隊動不動對外展示一柱擎天的導彈，卻無法清除家中的“老鼠”，這導致伊朗在外交層面的威懾力下降，同時革命衛(wèi)隊在軍事層面的聲望受損。

有導彈，但很難捍衛(wèi)自身安全

（圖：伊朗Shahab-3導彈，壹圖網）▼

而在社會層面，伊朗民眾目睹了一起又一起的暗殺與襲擊，安全感、自信心灰飛煙滅。

當一個政權無法保護其將軍、科學家、官員甚至領導人，合法性將迅速面臨質疑。安全失效使伊斯蘭共和國成為一個“既不能治理，也不能保護”的政權。

最深的裂縫：什葉派認同VS波斯國族認同

然而，真正決定伊斯蘭共和國命運的，是伊朗人如何看待自己。

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什葉派政治神學建構國家認同，強調宗教領袖取代君主象征國家。但在1979年前，巴列維王朝推動的是波斯民族國家認同，強調古文明、語言、疆界與國族延續(xù)，甚至以居魯士大帝象征伊朗起源。

至今仍有伊朗王室和君主制的支持者

（圖：壹圖網）▼

這兩種認同的基礎截然不同：什葉派革命認同源自阿里、侯賽因等烈士的殉教史，源自十二位伊瑪目等宗教領袖，以及身為穆斯林共同體一員的歸屬感；而波斯國族認同則來源于波斯古文明、波斯帝國的疆域、波斯語、以及數千年來伊朗的國族連續(xù)性。

在一定程度上，什葉派革命認同與波斯國族認同互為壓制關系；前者面向區(qū)域宗教政治，后者則面向世俗民族國家建構。

伊朗實行著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

是唯一以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派為國教的國家

（圖：前最高領袖霍梅尼與他的支持者，壹圖網）▼

兩者在教育、歷史敘事、文化政策與外交取向上形成了長期的矛盾，最終在伊朗民間累積形成分裂的思潮。

青年世代尤其拒斥宗教統(tǒng)治，但不拒斥伊朗本身。這種分裂使伊斯蘭革命后的伊朗不同群體間的共同情感基礎不夠穩(wěn)固，也使得民族契約缺失，更傾向于用宗教強力規(guī)束這個多民族國家。

宗教統(tǒng)治可以匯聚權力，但也完全可能不得人心

（圖：壹圖網）▼

當伊斯蘭共和國走向困局時，人們在重新談論巴列維、古波斯帝國、民族語言與文化復興。這象征著長期壓抑的波斯身份被重新喚醒，也象征著伊朗從曾經熱衷于對外輸出伊斯蘭革命的神權國家，轉向波斯民族國家。

總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今天的困局并非意外，而是早已注定的結果。回看整個進程，它不是2024或2025年的突發(fā)事件，而是四十多年的累積：

經濟制裁導致民生崩壞；腐敗與壟斷，則侵蝕自我維護能力；來自外部的滲透與暗殺，進一步侵蝕伊斯蘭共和國的安全；而認同的撕裂，則使得國家凝聚力降低。

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社會撕裂與壓力爆發(fā)

還能撐多久？

（圖：德黑蘭街頭抗議者，cn.nytimes.com）▼

伊斯蘭共和國就像一棟被白蟻蛀空的房子，正在世界注視下靜靜坍塌。

現在，哈梅內伊被炸死了，那個既是宗教權威、也是最高仲裁者的人消失了，還有誰能夠制約那個已經集軍事、經濟特權于一身的新寡頭——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

伊朗會不會走向事實上的軍政府？會不會以更強硬的反擊來鞏固內部統(tǒng)治？會不會成為一個新的中東戰(zhàn)爭策源地？

此刻伊朗的生死線，不在前線，而在蕭墻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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