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內伊殉職后，伊朗政權韌性還有三根支柱

哈梅內伊。視覺中國 資料圖

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其當前烈度已超過去年“12日戰爭”的水平。美國總統特朗普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均明確將政權更迭列為打擊的核心訴求。襲擊首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即在遇襲身亡。在此不利背景下，伊朗政權還能支撐多久？

雖然戰場態勢將決定具體結果，存在相當不確定性，但另一方面，伊朗政權的韌性仍不可低估。在表面懸殊的實力差距下，需認識到，只要美國不直接采取地面占領，伊朗政權在打擊下仍可能展現韌性。

美國更迭政權的“三板斧”

縱觀美國近年來針對敵對國家發動的政權更迭行動，除2003年伊拉克戰爭采取直接占領外，其主要手段可歸納如下：

一是里應外合。通過空中轟炸與地面反對派武裝結合實現政權更迭。此模式的代表是2001年阿富汗戰爭和2011年利比亞戰爭。美國未大規模出動地面部隊，而是依靠大規模空中打擊，配合地面成建制的反對派武裝（如阿富汗北方聯盟、利比亞班加西反對派），通過提供空中支援助其奪權。

二是斬首行動。通過直接打擊敵對政權領導中樞，迫使其瓦解或屈服。最新案例是今年1月美國針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其目標直指委總統馬杜羅，以迫使其讓步。當前，美以顯然希望在伊朗復制此模式。行動首日哈梅內伊即在襲擊中身亡，表明美國已對伊朗實施了斬首行動。

三是挑起民變。另一種方式是通過軍事行動催化內部“顏色革命”。其典型模式是：以長時間空襲及后續制裁加劇民眾困境，放大對政權不滿；再利用軍事行動造成的政權控制力削弱，誘發內部民變。今年1月伊朗大規模騷亂期間，特朗普反復宣稱“援助在途”，即為煽動內部不滿的例證。

支撐伊朗政權韌性的三條支柱

然而，以上三招對當前伊朗未必奏效，這與伊朗國家韌性的三個來源有關。

首先，針對里應外合，伊朗擁有強大且忠于政權的強力部門。以革命衛隊、巴斯基民兵為代表的強力機構，是維持國內穩定的關鍵支柱。在其強力管控下，伊朗境內尚未形成組織化、成建制的反對派武裝力量，因此暫無爆發內戰之虞。

今年1月騷亂期間，邊境庫爾德武裝曾試圖襲擊政權，但迅速被平息。同時，在去年6月沖突中曾發揮“里應”作用的阿富汗難民群體，事后也遭到了大規模整治。一個更顯著的例子是：去年“12日戰爭”前，伊朗部分防空力量曾被內部潛伏反對派人員通過抵近襲擊破壞；而此輪沖突中，此類近距離滲透襲擊頻率已顯著降低，側面印證了伊朗對國內潛在反對勢力的有效打擊。

其次，針對斬首行動。伊朗近年來屢遭美以斬首，從蘇萊曼尼、哈尼亞到哈梅內伊，這固然暴露了其情報與要員安保的疏漏，但需注意：伊朗政權核心并非依賴個人，而是植根于一個與政權深度綁定的統治集團。自伊斯蘭革命以來，經過長期經營，伊朗形成了以革命衛隊為核心，聯合教士階層、相關利益集團及相當部分中下層民眾的穩固聯盟，構成政權存續的基石。

因此，在美國不直接占領的前提下，即便空襲能清除個別高級將領或政治人物，也難以瓦解支撐該政權的利益集團的集體意志。為確保自身生存，革命衛隊等強力部門及相關利益集團，在外部壓力下必將團結一致，為捍衛政權及其共同利益而戰。哈梅內伊遇襲后，伊朗第一時間誓言復仇，也從側面印證了其強力部門與軍事指揮體系仍處于有效運轉狀態。

第三，針對挑動民變。誠然，伊朗國內近年來對哈梅內伊的抱怨與不滿客觀存在。但伊朗作為一個擁有千年文明的古國，具備深厚的伊斯蘭教什葉派文化傳統與民族主義根基，國家建構基礎穩固。今年1月的騷亂已被平息。值得注意的是，哈梅內伊在戰爭期間未選擇外逃，而是堅守并死在他的崗位上。在崇敬烈士的什葉派文化中，此舉實際上提升了哈梅內伊的國內形象，客觀上應有助于激發伊朗的民族主義情緒。此外，此次美國與以色列聯手發動襲擊。相比美國，以色列在伊朗社會的整體形象更為負面，其深度參與反而更有利于伊朗有效調動民族主義情緒，凝聚國內民眾。

這三條支柱能撐多久？

誠然，伊朗政權韌性有其堅實基礎，但在面對美以聯手這一強大軍事機器時，其持久性仍存變數。其核心關注點在于伊朗政權韌性能否與除了強力部門之外更廣泛社會群體利益相結合。從這一角度而言，當前危機固然是伊朗政權韌性的終極考驗，但戰后的恢復與轉型也是確保其政權韌性能否持久存在的重要基礎。

對伊朗而言，政權韌性除了體現為強力部門在戰爭期間可以團結民眾，抵抗外敵，也要體現為其在而沖突后漫長發展與治理階段的表現。強大的政權韌性不僅體現于危機中凝聚民眾、抵御外侮的能力，更在于能否提供公共福利，提升民眾的生活福祉與尊嚴。

當前，伊朗在長期制裁下民生困頓難解。此次襲擊帶來的外部威脅及對經濟基礎設施的破壞，將重創其國民經濟。同時，國內社會不平等與經濟結構性問題將更加凸顯。戰爭期間，革命衛隊等軍事部門勢力進一步擴張，其掌控的龐大商業帝國勢必擠壓民營經濟空間，惡化本已嚴峻的經濟形勢。因此，即便伊朗政權韌性足以抵抗美以軍事機器的直接沖擊，若無法改善民眾日益艱難的生計，則其目前政權韌性終究是其內部強力部門小集團的韌性，在沖突之后未必會得到更大范圍民眾的支持，而積累的民怨也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也要看到，伊朗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其在發展與政治智慧上的底蘊也使其必然會利用各種機會謀發展，求轉型。在如今哈梅內伊身亡背景下，伊朗實際也在危機存亡的背景下獲得了一個轉型時期。在目前情況下，如果伊朗可以通過利用其既有的政權韌性抵御住此輪美以軍事襲擊所帶來的外部沖擊，隨后其內部力量開始進行相應的經濟改革，重塑近年來在外部制裁下國內遭到扭曲的經濟體系，并進一步與區域國家延續睦鄰友好的政策，那么其政權韌性將進一步與其國內民眾的利益相一致，進而成為確保伊朗長遠發展的重要基礎。

（周亦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東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