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內伊之死和伊朗性史

新華社快訊：據伊朗媒體報道，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害。

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上臺的伊朗共和國，有一個最為人詬病的地方，那就是其政策法規對女性不友好，其中就包含對”性“的禁錮。

在伊朗被美國和以色列夾擊，承受巨大壓力之際，很多伊朗年輕人反倒拍手稱快，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接下來你看到的，是伊朗自1979年至今有關”性“的歷史，相信有心之人，能從伊朗“男女之事”中找到隱藏著的“社稷興衰”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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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維時期的“性放縱”

1979年伊朗革命的一個訴求是“終止女性的墮落”，用最高領袖霍梅尼的話說，巴列維王朝鼓勵婦女墮落。

當然，這種“墮落”在另一些人眼中恰恰反映了女性的進步，比如限制一夫多妻權，賦予女性離婚權，不用戴面紗的“自主著裝權”。

但被稱作伊朗世俗化黃金年代的伊朗巴列維王朝統治時期，有一個非常重要又被人忽視的特點，那就是“婦女的西化和自由”其實只限于德黑蘭、設拉子那樣的大城市，在廣大的小城鎮和鄉村，保守風氣依然占據統治地位，根據1976年的統計數據，只有35%的農村女性摘掉了頭巾。

換言之，1979年伊朗革命實際是城鄉二元的貧富差距和生活差距導致的，并且受到了作為多數的伊朗保守婦女的支持，這里面除了那些具有虔誠伊斯蘭信仰的婦女出于宗教情感主動蒙上面紗，還有一種頗為微妙的心理——要性壓抑那就大家一起性壓抑，憑什么只有我們農村女性獨守寂寞，你們城市女性卻能沉溺在肉欲的歡樂中，可以穿著比基尼在海灘浪游，可以觀看有男女親密鏡頭的電影，可以聽愛來愛去的流行歌曲，可以穿著超短裙在大街上打情罵俏。

巴列維年代，伊朗德黑蘭等大城市的一個重要的性宣泄渠道就是燈紅酒綠的“波斯夜總會”，現在俗稱夜店，男女混合在一起調情乃至約個one night stand，巴列維實行“全盤西化”的政策時，正趕上美西方的性解放狂潮。

1972年，美國四級電影《深喉》上映引發道德爭議，票房高達6億美元（相當于現在40億美元），當美國的保守人士將這部電影以“傷風敗俗”為名起訴至法院時，初出茅廬的律師德肖維茨為《深喉》辯護，一舉成名，加速了色情內容在美國登堂入室，成為主流化的存在，猶如在山顛之城按下了“愈快樂愈墮落”的向下按鈕，開啟了近半個世紀后的色情泛濫的愛潑斯坦蘿莉島和吹牛老爹白衣派對的濫觴。

《深喉》電影海報

在德肖維茨等人的鼓吹下，美國成人影院激增，從1970年的150家激增至1977年的750家。

美國文化是西方世界的風向標，當德肖維茨為《深喉》打贏了官司，在以美國為馬首是瞻的歐洲引起了一連串反應，其中就包括1972年西德某激進機構鼓勵兒童“自由探索性行為”的科隆實驗。

在開放或者說開放過度的文化風氣影響下，造成了很多悲劇，比如德國心理學家凱特勒在1969年—2003年間主持的“寄養家庭項目”，經過調查證實，約50名兒童被安置在疑似戀童癖者家庭。

伊朗的巴列維王朝作為“全盤西化”的實行者，在西風東漸的時候，這些美西方的色情文化難免如洪水般的浪潮涌進來，給伊朗的王室生活和城市生活造成了巨大影響。

伊朗王國時期最臭名昭著的性犯罪案件之一就是——“公主綁架強奸案”，這一案件直接加速了巴列維王朝的崩潰。

巴列維公主

阿什拉芙是巴列維國王的雙胞胎妹妹，性格強勢，掌握生殺予奪大權，暗中操縱販毒，賣淫，賭博等非法生意，被認為是1979年以前伊朗最大的毒販，曾攜帶價值200萬美元的海洛因過境瑞士日內瓦時被抓捕，后通過外交手段釋放。

1976年，美國中情局的報告指出，阿什拉芙是伊朗“金融貪污的傳奇”，其子沙赫拉姆控制了20家公司，為阿什拉芙的“準合法商業活動”掩護。

阿什拉芙公主為荒淫的巴列維王室成員提供大量性資源和毒品，曾聯絡法國著名老鴇子克勞蒂夫人提供數百名應召女郎和男模前往德黑蘭為王室服務。

上梁不正下梁歪，阿什拉芙公主的保鏢團隊也成為伊朗的禍害，仗著有王室撐腰，奸淫擄掠，無所不為。

1974年，16歲的德黑蘭少女莎拉·塔巴里（化名）被阿什拉芙的保鏢以“公主召見”為名，將其誘騙到王室宮殿，隨后被下藥，遭到多名王室保鏢性侵，事后莎拉被保鏢們威脅，說如果她敢報警，她的家人就會沒命。

莎拉沒理會威脅，還是報了警，案件最初由德黑蘭地方法院受理，但調查很快受到王室干預，法官甚至收到了巴列維軍方的直接威脅，很多案件中的關鍵證據如證實強奸的DNA化驗報告被銷毀，受害者的律師被迫逃亡國外。

紙終究包不住火，1975年，英國《衛報》和法國《世界報》詳細報道了此案，將巴列維王室成員的荒淫和罪惡公諸于世，西方媒體隨即紛紛轉發報道，稱此案為“波斯宮廷的黑暗秘密”。

霍梅尼

當“公主綁架強奸案”的細節傳回伊朗國內，引起了巨大的抗議浪潮，宗教領袖霍梅尼及其支持者將此案作為“巴列維王朝道德墮落”的鐵證，強化了“推翻腐敗政權”的合法性。

隨著伊朗民間抗議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伊朗民眾從反對巴列維王室的腐化擴展到反對整個巴列維王朝的西化改革，最終導致了1979年巴列維王朝的崩潰，阿什拉芙公主流亡海外，其財產被后來的革命政府沒收，參與性犯罪的保鏢也被革命政府處死。

性的解放和放縱是巴列維王朝覆滅的一個重要縮影，在當時的巴列維王朝，伊朗人在性方面的不同待遇和遭遇被分成了三個壁壘分明的不同世界。

首先是廣大的城鎮和農村，伊朗女性并未被巴列維王朝的西化改革之下的“性解放”雨露均沾，依然是戴著禁欲的面紗，并受條條框框的傳統規則的限制，以及受到毛拉們的“三從四德”控制，她們是伊朗女性的大多數，也在某種程度上是沉默的大多數，她們之中，有人出于虔誠的信仰對禁欲甘之如飴，有人則是被環境所逼，欲求解放而不得。

其次是德黑蘭、色拉子等大城市的女性（當然也包括男性），她們和他們，是巴列維王朝世俗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可以向美西方民眾那樣無需壓抑自己的性需求，諸如夜總會，電影院，旅館，酒店等城市配套設施令他們可以自由揮灑人類的性需求，雖然沒有了壓抑，但也算是在正常范圍內。

第三種是作為極少數的巴列維王室成員，他們位于伊朗社會食物鏈的最頂端，幾乎沒有東西可以束縛他們，他們的“性解放”于是演變成過火的荒淫無度。伊朗王室公主的保鏢竟然能任意性侵女性而不受法律制裁，就更不要提王室本身了。

這三個不同的“性世界”，如果彼此互不相干，互不接觸，倒可以相安無事，但在現代社會的正常流動之下以及現代媒體的尋根刨底的本能之下，顯然是不可能的。

巴列維王朝沒有限制城鄉居民自由流動的戶籍制度，傳統部族和鄉村宗教組織對女性的流動的控制也遠非鐵板一塊，當伊朗農村女性來到德黑蘭這樣的大城市，很容易看到那經過西方性開放文化洗禮的城市風貌，此刻她的心情五味雜陳，看看自己臉上的面紗，看看德黑蘭的超短裙，再次回到鄉村時，關于大城市的精彩或墮落的故事就會流傳開來。

同樣，德黑蘭等大城市的城市居民對于巴列維王室荒淫的生活也并非一無所知，在酒吧里當作茶余飯后談資的小道消息，來自國外的揭秘報道，乃至某個王室身邊雞犬升天的職員對于作為平民的親戚朋友的添油加醋表述，甚至是那個因被保鏢強奸而“破圈”的德黑蘭女孩的惡性案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將巴列維王室的腐朽生活曝光給大眾，對于占大多數的鄉村居民來說，大城市的生活就已經令她們頭暈目眩，而王室的齷齪更令她們如看見撒旦本體。

這種基于貧富差距的城鄉二元和王室墮落事件，都被伊朗當時不得志的毛拉群體也就是教士群體看在眼里，他們看似從教義中的精神潔癖里找到了反抗巴列維世俗王朝的利器，實際上則是在不同維度的物質生活里將發展不平衡帶來的類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真相挑明，并設法團結不同階層的伊朗城鄉居民共同對“腐化透頂”的巴列維王室進行致命一擊。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1979年伊朗革命中，城市的精英對霍梅尼的站隊和支持并非是出于對伊斯蘭傳統教義的狂熱，而是出于對巴列維王朝腐化生活的憎恨，由此以來，恨屋及烏，無論巴列王王朝頒布的西化改革是好是壞，幾乎全成了伊朗人民對其攻擊的標靶，其中，關于女性戴面紗就是一個顯著的案例。

在巴列維王朝的世俗政策下，是鼓勵女性摘掉面紗的，但在向下執行的過程中，出于某種“政績”的官僚主義考量，很多地方官采用強迫的方式摘掉女性的面紗，這讓一些具有虔誠信仰的女性視之為奇恥大辱，而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知性女性，為了支持自己受壓迫的姐妹也毅然決然戴上面紗，將這作為反抗巴列維王朝的標志性象征。

當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巴列維王朝的喪鐘已然被敲響，無論是鄉村居民還是城市居民，為了對付巴列維王朝這個共同敵人，他們暫時放下彼此的成見，團結在霍梅尼的周圍，自下至上掀翻了這個孜孜不倦致力于西化改革的腐朽王朝。

但出乎一些伊朗知識女性的意外，在革命之后，她們當初為了支持農村姐妹的需要而臨時戴上的面紗，于1983年被霍梅尼寫進了法令之中，那一條條輕薄柔軟的面紗成為戴上就摘不下來的“不可承受之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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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時期的性與愛

巴列維王朝時期男女之間平平無奇的露水之歡或者說one night stand 成了1979年革命后的伊斯蘭共和國時期的觸犯刑法的“道德犯罪”。

伊朗的土地上，那些鮮艷的紅唇，那些玲瓏的超短裙，那些精致的妝容，仿佛在一夜之間都消失殆盡，道德警察遍布在各個城市和鄉村，對違反規定的婦女進行監督，乃至用鋒利的刀片刮去女性嘴上的口紅。

那些燈紅酒綠的電影院、夜總會乃至咖啡館，被視為西方腐化的代表，遭到政府的強制關閉，數百人被逮捕，被指控從事不道德活動。

即便是普通的公共場所，比如學校，公交車，公園這些地方，也被要求嚴防“男女之大防”，通常實行性別隔離，男女被要求分開活動。

未婚男女禁止子啊公共場合親密接觸，就連牽手和擁抱都可能被視為違法，并受到道德警察的干預。

想象一下，你跟女朋友在校園里手拉手，這時有個莫名其妙的人突然沖上前宣布，你犯法了。伊朗在革命后的這種新風貌跟巴列維王朝的男女自由交際甚至自由共浴有著天壤之別，在這種情況下，最難受的是那些城市里的居民，過去與現在，不啻冰火兩重天，而鄉村里的居民，可能感受并不是很明顯，因為即便是在巴列維王朝的性開放時代，他們也多半是在壓抑中度過的。

革命后的伊朗政府，對于女性著裝的規定，不僅僅是必須佩戴面紗和頭巾，還得穿著寬松肥大的衣物，以遮蓋身體的曲線，違反著裝規范將面臨罰款、逮捕甚至監禁。

世界對伊朗女性的刻板印象，首先就體現在衣著上，全部都是千人一面，遮蓋的嚴嚴實實，有時甚至只露出一雙眼睛，誰漂亮，誰丑陋，全部難以區分。

面紗和寬大的罩袍令伊朗年輕男女的談婚論嫁變得艱難，一般家庭會介入子女的戀愛過程，尤其是女方家庭，往往要求男方正式提親后才允許交往。

換言之，對于伊朗人來說，不以結婚為目的的談戀愛就是“耍流氓”。

伊朗的各大旅館也只能接待已婚夫婦，且規定十分嚴格，未婚男女在旅館解決性需求難如上晴天，臉上長滿青春痘的伊朗年輕人往往選擇瀏覽色情網站，但這也并不容易，而且風險同樣不小，伊朗政府對互聯網進行嚴格審查，確保信仰的純潔性，年輕人通過“技術手段”觀看色情內容一旦被發現，就可能面臨包括罰款、監禁在內的處罰。

因此，在1979年革命之后，伊朗社會是存在普遍的性壓抑現象的。

在伊朗，對于婚外的性行為，即通常我們所說的婚外情，其面臨的處罰更為嚴厲，最高的處罰是石刑（死刑的一種）。

石刑，也就是用石頭砸死，是一種古老的殘酷刑罰，在伊朗伊斯蘭刑法中得到保留，主要用于已婚者的“通奸”等罪名。

關于石刑的處罰案例，實際執行的很少，但仍有零星記錄。

石刑執行者一般先將犯人的半截身子埋進土里，露出頭部，然后眾人向犯人投擲石塊，直到將犯人活活打死。

在具體案件中，由于伊朗的社會結構、性別偏見、證據認定等因素，女性更容易被指控通奸并面臨極刑，近年來報道的石刑案例多為女性。

2006年5約15日上午，一個身著黑袍戴著面紗的伊朗中年女性被帶進了大不里士法庭，這名中年女性名叫阿什蒂尼亞，她承認在丈夫去世后，和兩名男子發生了“不正當關系”，為此，她被判99下鞭刑。

4個月后，阿什蒂亞尼的案子被另一家法院重審，這家法院認為，阿什蒂亞尼的罪行是通奸罪，不能只處以鞭刑，而是要處以石刑。

法院判定阿什蒂亞尼石刑后，引起伊朗改革派的關注，很多人認為法庭的證據不足，應該重審，阿什蒂亞尼后來向媒體透露，她當初是被逼供，才在法庭上承認了通奸罪，事實上，她本人是阿塞拜疆族，根本不會說波斯語，。

2007年5月27日，伊朗最高法院核準了阿什蒂亞尼的死刑判決，但并未明確執行日期。

阿什蒂亞尼的兩個兒子，為了營救自己的母親，在伊朗發起了“釋放阿什蒂亞尼運動”，并吸引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很多伊朗人給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寫信，要求赦免阿什蒂亞尼。

2010年7月31日，巴西總統盧拉在一次集會上說，我呼吁伊朗領導人內賈德允許巴西為這名婦女提供庇護，如果我和伊朗總統之間的友誼和我對他的尊敬還值點錢的話，如果這位婦女引起了世人的不適，那么我們愿意接收他。

盧拉的請求雖然一開始被伊朗回絕，但影響已在國際社會發酵，最后，被判石刑的阿什蒂亞尼于2010年12月8日被釋放。

受制于伊朗政府的規定，伊朗社會的性壓抑是顯而易見的，不論是懷春的少女少男，還是承受七年之癢的已婚人士，若想在嚴格的法令之外尋求性滿足，無疑要冒著巨大的風險，而這也成為一些反映伊朗現實社會的現實主義文藝的靈感來源。

比如名為《德黑蘭禁忌》的動畫電影，用三個女性的悲劇故事論證了片名的所謂“德黑蘭禁忌”不是別的，正是——性。

如上文所述，巴列維時期的伊朗“性解放”實際只發生在德黑蘭這樣的大城市里，甚至有點“性解放”的過頭了，伊朗大部分的小城鎮和鄉村依然是保守文化的陣地，那些性自由并未真正普及到伊朗的全國各地。而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毛拉們的教義在占領了鄉村之后，同樣占據了德黑蘭這樣的伊朗大城市，到此時為止，巴列維時期的開放性文化才算真正破產。

也正如《德黑蘭禁忌》所反映的那樣，承受性壓抑的雖然是不分男女的全體伊朗人，但那些越過雷池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外尋求性滿足的“尋愛者”遭受的“愛的代價”的承受方往往更多時候是女性。

《德黑蘭禁忌》的電影海報上，一對男女在暗巷激情擁吻，而作為背景的大樓上，哈梅內伊的肖像表情肅穆，目光凝重，像是在審視著這對遵從本能行事的男女。

一切事物皆有代價，眼下一些人認為的伊朗女性普遍對戴頭巾、面紗這件事持抗拒和反感態度，其實遠沒有認清伊朗的真相，正如當初伊朗享受“性開放”的只是德黑蘭等大城市的少數人，現在對“性壓抑”感到無法忍受并且采取公然抗議的方式進行抵抗的仍然是少數人，而且伊朗革命年后的這兩撥“少數人”極有可能是“相同階層”的人，即以城市居民為代表的中產男女。

在幾十年前走到伊朗政治舞臺中央抗爭了過分自由的“性解放”之后，他們又再次站到了反對者的席位上，只是這一次他們要傾情支持的正是他們或他們的上一代人當年所極力反對的東西。

霍梅尼和哈梅內伊對“性”的談虎色變態度，無可避免地與“西方文化滲透”的敘事緊密掛鉤，從歷史來看，這種“談虎色變”也并不是像“狼來了”那般子虛烏有，巴列維王朝的荒淫往事猶在昨日，它講述的無非是一個權力和人性的故事，當權力不受控制，人性中的獸性一面就必然會成為“顯學”，占領了現實社會的高地，而作為某種意識形態占領“道德高地”的毛拉階層，也就順水推舟，將巴列維王室這些過度的、過火的、沒有節制的獸欲作為活標靶，完成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在那個時候，霍梅尼為首的毛拉階層無疑是獲得了絕大多數伊朗人的認可。

只是無論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乃至自人類誕生之日起到現在的漫長歲月里，人性都是真實存在的，過度放任它，欲望橫流會造成不可挽回的災難，同樣，過度壓抑它，同樣也會造成現實中林林總總的問題。

有些時候，人性就像彈簧，當你越要壓制它，它就會越鉚足了勁反彈，伊朗的性史，屬于人性的一部分，自然也逃不過這個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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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勞的折衷

性欲如同洪水，可以疏導但不能堵塞，這個簡單道理伊朗政府自然是懂得的，所以實際上，它在各種充斥著信仰精神的條條框框之中，也加入了疏導的成分。

其中最重要的“疏導措施”，就是讓曾經的性工作者改頭換面，繼續為那些伊朗老少爺們服務。

在今天的伊朗，嚴禁妓女，賣淫嫖最高可判死刑，但德黑蘭等大城市依然穿梭著性工作者的“流鶯”身影。

只是皮肉生意不再叫嫖娼，而是叫“快婚”，這個詞在伊朗婚姻法里名叫——穆塔，它的特點是可以規定婚姻的期限，時間可長可短，短的只有一個小時，長的可達99年。

更重要的是，快婚無需證婚人，辦理簡單容易，幾分鐘就能搞定，于是，這就成了伊朗性工作者開門營業逃脫懲罰的妙招。

雖然名字換了，嫖資被說成是聘禮，皮肉生意被說成是“臨時婚姻”，但實質的內容都一樣，并且達到了發泄疏導性欲的目的。

而且因為“穆塔”的有效期時間長短可以人為控制，豐儉由人，這就更蘊含了更多形式的“愛情買賣”，比如一些貧困女性或者貧困女學生，通過短期“臨時婚姻”的方式獲取經濟支持，類似我們說的“包養”，有時來自國外的游客，也會與伊朗的女性通過“穆塔”的形式短期結合，各取所需。

單單這一個寫入伊朗法律的設置，就解決了伊朗社會很大一部分的“欲求不滿”，而在伊朗城市的現實生活中，解決愛欲的途徑更是多姿多彩。

類似德黑蘭的伊朗城市，街頭巷角經常有販賣碟片的小販，他們往往會跟你擦肩而過的時候將碟片從懷里抽出，在你眼前晃動一下，又迅速塞回，如果你感興趣，他就會把你拉到無人注意的角落，取出更多的“存貨”供你挑選。

這些碟片往往都是好萊塢的熱門電影，比如《斯巴達300勇士》和《逃離德黑蘭》，因為伊朗政府的禁播反而在伊朗的黑市需求大增。如果跟小販聊輸了，小販就會給你亮出他儲藏的真正“尖貨”，也就是那些色情錄影帶。

伊朗官方發布的裹頭巾方式，是蓋住頭發、脖子和胸部，但很多伊朗年輕女孩日常只將頭巾潦草一裹，警察不管，就往后推，警察來問了，就臨時往前拉。

除了面紗和頭巾這點區別，伊朗的年輕女孩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輕女孩并無不同，她們三三倆倆跟女伴手拉手徜徉在街上，走進由伊朗軍方半遮半掩精英的蘋果手機店，去里面挑選走私來的最時尚的某款蘋果手機。

伊朗霍梅尼的1979年革命的初衷自然包括了反對美式生活的部分在內，但現在看來，這一戰略幾乎成了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伊朗最高領袖數十年不變之下，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輪流坐在，開放是改革的要義所在，這令伊朗的反對“美式生活”最后終于成了某種折衷主義，就像用“穆塔”的折衷方式解決伊朗人的性需求。

伊朗很多家庭都“違法”裝了衛星電視，只需花100美元左右，雖然“違法”，但法不責眾，當局選擇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美西方的精神食量如川流不息的河水注入了伊朗的千家萬戶，盡管相比國門洞開的巴列維時代，顯得要稍微矜持了些。

伊朗沒有美國原裝的可口可樂，但伊朗人利用美國人在1979年跑路時留下的配方和工廠研發了屬于自己的可口可樂。

在西式商場中，伊朗的男女隔離令也出現了松動，新時代的少男少女開著私家車來到商場門口，搖下車窗互扔寫著電話號碼的紙條，經歷過男歡女愛的“道德警察”見此情景也多是會心一笑，并不上前干預，他們知道，人性的自然流露是干預不完的。

商場里往往貼著霍梅尼和哈梅內伊的畫像，還有貼著“免費上網”的區域，幾乎所有伊朗年輕人都能嫻熟地通過各種技術，翻閱伊朗政府在網絡上設置的障礙，就連最高領袖本人都在海外社交媒體開了賬號，正如伊朗人的性的釋放，精神的滿足依然是折衷主義，也正因為這折衷主義，伊朗在政教合一的體制下能夠在晃晃悠悠、踉踉蹌蹌中不斷前行。

哈梅內伊

德黑蘭的時髦少女往往會有各種酷炫的色彩來搭配自己的頭巾，太空灰，熒光橙，霹靂火，男生則將整瓶發膠傾瀉在自己的頭發上，扮成某個正當紅好萊塢明星的模樣，青春不留白，即使伊朗的年輕人也不遑多讓。

一個個身穿黑罩袍的青春肉體畫著濃妝，倚靠在電線桿上，芊芊玉手伸到長袍底下，脫去平底鞋，換上楚楚動人的高跟鞋，噴上濃得化不開的巴黎香水，所有看到她的人都心知肚明，她八成是要奔赴某個私密性很強的比基尼派對，在那個私密派對里，傳承著巴列維王朝西風東漸的性解放文化，這種青春的悸動因為受到當局的管制而顯得更加刺激更加過癮，派對上自然少不了那首名為《蘇珊·卡農》的伊朗禁歌，歌詞里有一句十分大膽又普普通通的歌詞——把一個女孩從頭發歌頌到腳趾。

2026年3月1日，也就是當下，伊朗政府宣布，自3月1日起，開始為期40天的國家哀悼，以悼念在美以轟炸中殞命的哈梅內伊。

但是具體到伊朗的每一個人，尤其是那些年輕的人們，尤其是那些年輕的女孩，她們的心情如何？恐怕會是一個不那么“政治正確”的答案。

全文完

本文作者：哲空空，一個玉樹臨風的歷史學家，專注于硬派歷史故事和雜文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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