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高水平開放中塑造中國經濟新優勢

文?/?盤和林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下簡稱“會議”）在部署2026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時，明確提出要“堅持對外開放，推動多領域合作共贏”，傳遞出明確、堅定的政策信號。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國際經貿規則深刻調整的復雜背景下，中國并未因外部環境變化而收緊開放步伐，而是選擇以更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推進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這一判斷，不僅基于中國對自身發展階段和比較優勢的清醒把握，也彰顯了中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主動作為和擔當。

從政策指向來看，“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凸顯了此次會議對外開放的基本取向。中國對外開放正由要素和優惠驅動，轉向以規則建設和制度效率為基礎的長期性開放。制度型開放的價值，正在于用清晰規則減少不確定性，用制度約束降低交易成本，增強市場主體的信心和長期預期。在外部環境復雜多變、全球經貿摩擦增多的背景下，以規則為基礎的開放方式，有利于提高中國開放體系的韌性，也更契合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要。圍繞產權保護、公平競爭、政府采購以及新興領域規則等方面持續深化改革，正是在為更高水平開放夯實制度根基。

圍繞這一發展導向，服務領域的開放被提升至更為關鍵的戰略位置。隨著服務業日益成為拉動經濟增長和吸納就業的主力軍，其開放程度已不再是邊緣性議題，而是直接關系到經濟結構調整的成效和質量。在金融、教育、醫療、專業服務等領域有序擴大自主開放，有利于吸收成熟的服務模式和管理經驗，也會對國內服務業形成倒逼效應，促使其補短板、提質量，更好回應居民對高品質服務的需求。服務業開放正從過去的補充性安排，逐步轉變為驅動結構升級的重要抓手。

當然，制度型開放同樣需要現實載體，自由貿易試驗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承擔著這樣的關鍵功能。自貿試驗區的意義，并不僅在于零散的政策試點，而在于持續推進制度探索并形成可復制推廣的經驗。海南自貿港則立足更高起點，開展高水平開放的系統性試驗。兩類平臺分工不同、功能互補，推動開放實踐由點及面逐步拓展，為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積累實踐經驗。

制度型開放不應僅停留在理念層面，更需依靠穩定、可操作的實施載體加以推進。此次會議明確提出推動貿易投資一體化、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正是為了回應一個關鍵的現實挑戰。如何在外部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實現更加穩健、可持續的開放。實踐反復證明，對外開放不僅不會削弱國內經濟循環，反而能通過拓展資源配置空間，進一步增強國內市場的韌性和活力。推動內外貿在規則上銜接、在渠道上融合，實質上是為企業創造更靈活的經營環境，使其能夠根據市場變化動態調整資源布局。

在開放結構上，會議把重心放在服務出口、數字貿易和綠色貿易上，本身就是又一個清晰的信號。對外開放不再僅重視規模增加，而更關注結構和質量。近年來，中國服務貿易占對外貿易的比重持續提升，跨境電商、數字交付等新業態增長明顯，綠色產品和相關技術出口在外貿中的分量不斷上升。這些領域并非“新概念”，而是國際經貿競爭中變化最為集中的方向。圍繞這些領域推進開放合作，既有現實基礎，也符合中國外貿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實際需要，有助于在外部環境承壓的情況下培育更具韌性的增長動能。

穩定外資預期，是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重要環節。本次會議明確提出深化外商投資促進體制機制改革。在當前全球跨國投資趨于審慎的背景下，制度的穩定性和政策的可預期性，往往比短期優惠更具長遠吸引力。健全投資促進機制、優化配套服務體系，中國不僅能夠更好吸引外資進入，更有助于堅定外資企業在華長期發展的信心。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對外開放不僅是國內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方式。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積極推進各類區域和雙邊貿易投資協定談判，有助于在多邊體系承壓的背景下，為國際合作構建更為穩固的支撐點。不僅有利于拓展中國發展的外部空間，也為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經貿環境，提供了一種可持續的路徑選擇。

總體來看，此次會議關于對外開放的部署，重點不在于政策數量的簡單增加，更關注的是開放方式和結構的優化調整。面對外部環境變化，中國選擇把開放的重心放在制度和結構上，通過穩預期、強動能來夯實發展基礎，不追求短期速度，而著眼于行穩致遠、久久為功。

（作者系經濟學家、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