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翼人文坊·文本細勘」楊輝專欄丨詩與史、天與人的辯證交響——張者《天邊》讀札

楊輝，文學博士，博士后，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研究中心（陜西師范大學基地）主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特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中國小說學會理事、陜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西安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西安市戲劇家協會副主席、陜西省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為茅盾文學獎、中國小說排行榜等多種獎項和排行榜評委。入選“陜西百名青年文學藝術家扶持計劃”（第一、二批），陜西宣傳思想文化系統“六個一批”人才。

一、“天邊在哪里?”“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不妨開宗明義,直切主題。何謂“天邊”?全書開篇有解釋如是:“天邊在哪里?天邊在天山的邊上。”時在1970年代初,身處中原的一個小小村落,年少的八分——也就是后來得享大名,在“一碗泉”建功立業的姚遠——因對現實生活的不滿而生出逃離之心,他能想象的可以容納個人夢想之地,便是父母所在的“天邊”。當是時也,佇立于中原大地上自家的一塊紅薯地中,年少的八分“抬頭望天,天高云白,不見飛鳥。極目遠眺,大平原一望無際,遠方哪里有山?”八分心中迷茫,也深感困惑,于是再問:“天山在哪里?”姥爺趙秉承答:“天山遠在天邊。”關于“天邊”寓意的類似追問,幾乎貫穿全書,成為理解書中人物的生活夢想及其現實創造的重要切入點。

多年以后,書中三位主要人物——姚遠、黃建疆、李軍墾相聚于名為“天邊”的客棧,此客棧斯時已是聞名遐邇的詩與遠方的象征,那些來自中原、上海及其他地方的游客紛至沓來,生出了多少耐人尋味的故事——此為題外話,姑且按下不表。姚遠、黃建疆、李軍墾均已老矣,已到退休的年紀。此次聚會,約略有些階段性總結的意味,參與者皆是至親好友。黃建疆的女兒黃花獻唱一首王菲的《傳奇》,惹得黃建疆淚眼婆娑。姚遠的妻子曲音獻唱一首自家新創的《我們的天邊》,其詞曰:“天邊無法追趕/與流沙同行御風而行/有時候會藏進深山/有時候會躲在曠野/有時候會匍匐在草原/當兵團人在棉花地里發現它時/天邊就像倒置的地球儀/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眾人聽聞此曲,無不為之心動。黃花遂問姚遠道:“姚叔叔,天邊到底在哪里?”姚遠答:“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如此,曲終奏雅,前后照應,既是總括之句,亦為點題之筆,可謂余韻悠長。

“天邊”為何“無法追趕”?這或是在說李軍墾等人思慕胡一桂寄身的極富理想意義的達里雅布依,卻始終難以企及的復雜心態,亦表明理想與現實的復雜辯證和難以彌合的狀態。而“與流沙同行御風而行/有時候會藏進深山/有時候會躲在曠野/有時候會匍匐在草原”,則是在說具有樂園意義的“天邊”隨著生活境遇的變化而不斷遷移。身在中原的八分想象中的樂園在“天山邊上”;天山邊上人心中的樂園則是上海;前來支邊的上海青年如楊滬生心中的樂園亦在“天邊”。如樂園變動不居,“天邊”的所指亦遷轉無定。其意如川合康三論中國古典樂園思想時所言:“無論何時何地,人們都會對樂園滿懷憧憬。但誰都清楚,這終究不過是夢,無法成真。于是,在樂園之夢里,隱約透出悲涼,伴隨著些許甜美,一縷縷絕望在四處游走。”若深論之,則樂園夢想生發的原因,“不過是為了逃避現實。想追尋另一個不同于現實的世界,是人的基本欲求”。“現實的各種思慮和脫離現實的夢想,二者交織,組成人的一生。”從古典文本樂園觀念看,川合康三此論頗為恰切,然思緒如稍稍放開,可知此說局限所在。即以其書中反復論及的陶淵明的樂園觀念論,《桃花源記》是一種;《歸園田居》亦是一種。

《桃花源記》是在日常生活之外發掘身心可以寄托之處;《歸園田居》則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創造生命的理想狀態。曲音歌中邏輯近于《歸園田居》而非《桃花源記》,重點在現實生活創造而非理想之境的虛擬造設,故而有言:“當兵團人在棉花地里發現它時/天邊就像倒置的地球儀/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棉花地”,表征著兵團人的生活創造,說明一旦將目光投向日常現實的自我創造,則轉瞬之間,現實即具理想義,詩不必在遠方,而是在眼前,在徐徐展開的生活創造之中。

“天邊”因此一名而涵三義:一是“遙遠的地方”(詩與遠方);一是“天山邊上”;一是可以寄托青春與夢想之所。“遙遠的地方”為虛,“天山邊上”為實,“青春與夢想”可以寄托之所則是虛實相生。這一部《天邊》筆墨的重心,正在一代又一代人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甚至血與火的斗爭,讓“天山邊上”成為“詩與遠方”,成為夢想成就之所的驚心動魄的“創業史”。

二、“我為邊疆獻青春,獻了青春獻子孫”

這是姚遠(八分)的父輩們的口號,也是他們為建設新疆犧牲和奉獻精神的高度凝聚。作為“疆二代”的姚遠等人要明白其中深意,還得經過多年的生活和精神的磨煉。1970年代初中期,尚還年幼的八分,也就是后來作為“疆二代”的代表,為“一碗泉”的建設作出重大貢獻的姚遠,因對故鄉生活的不滿而萌發去往“天邊”的念頭。其時,他對“天邊”所知甚少,“天邊”在“天山邊上”,是他父母和弟妹的居所,是可以承載少年人夢想的遠方。從他登上西去的列車開始,生活漸漸翻開全新的一頁。姑且不論見到父母之前路途的艱難,正式進入“一碗泉”后,現實與夢想仍然存在著不小的差距。溫飽問題雖然解決,生活的艱難并未稍歇。

“八分后來知道了這個地方叫一碗泉。回首能望見天山的雪峰,抬頭能看見巍峨的昆侖山,面前是一望無際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這里就是八分的天邊。”“天邊”已至,生活卻并非全如想象。八分需要面對父親的冷漠,面對生疏環境帶來的短暫的不適,他應該很快就知道,自己身處的“天邊”,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塔里木河為世界第五大內陸河,是中國最大的內陸河,而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是中國第一大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它們在塔里木盆地碰面了。沙漠遇到河流,沙和水融合成土,這就形成了曠野和荒原。在無際的曠野生長著胡楊、紅柳、蘆葦,它們成為“大漠三友”。當然,還有堿草和芨芨草等各種野生植物。這時,兵團人來了,開墾土地,引塔里木河水灌溉,荒原變成良田。

“一碗泉”只是兵團人開墾土地的一個小小的部分,卻是書中可以表征更為廣闊的世界的典范。八分來到時,“一碗泉”已在父輩們的努力下初步完成了基礎建設。勞作雖仍辛苦,比如六月里為稻田拔稻草,便是極為枯燥,也十分艱辛的工作。但在年少的八分等人看來,沉重的勞動中仍有趣味。如他們照《冰山上的來客》中虛擬的藝術人物為吳珍和阿娜爾汗起綽號,這種貌似諧謔的手法引發的情感效應甚至影響到此后多年姚遠的情感選擇——在曲音出現之前,姚遠對吳珍的情感始終未變。姚遠、彭新軍們讓艱苦的勞動充滿了諧趣。“歡笑聲這時候往往會在稻田里響起。這時,無論是吳珍還是阿娜爾罕都笑得十分燦爛。笑聲就像一對百靈鳥對唱。”這樣的勞作與歡樂同在的場景,幾乎貫穿全書始終。如果說在姚遠、黃建疆、李軍墾等人少年和青年時期,因思想和情感尚未成熟,易對現實生活做理想化的理解,以至于書中充滿著諧謔之趣,輕逸之筆,在他們成年之后,這種諧趣和輕逸無疑是作者有意為之。

如他花費大量筆墨敘述沒有正形的黃建疆的種種作為。少年時期的“邪性”之舉尚可解作未成年人的不成熟,成年之后的種種作為則充分說明此人本性即“邪”。他的任性造作雖無傷大雅,卻也如平靜大漠中偶起的狂風,既能擾亂生活秩序,亦具推進生活創造的“反向”功能。他能以其個人的感召力讓斜眼班奮力勞作,亦能以其過人的智慧解決車道遠越獄問題。當然,在后來對兵團意義重大的拾棉花季,反恐工作中,黃建疆的個人才能皆得到了頗為充分的發揮。可謂似邪實正。黃建疆這個人物,在《老風口》已有表現,其邪性及作為建設者的代表所具有的看似荒誕,實為樂觀的諧謔精神亦一以貫之。“正是通過黃建疆這個人物,通過有點變形、夸張的一連串故事,張者卻推導出一個重大主題:兵團人從一開始就是奮斗者、奉獻者,可以說是獻出青春獻子孫。他們無怨無悔,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人物身上的喜感,也是這種樂觀精神在人物故事里的體現。二者可謂說做到了最大程度的融合。”

相較于黃建疆的“邪性”,姚遠心智與情感的成長,是書中詳細敘述的重點所在。他從王文民收藏的書籍中開闊了眼界,而偶然來到大漠,天地之大美又為他打開另一個更為開闊的空間。那是他們在可以望見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沙丘之上所見:“站在沙丘上遠望,大漠廣闊無邊,沙丘連綿不絕,就像前赴后繼的海浪。只是,那海浪卻沒有濤聲,也沒有海鳥劈波展翅的飛翔。天地沉默不語,萬物寂寥無聲。那種廣闊的‘無’,卻比‘有’更能震撼人心,攝人魂魄。”這種獨屬于沙漠瀚海的“有”“無”之境,在來自上海的楊滬生眼中,還能顯發另一種境界。楊滬生從大漠中看到的并非一般意義上由古典詩文所營構的宏闊意象,而是從中看到了“海市蜃樓”,其景其境亦非大漠孤煙、長河落日,而是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的上海。這當然是虛筆,是楊滬生心中所現而非目之所見的意象。

此屬虛象,卻具實義。它為姚遠等人打開了另一種想象世界的方法。他們皆未去過上海,“海市蜃樓就是同學們對上海的第一印象。這印象太深刻了,它象征著現代、美好、高級……那是同學們努力的方向,那是大家向往的天堂。”雖說直至全書結尾,姚遠、黃建疆這一代人中唯有李晴曌成為一般意義上的上海人,實現他們少年時期的上海夢。但由楊滬生及其他來自上海的建設者為姚遠這一代人打開的世界想象,卻成為此后“疆二代”在具體的現實生活創造中的重要參照。如前所述,在年少的姚遠心目中,以“一碗泉”為代表的“天邊”是生活夢想的顯現之所,當他讀完大學重返新疆,在新的現實語境下創造新疆的美好生活便成為他這一代人的歷史責任。

馬富貴、姚桂喜、胡一桂這一代人既發現又開創了“一碗泉”最初的狀態,他們創造過程中的艱難書中并未詳述。然而即便姚遠等人的青少年時期的歡樂終究無法遮蔽父輩生活創造的艱辛。如作品開篇未幾補敘“一碗泉”的發現過程;吳之淼因為海外關系導致命運的數起數落;地窩子如何使得全連很多孩子斜眼;四十四人因為“甜水”(淡水)的有無引發的種種令人啼笑皆非的瑣屑矛盾;四十四時常發生的礦難;極具象征意味的五十五連隱藏著的現實之痛等等,皆說明全書諧趣之后的莊嚴肅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雖被轉化為輕逸之筆,內中隱含的現實生活的艱辛卻不難察知。從1950年代國家號召兵團吸納“自流求食”人員,黃世云、李幺妹等人遂有機會成為兵團人,到新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初,姚遠、黃建疆等人充分參與新疆建設的具體過程,七十余年間事關新疆建設的重大事件在《天邊》中幾乎皆有記述。即便一筆帶過,甚或語焉不詳,但從若干人物具體的生活狀態中仍不難察知不同時期階段性主題的變化所引發的普通人命運的轉換。此屬全書最動人心魄之處。書中反復出現的胡楊,既是實寫,亦包含頗為復雜的寓意,乃是兵團人生活和精神的真實寫照。“胡楊樹可以斷臂求生,也可以向死而生。胡楊籽就像風車一樣,隨風而去,見水而停,春暖發芽,隨季而長。胡楊寓意著扎根邊疆、建設邊疆、屯墾邊疆、守護邊疆的精神。”

全書故事起筆于1970年代,階段性結束于新世紀第三個十年初,其間半個多世紀生活變化以及其間人物命運的起落成敗,皆有頗為復雜的歷史和現實意義。而圍繞“一碗泉”的生活創造在半個世紀間的觀念轉換亦頗具寓意。這也是貫穿全書的“天邊”二字意義最終的落腳處。如前所述,從“天邊”“遠在天邊”,到“天邊”“近在眼前”,作品悄然完成了“天邊”與當下現實的內在關系的轉換。“一碗泉”的現實的生活創造原本就足以容括作為詩與遠方的理想之境。其意義還如川合康三所言:“個人的安樂,集團的和諧,兩者都得以實現,方可謂桃花源。桃花源是將實現了個人幸福的樂園和實現了團體幸福的烏托邦合二為一的世界。”當下,此刻,抑或此在的經驗如何成為詩,如何成為與此時此刻不同的“別處”,奠基于日常的生活創造極為緊要。與《老風口》略有不同,《天邊》并未詳述現實生活的悲壯,筆墨也盡量集中于姚遠、黃建疆等“疆二代”的視野中。“疆二代”幾乎自然生成的理想性格直接影響到全書的整體風格。

但通觀全書,實寫與虛寫,正寫與側寫的參差對照中,仍不難體味其間蘊含的復雜的現實之困。“在大自然面前,人太渺小了,一陣塵埃,一陣風就能把你卷走,不是我故意寫得很神秘、很悲壯。我的同學就是在大漠上突然失蹤的,不知跌入哪個坑里,立馬被流沙掩埋了。作為人來說,開荒種地幾十年,莊稼每年都收,好像有收獲,一陣風來了,你最重要的果實——兒子都被刮走了。人不可能控制自然。”這正是地處大漠邊緣的兵團建設需要面對的最為艱難的境況。《天邊》雖未詳述,但字里行間,仍不難體味個中普通人難以想象生之艱難。也正因此,數代兵團人扎根邊疆、屯墾邊疆的精神讓人心生敬意,感佩不已。

雖說青春期頗為叛逆的黃建疆并不認可父輩“我為邊疆獻青春,獻了青春獻子孫”的說法,他希望到四川讀書,但遠行讀書的目的并非離開新疆,而是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更好地獻身家鄉建設。但陰差陽錯,黃建疆讀書的理想未能實現,但留在“一碗泉”后,雖“邪性”未改,他仍然以其過人智慧,為現實生活創造貢獻力量。如果說馬富貴、姚桂喜等老一輩的創造主要依賴崇高的犧牲和奉獻精神,姚遠等“疆二代”已經充分意識到現實生活的改善的重要意義:“前輩們雖然獻了青春獻子孫,但重要的目的是屯墾戍邊。兵團要想留住人,只有奉獻精神還不夠,要極大地改善兵團人的生活水平,這才能留住人。”因此,在姚遠、李軍墾、黃建疆等人的努力下,當然也是因應總體性的發展觀念之變,“一碗泉”呈現出了與此前不同的全新面貌。本乎此,作品結尾處,面對黃花“天邊到底在哪里”的追問,姚遠才能給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這樣的答案。這不是答案,而是兩代人艱苦創業的具體的現實成果。其重大意義,不言而喻。

三、“這是古代的沙塵暴,它有歷史的傳承,

亙古不變,野蠻、粗鄙……”

《天邊》不僅是兩代兵團人的創業史,還是他們融通悠遠的歷史和地域文化傳統,創造新的觀念的精神史和心靈成長史。在“一碗泉”,向北極目遠眺,可見“天山的冰大阪”,以及“天山的最高峰托木爾峰”,向南,則是“一望無際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再向南,在藍天白云下能看到雪山,那是昆侖山”。在姚遠、李軍墾、黃建疆等人的少年和青年時代,沙漠瀚海是既近又遠的存在,它就在綠洲近旁,卻浩瀚如海,危機四伏,是完全陌生而異己的所在。胡一桂和阿依古麗遁入沙漠之后,便成為“一碗泉”人心目中的傳奇。某一日吳之淼與李軍墾面朝大漠,思緒翻飛。“胡連長和阿依古麗逃進大漠不知道過得怎么樣?到現在一直都不出來。難道胡一桂連長和阿依古麗一直在海市蜃樓中生活?”當胡一桂、阿依古麗與兩個女兒突然歸來,在“一碗泉”同樣引發了諸多猜想,被指派給胡一桂寫說明材料的李軍墾更是對胡一桂一度居身的村莊興趣濃厚:那里應該與世隔絕吧?這成了李軍墾想找到的所謂“世外桃源”。李軍墾相信“只有荒涼的沙漠,沒有荒涼的人生”。在后來的日子里,“特別是在讀中專期間,在圖書館瘋狂地查閱資料,他希望有朝一日到這個村莊隱居”。如果說少年時期的李軍墾時常萌發的隱居之念是其特定出身使然,成年后他對達里雅布依依然未減的濃厚興趣則表明其對理想生活的執著追求。直至結尾,李軍墾此舉并未實現,這既是達里雅布依遙不可及,亦是其與吳珍結合之后,于沙漠之中創辦“天邊”客棧,通過自身的創造性實踐,完成了類乎達里雅布依的生活創造。對李軍墾而言,“天邊”近在眼前,觸手可及,是否再尋找真正的達里雅布依的所在,已無關緊要。

早在少年時期,姚遠、黃建疆、李軍墾便在沙漠中得以與天地之大美相遇,也曾因緣際會獲得來自歷史和自然的禮物——姚遠得到的是一只陶罐,黃建疆得到的是紅柳棍,李軍墾得到的則是一塊石頭——三者皆是來自沙漠,抑或大自然的饋贈,也都在三人未來的生活中起到頗為重要的作用——李軍墾的石頭后來被改行做玉石生意的馬支前看中,為他換來一輛二手吉普車,也間接啟發了李軍墾將自家居住地建設成為天邊客棧的動念;自小便頗為邪性的黃建疆則用紅柳棍做了數件叫人側目之事,其命運走向也因之改易;姚遠的陶罐隱含的秘密多年以后才被揭開,那原是古人儲存食物之用,千余年前的蓮子在研究者的努力之下重獲生命,姚遠特意為此寫了一篇名為《西域花開》的文章,詳細敘述蓮花在中國流播的歷史,以及其在中國文化精神中的重要意義:“蓮花在西域的傳播不僅是一種植物的自然擴散,更是文化交流的結果。西域的佛教文化與中原文化相互影響。蓮花作為佛教的象征之一,被廣泛種植在佛教寺院中。”蓮花不僅具有形而上的文化寓意,還具有具體的現實用途。“蓬勃的蓮花開放不僅僅是一種美的花朵,還會生出蓮蓬,產蓮子,根部生蓮藕。

所有的這一切都可以充饑,也是美味。這對于農耕文明的大中華來說,那才是頂頂重要的。那時候西域水網密集,無論在樓蘭還是在龜茲,都是真正的魚米之鄉。蓮花盛開的塔里木河畔,是真正的塞外江南。”從馬富貴、姚桂喜、胡一桂等“疆一代”到姚遠、黃建疆、李軍墾等“疆二代”,他們因應具體的生活環境之變而不斷創造“一碗泉”新生活的希望愿景,雖不能說與蓮花盛開時的塔里木河畔風景相關,卻也在多重意義上表征著“一碗泉”之“新”,在千余年的荒涼之中,重現古代美好狀態的重要意義。也因此,姚遠文章結尾有如下感慨:“古蓮花開,帶著古代的情調和想象力,開成了一個千年的故事。這穿越時代的綻放,再一次迎來了一個盛世中國。”

姚遠的陶罐和其中珍藏的千余年前的蓮花籽的重現生機,因此成為“疆二代”的現實創造接通古典傳統的重要象征。如前所述,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雖在“一碗泉”邊,年少的姚遠、黃建疆、李軍墾即便對大漠滿懷向往,卻也極少進入。沙漠瀚海蘊含并顯發的天地之大美因此多在他人的敘述所形塑的個人想象之中。此后經年,隨著“一碗泉”現實創造的發展,尤其是廣泛種植棉花之后新生活的蓬勃展開,沙漠瀚海背后所表征的古典傳統的豐富面向漸次顯現,且逐步融入“一碗泉”的現實創造之中。不僅如此,黃建疆、姚遠等人的努力亦與“一碗泉”地域風土關聯甚深。那是在采摘棉花休息的空閑時間中,黃建疆在巴扎上偶然結識的民族老鄉阿迪力和他的羊缸子(妻子)吾拉姆鋪開了地毯,并非為了休息,而是拿起手鼓敲了起來。隨著手鼓、都塔爾、熱瓦普等樂器聲音響起,大家開始跳舞。“阿布拉的巴郎子也上場了,跳得神采飛揚。阿迪力的羊缸子吾拉姆也起來了,她一會兒和女兒對跳,一會兒和迪亞爾對跳。一大一小,詼諧優美。吾拉姆的衣衫雖然破舊,卻因為舞蹈有了神韻。

”也因為勞動,因為勞動所創造的“合作”關系,黃建疆等人和民族老鄉融為一體,難分彼此,共同營構了教人神往的境界。此境如《禮記·樂記》所言:“樂者,天地之和也。”音樂的魅力還不僅止于此,托喀依鄉的年輕人阿扎提“居然吹了一種沒有喇叭口的嗩吶”,其音“如泣如訴”,叫人心動。對音樂所知甚少的姚遠從曲音信中得知,這種被阿迪力稱為“巴拉曼皮皮”的樂器便是龜茲篳篥。其來有自,可謂源遠流長。“龜茲樂直接影響了從大漢到大唐的宮廷樂。李隆基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大量地糅進了龜茲樂的成分。”其時對地域文化所知甚少的姚遠由此理解,緣何“這些老鄉在田間地頭隨時都帶上樂器,休息時隨時跳麥西來甫。原來自己的所在地正是大漢時期西域三十六國的龜茲國。”此后,姚遠開始真正關心腳下的土地和它源遠流長的歷史,也由此顯發“天邊”的另一層意義。如姚遠面對黃建疆的疑惑時所言,“我就是對腳下的土地好奇。兩千多年前的過去雖然也遠在天邊,可它又近在眼前。比方:我吹的這巴拉曼皮皮,一查字典叫篳篥。它是龜茲樂的重要樂器。我用它吹著現代的樂曲,一下就找到了感覺和調調,這相當于和古代通氣。”

全書核心近乎“肅劇”——無論疆一代、疆二代的現實生活創造皆堪稱艱苦卓絕,其精神和現實意義亦皆是深遠。但肅劇之中,亦不乏諧趣。諧趣類乎諧劇,乃是于詼諧、幽默等等虛擬靈動之筆,表達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中之“輕”,抑或肅然之中的喜感。此如閻晶明論張者小說的美學風格時所言,雖為兵團題材,“兵團的往事如此復雜,如此動情,浪漫中又有悲情,奮斗中不無辛酸”,但《老風口》中“仍然可以看出張者按捺不住的嗜好,那就是想來一點輕松與喜感,但他又很好地控制著自己,努力地,同時也是自然地完成一次認真、嚴肅、莊重的關于重大歷史、重大題材的敘述”。

《天邊》亦是如此,宏大歷史的演進過程及其牽涉的人與事、人與天地自然的往來堪稱濃烈。如何處理人與自然,抑或天人關系,亦是書中人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就張者的實感經驗論,沙漠瀚海所表征之大自然的偉力叫人驚嘆,亦是人事創造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面對大的自然環境改變,人類無能為力。就像螞蟻壘窩,一個小孩子隨手一碰就可能傾巢覆滅,這是宿命。人在一段歷史時間內只能和天達到一種平衡,不能勝天。這樣寫反映了我的自然觀、世界觀。我寫人和自然的關系,最后的結論是人不可能勝天,必須和自然達成和諧。所以小說結尾寫到撤退,寫到退耕還林,退耕還草。人類生活在這個世界,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非常脆弱。”正是在自然環境所致的幾乎難以克服的困難中的人事創造,愈發顯現出人的智慧、精神以及創造生活世界的哪怕有限的開拓的重要意義。

如何創造天地人和諧的生活世界,正是古典思想中天人觀念的要義所在。所謂的天人之際,正是明了天人的分際,明了天之界限和人事的局限,在有限中盡可能抵達無限的不息的奮斗精神。或覺過分鋪陳現實創造的困難,人事的艱辛和悲壯過于沉重,《天邊》于莊重、嚴肅的現實生活中,時常有富于諧趣之筆。如被稱為黃老邪的黃建疆多年間持續不斷的邪性邪行;尚處于少年時期的李軍墾、姚遠等人偶然的調皮之舉;摘棉花的勞作過程中黃建疆與后來成為他妻子的李幺妹的情感往來等等,皆如茫茫荒漠之中偶起的塵煙,飄忽不定,叫人心驚,卻是轉瞬即逝,無傷大雅。《天邊》因此莊諧互現,妙趣橫生,于形而下的生活之“重”中顯發人之精神創造所開顯之形而上之“輕”。“詩”與“史”,“天”與“人”辯證交響之命意,正在此處。

那個古名為篳篥的巴拉曼皮皮抑或其他帶有鮮明的地域和文化特色的樂器聲音響起,一種濃重的,幾乎瞬間可以和千年文化、千年之前的人們心意相通的虛擬空間隨之生成。在這里,漫長的時間的推移并未改變音符所持存的精神空間的整合意義,不同背景的差異也不能成為彼此的阻隔,借此彌漫的聲音所打開的精神世界,人們心凝神釋,翩然起舞,瞬間里生活于共在的世界,外部的分際退居其次。一如紅柯《少女薩吾爾登》中蘊含豐富之精神意義的衛拉特土爾扈特蒙古人的十二支薩吾爾登舞徐徐展開之后,深陷肉身的苦痛之中的修理工周健已然頹靡的內心得以療救。“在周健與張海燕‘共在’的世界。他們沉重的肉身無論置于何地,精神總會因《薩吾爾登》的存在而獲致無上的超越性的幸福。在與萬物和諧交融的那一瞬間,似乎可以齊生死、等貴賤,把人世間諸般普通障礙糾葛全然拋棄。他們相吻相擁,獨立構成一個世界。

《薩吾爾登》旋律響起的那一刻,周健便如荷爾德林所說,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因此上,那臨近結尾處的沙漠瀚海之行,在全書中顯發極具象征性的重要意義。那時,因對龜茲音樂的濃厚興趣,曲音由四川來到新疆。姚遠為她安排了一次頗具意味的沙漠瀚海之行。同行的有黃建疆、阿迪力和他的羊缸子吾拉姆,黃建疆的干兒子哈迪爾,胡一桂的女兒吉給黛古麗和買買提,玉茹克古麗和阿扎提,彭紅柳和伊力哈木,玉山江和阿孜古麗,彭新軍和圖雅,阿布拉和阿娜爾汗等等。阿扎提善吹巴拉曼皮皮,伊力哈木能彈都塔爾,玉山江彈熱瓦普。如是安排,別有意味,“基本上是帶了一個歌舞樂隊”。此番大漠之行,叫曲音眼界大開。她看到了“曠野有一種野性的美”,“讓人欲哭無淚,欲罷不能”。她還見到了“睡胡楊”:“那片睡胡楊有上千畝,一眼望不到邊。樹成為雕塑,靜默地豎立著,集體緘默就像正在思考。那些右岸低洼處活著的小胡楊林,就像離散的孩子,猶豫地回頭張望,孤戚地望著家族的死去無能為力。”她還有幸見到野駱駝群,吃到了“飛天烤魚”,阿迪力擅長的庫麥琪……一行人在湖邊“歌舞升平”,“舞蹈伴奏著獨特的旋律和節奏,配合著特有的樂器,那種喜悅和憂傷能讓天上的雄鷹停止飛翔”。“歡呼、悠揚、激越的音樂響徹在廣袤的塔里木盆地。”如是情景,讓奮力挖掘肉蓯蓉的姚遠心中激蕩。當然,最為重要的,是他們遇到了沙塵暴。那沙塵暴如一堵墻,從遠方逐漸逼近,氣勢撼人。

“這是古代的沙塵暴,它有歷史的傳承,亙古不變,野蠻、粗鄙,沒有教養。大漠中的沙塵暴到來時往往無聲無息。它會形成一道沙墻,然后向你迫近。那沙墻密不透風,即便是歷史的長河也無法穿越。”讓人心驚的沙塵暴或許象征著古與今的相通,源自龜茲的巴拉曼皮皮及其他樂器營構的精神世界則融匯著不同族群的足以瞬間心意相通的共同體意義上的精神空間。沙漠瀚海了無邊際,沙塵暴來去無蹤,而音樂及其所持存開顯的世界卻隨時、隨處可見。它不僅為姚遠贏得了曲音的愛,為彭紅柳和伊力哈木,也為彭新軍和圖雅營構了相愛相親的獨特空間。它與達里雅布依一般,是獨異的精神空間創造的重要依憑。它的存在表明過去未去,漫長的時間和遙遠的空間皆不足以成為各民族之間的阻隔。它如沈從文眼中的雜文物,可以成為“聯接歷史溝通人我的工具”,歷史雖遠,卻因之“如相連續”,而為“時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載之下百世之后還如相晤對”。一當巴拉曼皮皮抑或其他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的樂音響起,一種足以消弭普通分際的精神空間瞬間生成,它們與天人之際敞開的宏闊的世界一般,成為《天邊》復雜寓意之一種。意義獨具,韻味悠長。

四、“那里的人守護著大漠和綠洲的最后界限,

看守著人與神的最后邊際”

“一碗泉”的發現本屬偶然,一當馬富貴等人駐扎下來,進而成為托身之所后,其意義便逐漸穩固。作為兵團人新開墾的居所,“一碗泉”首先具有兵團人身心安居的意義。如前所述,在半個多世紀歷史的風云變幻中,“一碗泉”的發展模式亦應時而變。作為人之身心安居的“地方”的意義,也漸次豐富。相較于河南、重慶和上海,“一碗泉”便是似乎遙不可及的“天邊”,然而在“一碗泉”人看來,沙漠邊緣的綠洲常有的“海市蜃樓”,則是另一種富有詩與遠方意義的重要意象。時隔多年,已成攝影愛好者的李軍墾仍對當年胡一桂連長和阿依古麗一度托身的達里雅布依村念念不忘。從他初步的了解中,這達里雅布依絕非尋常之地,而是頗有些來歷:達里雅布依村在大漠深處的克里雅河,位于塔克拉瑪干沙漠的中心,它被稱為“塔克拉瑪干沙漠的肚臍”,在沙漠的腹地,幾乎與世隔絕。“達里雅”意為河流,“布依”意為河岸。達里雅布依,意思是大河沿。這里生活著克里雅人,生在沙上,埋在沙里,一生與沙為伴。他們喝著克里雅河水長大。達里雅布依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漢代,那里是樓蘭或羅布人的后裔。當時作為絲綢之路南道的一個必經之地,商旅頻繁,人流興旺。隨著時代的變遷,絲綢之路南道漸漸沉寂,商旅改走絲路中道,或者翻越天山走絲路北道。達里雅布依村被獨自留在了克里雅河畔,大漠的深處,成為一個孤獨的村莊。

這個一度商旅繁榮的村莊“再一次走進人們的視野是在1896年,由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尋找漢唐遺址時發現。他驚訝地發現了一片參天的胡楊林,在林中有成群奔跑的野駱駝和羚羊群,還有生活在這里的一群人”。那個遙遠而神秘的達里雅布依,那個曾被作為類如海市蜃樓的神奇景觀的達里雅布依,那個包含著“一碗泉”及其周邊數代人對理想生活的美好想象的達里雅布依類乎古典詩文中的桃花源,遠離塵囂,人跡罕至,卻是可以寄托身心的所在,可以承載夢想之所。人們自然勞作,循乎四時,身心俱樂,一如《勸農》詩中之境。陶淵明《勸農》詩境,近乎《桃花源記》,其詞曰:“熙熙令德,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興,農夫野宿。”其境類乎《天邊》所述棉田勞作之樂。“雖然勤于農事,但沒有絲毫痛苦。人類生存的基礎是農業,勤于農事,方能有和平、充實的生活姿態。”此既屬桃花源中人于農事之中體會到的勞作之樂,亦可用來理解《天邊》詳細敘述棉田勞作的境界與意趣。

頗具意味的是,胡一桂和阿依古麗一度托身的達里雅布依并非李軍墾心向往之的,帶有極為鮮明的文化和精神意味的獨特地方。那個有著極為豐富的歷史淵源的神秘村莊并未在書中現身。李軍墾似乎也無意深入大漠,去尋找達里雅布依的真實所在。這里面或許暗含著另一層意義,即如前引文字中所述,“達里雅”意為河流,“布依”意為河岸,達里雅布依,便是“大河沿”。大河隨處可見,河岸與之俱在,胡一桂、阿依古麗托身的達里雅布依或許正是諸多理想中的“達里雅布依”之一,它們包含著或許未被充分發掘的深厚的歷史積淀,包含著人與自然共在所開啟的美好境界,包含著人之身心安居的重要意義。

此或屬《天邊》反復述及達里雅布依,且將之與“天邊”的一重含義對照的原因所在。達里雅布依曾是遠在天邊的理想的居所的象征,然而在數代開拓者的不斷努力下,達里雅布依開始不斷蔓延,逐漸成為新的生活創造的重要表征。“胡一桂和阿依古麗的故事誘人而神秘,他們一度托身的地方雖然并非李軍墾心儀的達里雅布依,卻也構成黃建疆、李軍墾等人的現實生活創造的重要參照。因為,從根本意義上而言,黃建疆等人的具體的生活創造的目的,就是將新疆建設成為如達里雅布依一般的美好世界。”“天邊”客棧可謂李軍墾營構類乎達里雅布依之境的微縮版本。身處其中,李軍墾胸次廓然,且怡然自得。其自我造設之境,甚至讓行事一貫荒唐的黃建疆艷羨不已。承包一碗泉后,黃建疆計劃“在一碗泉蓋房子,從連隊搬過來住,過一種與世無爭的日子”。一如他的兄弟李軍墾,“住在果園里”,優哉游哉,自得其樂。李軍墾的天邊客棧與黃建疆的一碗泉莊園,可解作類如古人造園意義的生活世界的獨異創造,雖為特例,卻是表征新生活建設基本意義的重要樣本。在大漠深處的達里雅布依意義獨具,“那里的人守護著大漠和綠洲的最后的界限,看守著人與神的最后邊際”。“一碗泉”同樣連接著過去和未來,連接著大地和天空,連接著現實生活和精神世界,卻自有其不同于達里雅布依的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全書后四分之一處,“一碗泉”融匯作為理想之境的達里雅布依的種種要素,卻不同于后者的現實特征逐漸顯現。那是在由姚遠指揮,黃建疆深度參與的一場軍事演習時。此次演習既為防雹,亦為震懾。震懾恐怖分子,維護地方平安。這一重要意義在此后不久黃建疆的一次偶然遭遇中顯露無遺。極端分子逃入沙漠,與黃建疆的毛驢巡邏隊遭遇,后被生擒。黃建疆此后又偶然發現了極端分子在大漠深處的培訓基地,從而為將極端分子一網打盡提供重要線索。書中對此過程的敘述并未展開,然由簡單的勾勒中,不難察知“一碗泉”作為邊境所承載的重要使命及其危險性。這或許是理解《天邊》的又一重要切入點。作者極力張揚生活的“重”中之“輕”,描述生活中的快意甚于艱辛,但四十四連爆破之后揚起的粉塵如煙如霧,狀如仙境,實則危害極大。吳之淼之死即屬典型例證。再如劉明德為四十四連賣水之事,也寫得鮮活生動,用墨甚多,劉明德甚至還因緣際會,娶了吳之淼的遺孀,又因禍得福,被車道遠打斷的腿治療之后竟如常人。兵團人的墓地雖被戲稱為五十五連,但其中輕松筆調背后隱含的現實之難之痛卻不容忽視。“一碗泉”既在與大漠的交界處,亦是邊境的所在,因此上,生產建設是重任之一,維持邊境安全以及社會穩定更是重中之重。

正是在這樣復雜的歷史、現實和文化語境中,一代又一代人以其崇高的精神、堅韌不拔的毅力、過人的智慧,承擔著光榮而艱巨的使命。姚桂喜、趙秀英、胡一桂、劉明德、姚遠、李軍墾、黃建疆、阿迪力……他們或許皆屬虛擬,是雜取種種,合成一個,他們或是來自河南、陜西、四川、上海、重慶等地方,或世代居于新疆,他們是將青春的熱血和激情奉獻給“一碗泉”或者別的地方的成千上萬鮮活生命的縮影,他們在半個多世紀中戰天斗地,創造了“一碗泉”以及新疆的美好生活。他們和他們艱難的創業的故事,成為《天邊》的核心內容。“我的父輩很多已經去世,長眠在戈壁灘上,他們和胡楊一樣睡去了,還會醒來,活在人們心中。”他們也將因《天邊》這部書,因這部書所持存開顯的文學世界而得以永存。此與扉頁所引維特根斯坦“語言的界限,就是我們世界的天邊”正相對應,亦如海德格爾所論,語言乃存在之家。文字躍動之處,混沌轉為清晰,天地境界闊大,萬物生機充滿,大化運轉不息,逝去的世界重新被喚醒,無名的事物有了名,那些離去的人物仿佛重獲新生,在虛擬的世界里得以永在。

聲明：本文轉自無界漫游計劃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收獲 · 長篇小說2025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