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委員”吳京，還是多讀點書吧

影片《鏢人》以凌厲的武戲吸引觀眾，卻因文戲的倉促單薄招致詬病。

動作場面如刀鋒般爽利，敘事節奏卻似斷弦之琴。

刀馬的“浪子回頭”沒有心路，知世郎的“救世”沒有信仰，諦聽的“皈依”沒有掙扎。影片中的人物不是活出來的，是被劇情推著走的符號。

一言不合就開打，從頭打到尾，不過癮換個場景再打。

在《浪浪山小妖怪》《人間煙火》等春節檔作品以情感溫度贏得口碑的氛圍下，《鏢人》的冷硬敘事更顯突兀。

這并不偶然。從《戰狼》到《流浪地球2》，吳京始終在重復同一種敘事邏輯：用熱血替代思辨，用犧牲替代成長，用口號替代情感。

他演的劉培強，父親的愛是“我必須去”；他演的刀馬，江湖的痛是“嗯，走”。

臺詞少，不是留白，是沒詞可說。這不是風格，是思想匱乏。

吳京似乎認為，動作場面的“狠”與“爽”足以掩蓋敘事的蒼白。這既源于其對“動作大片”的狹隘理解，也更暴露出其在人文內涵建構上的深層無力。

真正的文戲大師，比如徐皓峰，深諳“刀背藏身”亦是敘事之道。

他筆下的《師父》，摒棄以打斗詮釋命運的俗套，轉而借一盞茶涼的氤氳、一句“規矩是人定的”的箴言、一次刀未出鞘的隱忍，讓觀眾在無聲處聽見人心的裂響。

而在《詩眼倦天涯》中，他以“一日一棄華服”的細節，暗喻身后無棺的替代情感——動作缺席處，人性的真相如銹斑浮出。

觀眾對《鏢人》高度一致的反饋——“武戲尚可、文戲空洞”，直指影片對故事深度與人性復雜的忽視。

盡管《鏢人》文戲短板不能全歸咎于吳京一人，但他作為項目主導者，對此至少負有間接責任。他不僅是動作靈魂，更在立項、選導演、控節奏等關鍵環節擁有相當的實質話語權。

自《戰狼》系列起，他逐步確立主演、監制、動作核心的主導地位，這意味著他不僅決定“怎么打”，更應主導“怎么講”。

吳京作為監制與主演，明知導演袁和平以動作設計見長，但缺乏文戲敘事經驗，在組建主創團隊時，本可引入徐皓峰式的編劇深化臺詞厚度，或請擅長人物塑造的導演參與剪輯調整。

然而，他執著于單一動作導向的協作模式，導致關鍵情節如知世郎身份、豎的轉變缺乏鋪墊，阿育婭、老莫的情感關系模糊爆發。

這種“以動代文”的路徑，雖強化視覺沖擊，卻犧牲角色可信度與情感共鳴，讓作品在炫目表象下難掩制作流程的先天不足?。

吳京公開承認讀書為其弱項。知識儲備的匱乏、人文內涵的欠缺，限制了他對角色心理與敘事層次的深入把握。

他不是沒機會。在全民閱讀倡議中他曾表示：“一本好書，承載人類文明，豐富心靈。”可他沒讓這份認知，滲透至他的電影審美。

正如“體育委員”的調侃所揭示：一個只重體能訓練而忽視文化積淀的創作者，終將面臨藝術深度的瓶頸。

多讀書，對吳京的藝術生涯而言，是突破瓶頸的必由之路。

讀書非為裝點門面，而是鍛造思想深度與人性洞察力的熔爐。

文學經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或許能啟發他挖掘角色內心的模糊地帶；歷史著作如《人類群星閃耀時》，或可啟示敘事節奏的張力與宿命感；哲學文本如加繆的《西西弗神話》，則可助其理解信仰掙扎的復雜性。

若他沉浸于《紅樓夢》的人情世故，或研讀塔可夫斯基的電影詩學，或能將“浪子回頭”的俗套轉化為有血有肉的救贖之旅。

讀書帶來的不僅是知識增量，更是審美維度的拓展——它教會創作者在武戲的凌厲外，注入文戲的醇厚，讓動作大片從“打得狠”升華為“講得深”。

當下，人文內涵呈現出貧瘠之態，吳京亟需借助一些書卷氣來填補創作上的真空地帶。倘若不然，即便擁有再多類似“體育委員”式的努力，也終將無法掩蓋藝術靈魂的蒼白，難以實現藝術創作的深度與升華。

《鏢人》武戲與文戲的失衡，是警鐘，亦是轉機。吳京若能正視讀書的價值，將人文素養內化為敘事的底氣，方才有望打破“動作匠人”的桎梏。

畢竟真正的電影大師，從不是孤芳自賞的“體育委員”，而是持續求索的“思想者”。

對于這些，吳京或許并非不懂，只是他更加懂得一點：在傻缺遍地走、整天嗷嗷叫的現實環境下，人文也好，思想也罷，統統都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