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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趙 編輯|趙趙
一封沒有寒暄的信,改寫了全球功率半導體的版圖。
沒有"感謝長期信賴",沒有"期待未來協同",甚至沒有一句過渡性的客套話。
安世半導體中國公司發給全球授權分銷商的這封函件,只有一個意思:自2026年1月1日起,原由荷蘭總部統一提供的IGBT功率芯片晶圓,全面終止。所有渠道立即切換至經認證的國內晶圓供應商,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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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談判籌碼。這是最后通牒,發給曾經的合作方,也發給全世界。
荷蘭政府在2025年秋天發動了他們自以為勝券在握的"卡脖子"行動。結果,他們卡住的,是自己的脖子。
要理解這場反轉,需要把時間撥回到去年9月30日。
那一天,荷蘭經濟事務大臣卡雷曼斯簽署政令,援引一部寫于1952年、原本為戰時緊急狀態而設計的《貨物可用性法》,對安世半導體中國業務啟動強制性干預。
這部沉睡了七十年的古老法律,在和平年代被精準地扣在了一家正常運營的商業公司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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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迅速且凌厲:中方CEO張學政被強制暫停職務,中方母公司聞泰科技原本依法持有的企業投票權被移交給荷蘭籍"管理員",資產賬戶被凍結,中方管理層的日常經營決策權遭全面剝離。
這套組合拳的設計邏輯很清晰——只要掌控了人事與財權,縱使工廠設備完好,也不過是失去靈魂的空殼。
緊隨其后,去年10月26日,最具殺傷力的一擊落下:荷蘭總部以"付款糾紛"為由,正式掐斷了對東莞安世工廠的全部晶圓供應。
彼時,全球半導體業界幾乎一致看衰安世中國的前景。沒有晶圓,相當于發動機斷了燃油,工廠最多撐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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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在等一場跪地求饒。
然而他們等到的,是中國商務部的利劍。
斷供指令下達后不到四天,中國商務部啟動出口管制,對安世中國及其授權分銷網絡涉及的特定功率器件出口實施臨時管制。
這一反制信號極為精準:全球汽車電子供應鏈頓感寒意,正深陷芯片短缺困局的大眾、本田等一線車企,其未來數月的整車排產計劃隨即陷入高度不確定。
荷蘭原本想借斷供重掌話語權,卻意外陷入被動僵局——而此時,他們賬面上還拖欠著東莞工廠近十億元人民幣的貨款。
安世中國隨即公開披露這一事實:是荷蘭總部欠錢在先,所謂"付款糾紛",不過是債主反咬債權人的倒打一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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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在安世中國的研發中心里,一場近乎軍事化的攻堅戰悄然打響。
一支兩百人的跨學科團隊在"極限驗證模式"下連續作戰,他們只有一個任務:用國產晶圓,百分之百替代荷蘭原廠產品。
按照行業慣例,此類替代通常需要二十四到三十六個月完成全周期認證。而留給他們的窗口,不足九十天。
兩個月后,他們做到了。
三家通過國家級認證、具備量產交付能力的國產晶圓制造商站了出來:上海鼎泰匠芯承擔12英寸車規級IGBT晶圓代工任務,月產能穩定在三萬片以上,產品通過了零下四十攝氏度至一百七十五攝氏度極限溫循的全套AEC-Q101認證;上海GAT半導體與芯聯集成聯合支撐8英寸產線布局,芯聯集成月均出貨量達十七萬片,絕非小批量驗證,而是面向全球終端客戶的規模化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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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歐洲同行震驚的數據隨之浮出水面:國產晶圓量產良率穩定維持在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在175攝氏度高溫持續負載這一關鍵指標上,國產方案較原荷蘭產品高出整整五個百分點。
這不是"備胎轉正"。這是整條功率半導體產業重心的一次物理性遷移。
整場國產替代行動全程保持產線不停、訂單不延、客戶零感知。
截至2026年初,安世中國的訂單交付周期仍穩定在四十五天內,全球車企的生產計劃未受任何影響。
由于去掉了荷蘭晶圓漫長的物流環節和高額海外溢價,采購成本下降了百分之八,安世中國隨即將部分優勢讓利市場,終端售價同步下調百分之三。
比亞迪等車企使用相關芯片后,產品續航甚至提升了百分之八——這是荷蘭總部當初斷供時,完全沒有算進去的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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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安世中國向全球經銷商發出那封措辭堅定的通知,將國產替代路線正式寫進經營承諾:2026年起,晶圓將全面采用國內供應商,荷蘭供應通道徹底關閉。
這不是情緒表達,這是把退路堵死。
真正的代價,要從荷蘭那側來算。
安世中國是荷蘭總部全球最大的收入來源,2025年上半年中國區營收占比高達百分之四十八。失去這個核心增長極,荷蘭總部的海外產能瞬間閑置三成,營收支柱徹底坍塌。
連鎖反應迅速蔓延。全球光刻機巨頭ASML于2026年1月宣布裁員一千七百人,裁員比例達百分之四,股價持續承壓,業績預警頻現——這是中國市場訂單銳減所引發的深層震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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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近二十家中小半導體企業因依賴中國市場,訂單直接腰斬,被迫停工,超過八千個就業崗位面臨流失。
2026年2月,荷蘭阿姆斯特丹上訴法院維持對安世半導體的臨時限制措施,法律層面徹底斷絕了雙方恢復合作的可能。
與此同時,聞泰科技已對荷蘭啟動國際仲裁,索賠金額高達八十億美元。
而那筆十億元貨款的壞賬,依然掛在荷蘭總部的資產負債表上,無人認領。
更尷尬的局面出現在歐洲車企一側:安世中國在全球功率器件市場占據重要份額,產品價格低廉、供貨穩定,且不受地緣政治干預。
荷蘭攪亂了這一切,歐洲車企滿世界尋找能替代安世中國的功率器件供應商,卻發現這個缺口,一時根本無法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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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大陸集團等頂級歐系供應商,最終坐上了東莞的會議桌,簽下國產晶圓的長期采購合同。荷蘭親手把最大的客戶,變成了最大的競爭對手。
站在更宏觀的視角來審視這場博弈,它揭示的核心命題,遠比"誰贏了"更值得深思。
荷蘭政府犯的,不是一個戰術失誤,而是一個戰略性的認知錯誤:他們把供應鏈當成了單向武器,卻沒有意識到,在一個深度全球化的產業體系中,這把武器是雙刃劍,而且往往傷己更深。
這背后有一組關鍵數據容易被忽視:早在2025年初,中國功率半導體自給率已經達到百分之四十,這個數字足以支撐工廠在斷供壓力下維持基本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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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世中國關鍵原材料的國產化率,也已從2024年的百分之六十提升至2025年底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生產環節核心設備國產化率更超過百分之九十。
這不是危機中倉皇堆砌的應急方案,而是數年持續積累的系統性能力。
荷蘭以為手里握著"水龍頭",只要稍微擰緊,東莞的機器就會停轉。他們算漏了一個變量:中國工程師,早就把那根水管鋸了,換上了一套更結實、更便宜的國產管線。
更深層的教訓在于信任的不可逆性。
斷供發生過一次,全球采購端就會永久性地將其納入風險計算。
哪怕荷蘭明天宣布全面恢復供貨,客戶依然會在心里默默算一筆賬:再發生一次,怎么辦?供應鏈里最昂貴的成本,從來不是晶圓,而是信任。建立它需要二十年,摧毀它,只需要一個錯誤決策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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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博弈最終告訴全世界一個反常識的真相:所謂"卡脖子"戰略,本質上是一場雙向賭注。賭的,是對方沒有退路;而你,永遠不該低估一個被逼入死角的對手。
2026年的第一個季度,荷蘭的半導體產業仍在消化這場自傷的后遺癥。
而在東莞,安世中國的工廠以滿負荷的姿態運轉,向全球八百余家客戶持續交付。
有人問,這場博弈還會繼續嗎?
答案藏在一個細節里:安世中國在通知分銷商全面切換國產供應時,用的詞是"長期安排"。不是權宜之計,不是談判籌碼,是長期安排。
荷蘭,已經不在這份安排里了。
但這場博弈留下的余震,遠未平息。它正在以一種更慢、更深、更持久的方式,重塑整個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底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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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二十年,西方國家對"供應鏈武器化"的信心,建立在一個默認前提上:關鍵技術和關鍵材料掌握在我手里,你的工廠就是我的人質。
這個邏輯曾經奏效過,也曾讓無數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在關鍵時刻被迫俯首。
但安世中國這次的反擊,徹底撕裂了這個前提的有效性——至少在功率半導體這個領域,"人質"已經自己開了鎖,走出了門。
更值得關注的連鎖效應正在其他領域悄然發生。
這場博弈的全程,被中國半導體產業鏈上下游的每一個參與者看在眼里、記在心里。
當鼎泰匠芯、芯聯集成在極限壓力下完成量產驗證,當東莞工廠在斷供后不僅沒有停工反而訂單持續攀升,這一切都在向整個行業傳遞一個信號:國產替代,不再是危機中的應急選項,而是可以主動選擇的戰略路徑。
中微公司的刻蝕機累計超六千八百臺在國內外生產線量產,2025年營收同比增長逾四成;南大光電KrF光刻膠實現穩定量產,填補了國產光刻膠的市場空白;上海微電子DUV光刻機實現28納米制程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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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進展,并非孤立的技術突破,而是整個產業生態在壓力下加速自我完善的縮影。
安世中國這次的替代路徑,本質上是踩在這片更厚實的產業土壤上才得以完成的。
對荷蘭而言,真正的困境或許還在后面。失去的不只是安世中國這一個客戶,而是在中國市場的整體信用資產。
一旦被打上"不可靠供應商"的標簽,這個標簽的清除成本,遠比任何一輪談判都高。
博世、大陸已經在東莞簽下了合同;全球更多的采購決策者,也正在悄悄修改自己的供應商評估表。
歷史從來不會重演,但它總是驚人地押韻。每一次"卡脖子"的嘗試,最終都加速了被卡者的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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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用一道斷供令,換來的是中國功率半導體產業鏈一次代價高昂卻影響深遠的實戰淬煉。這筆賬,劃不劃算,相信荷蘭的產業界,正在每個季報發布的日子里,一遍一遍地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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