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默茨姍姍來遲的訪華之旅雖然意義重大,但他“先印后華”的外交行程安排也引發了德國內部的強烈批評。
德國外交政策協會研究所前所長、中國問題專家桑德施耐德更是直言不諱的指出:“默茨現在才去中國太遲了,我們犯了戰略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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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施耐德為何要這么說呢?
桑德施耐德之所以說默茨訪華去的太遲了,主要是指默茨政府在亞洲戰略上的誤判,導致德國錯失了中國市場的發展機遇。
而這一誤判最終體現在了兩件事情上,一件是將原定于去年10月份的訪華計劃拖延到了今年2月下旬;另一件是在亞洲行程安排上選擇了先訪問印度、再訪問中國。
實際上,默茨早在上任之初就將訪華計劃列為了外交優先事項。
誰知到了原定的去年10月份時,德國外長瓦德普爾突然對中國在太平洋地區采取的政策措施指手畫腳了起來,隨后又因不滿中國的接待規格,而臨時取消了訪華行程。
此事后來被英媒稱之為“外交事故”,而德方的反復無常也間接反映出當時的德國政府對中國重要性的嚴重低估。
之后便是今年1月份,默茨政府將亞洲之行的首戰選在了印度、而非中國。這一決策被外界解讀為,德國試圖通過拉攏印度來“對沖”中國影響力。
當然,印度也給出了最高規格的接待,歡迎默茨及隨行的25家德企CEO。雙方在貿易和軍工領域,也簽下了不少合作意向。
但風光的背后,卻難出實際效益。這是因為印度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鏈建設等,遠不如中國的成熟完善。雖有14億人口的勞動力和市場,德企也很難在印度找到合適的生產基地。
桑德施耐德評價此行為——一個極其昂貴的錯誤。
他覺得,默茨政府可能嚴重高估了印度替代中國的能力,也嚴重低估了德中經濟的綁縛程度。
對德國而言,現在的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自己最大的貿易伙伴。僅2025年一年,德國從中國的進口就同比增長了8.8%,已是名副其實的最大商品供應國。
所以,德國對中國重要性的嚴重低估,以及試圖用印度來平衡中國影響力的外交手段,不僅是默茨政府在亞洲戰略上的誤判,還會讓德國企業錯失中國機遇。
不過,好在默茨政府在內外壓力下有了遲來的醒悟,終于在2月25日開啟了訪華之旅。臨行前,默茨還公開表示:“與中國脫鉤是錯誤的。”已被視為對華政策的重要轉向。
相較于訪問印度,默茨此次的訪華隊伍更為龐大,有包括大眾、寶馬、西門子等企業巨頭在內的30位德國經濟界代表隨行。
這說明,就算德國政府在對華政策上還面臨著平衡經濟利益和政治立場的挑戰,德國企業界的態度卻已經十分明確了。
德企的態度首先體現在,德中貿易額以及德企在華直接投資額的不減反增上。比如,2025年德國對華貿易額2530億歐元,同比增長了2.7%;同樣的,德企去年流入中國的直接投資總額也超過70億歐元,同比增長約50%。
也就是說,歐洲一些國家針對中國所謂的“去風險”。在德國企業看來,不過是政治家的口號和不切實際的自欺欺人罷了。
而最重要的是,現在的中國也早已不是單純依賴德國技術時期的中國了。正如桑德施耐德在《德國之聲》里所形容的那樣:中國如今已經成為科技強國、技術引領者,要跟上中國的步伐絕非易事。
這也是他一直指責默茨“去遲中國”的原因之一,因為其他西方國家首腦都已經先一步訪問了中國,他們都想在中國的幫助下,獲得新的經濟政策回旋余地。
簡單來說就是,大部分國家都意識到了:美國現在儼然已成為了原有秩序的破壞者,在其破壞之下,舊商業模式正在瀕臨瓦解。
而中國提出的基于規則的、多邊主義的世界秩序和自由貿易,才是更符合多數國家利益、更有助于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選擇。
因此,一些德國專家認為,德國政府應該放棄此前針對中國設置的“制度性對手”論調,轉而與中國在雙方都重視的領域開展務實的合作。這將有助于德中關系建立“新常態”。
正如默茨所說:中國的聲音和決策在全球已是舉足輕重。
對德國而言,與其糾結于制度性偏見、對華搞政治做秀,不如專注于抓住中國市場的巨大機遇、深化與中國的務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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