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古新成果中，窺見中華文明賡續的脈絡

圖片自上而下分別為河南南陽黃山遺址出土的玉璜，山西西吳壁遺址墓葬出土的銅、陶禮器，安徽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版。資料圖片

前不久，2025年中國考古新成果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論壇發布，首次在“六大發現”之外增設研究成果發布環節。由高星、付巧妹、張弛等學者領銜的10項重要研究成果，涵蓋從舊石器早期到唐代的漫長歷史，涉及微痕分析、古DNA測序、聚落考古等多種技術方法，從中可以看到中國考古學正從由發現主導向由前沿科技與理論推動的深刻轉型。

解讀文明賡續的脈絡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不僅載錄于史書典籍中，更鐫刻在物質文化與基因血脈的深處。多學科手段、方法的運用，使我們有能力借古人不經意間留下的一鱗半爪，窺見文明賡續的脈絡。

利用微痕分析與殘留物檢測技術，高星團隊確認云南甘棠箐遺址中35件木質材料系古人類精心制作、長期使用的專業工具，主要用于挖掘植物根莖等作為食物。為測定這些木器的年代，古生物地層學、古地磁學、光釋光和電子自旋共振等多種方法被交叉使用，最終檢驗、確認它們制作于距今約3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是迄今東亞地區所見最古老的木器。這項發表于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科學》上的研究，有力反駁了過往認為中國舊石器時代技術發展遲緩的觀點。

基因血脈的傳遞雖隱秘卻堅韌，付巧妹團隊通過前沿的分子生物學技術，成功提取了刻寫于微小DNA片段中的信息。這項研究表明，我國西南地區藏族與南亞語族人群之間存在密切的遺傳聯系，而紅河流域正是早期南亞語系人群遷徙和互動的樞紐之一。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延續，因此增添了生物學層面的證據。

在變革中不忘傳承，在傳承中因勢創新的文化自覺，是中華文明歷經風雨而不斷絕的根基所在。通過對青銅文化演變的研究，朱鳳瀚剖析了商周鼎革之際的文化傳承與融合。周初涌現的所謂“全新”青銅器形制、紋飾和制作工藝，實際是先周時期周人獨立發展的青銅文化的延續。周式青銅器的廣泛傳播，也見證了殷周族群協和發展的“第二春”。

中華文明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聚落考古、類型學分析等理論視角的切入，清晰展示了先民在社會組織與制度設計方面的創新能力。

張弛從“誰規劃營建了凌家灘”的追問出發，循著聚落格局、祭壇墓葬分布等多方材料，一步步揭示了5500多年前凌家灘先民驚人的城市規劃意識和超大規模的社會動員能力。

夏商周三代是青銅器登上歷史主舞臺的時代。張昌平對二里崗文化早期青銅器形態、組合與鑄造工藝的分析，厘清了二里崗文化早期青銅器的階段性特征。雖然這一時期青銅器生產的規模有限，但“以器載禮”的觀念已經形成，這也是推動中原王朝崛起的重要因素。而將高超技藝、審美趣味與政治權力有機融合的禮儀制度，正是中華民族創造力的突出體現。

揭示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文明進程

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的共同信念。本次發布的研究通過長時段分析、體質人類學分析等方法，深入揭示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

在《何為中原——新石器至青銅時代中原文化區的新認識》一文中，戴向明審視黃河流域考古學文化的長期發展后指出，中原并非天生就是中心，而是長期文化激蕩后凝聚而成的文明質心。更為關鍵的是，中原地區也提供了多元文化向統一中華認同轉變的土壤。

族群融合為統一性做了又一注解。東周時期，中原農耕人群北進，與南下的北方游牧族群齊聚于今內蒙古中南部，開啟了波瀾壯闊的人群遷徙、互動、交流并融合的歷史進程，最終融入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之中。斯人已逝，但他們的顱面特征化為一條條精確的量化數據，為張旭提供了復原那段歷史的證據。農牧交錯帶不是文明斷裂的邊陲，而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陣地。

如果說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孕育于史前時期，秦漢國家則確立了政治與疆域上的“大一統”。作為秦人經略西部邊疆的見證，秦“采藥昆侖”石刻（尕日塘秦刻石）的公布一度引起學界廣泛爭論。理不辯不明，仝濤結合嚴謹的文字識讀與地望考證，確認其是現存于原址的唯一一處秦代刻石。這一成果表明，早在2000多年前，大一統王朝國家就已將其意志貫徹到了高原之巔、黃河之源。

中華文明從不固步自封，不斷在交流互鑒的過程中汲取力量。通過資源網絡分析與科技檢測，考古學重塑了曾經跨越山河的和平交流之網。

黎海超關于三星堆的研究顯示，三星堆文明的突發式崛起，建立在其與中原商王朝、長江中下游等地以及中亞與西亞發達的互動網絡之上，但又形成了自身獨特的風格。這種基于資源互補、技術互鑒的遠距離交流網絡，是中國各區域間交往的重要形式，突出體現了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的包容性與協和萬邦的和平底色。

青海都蘭熱水墓群出土的唐代扎經染色織物（斑布），在劉大瑋團隊的多重分析下揭開了撲朔迷離的身世：織物的主要原料來源于西南地區，生產則在東南和西南各地，經“認土做貢”制度被運至都城長安后，又以賞賜或貿易的形式流轉至包括都蘭在內的藩國、鄰邦。作為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見證，都蘭紡織品的研究有力挑戰了扎經染色織物“印度起源論”，更彰顯了中華文明始終以開放的胸懷擁抱世界，在和平的商貿往來中慷慨待人的氣質。

新時代，中國考古學應堅守田野發掘與研究闡釋并重，推動傳統考古學與自然科學、大數據及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以中華大地上持續出土的豐富材料為基礎，更多研究成果將為增強文化自信、賡續中華文脈、講好中國故事貢獻考古學力量。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編輯/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