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團結報)
轉自:團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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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澤宇
溫州是歷史上的文學重鎮,也是孕育散文書寫的園地,其得天獨厚的條件促成了文學和自然的聯姻,特別是隨著近些年溫州經濟的高速發展,作為文學書寫對象的溫州進入了作家們的創作視野。由吉狄馬加主編的散文集《一片繁華海上頭》便是散文界一次文學集結,作家們暢快地書寫溫州的人文地理,他們有的行旅,有的客居,有的則是土生土長的溫州人,他們在溫州的山水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用不同的視角塑造出文學地理意義上的“文學溫州”。
景色是有形的,而文化卻是隨物賦形的,《一片繁華海上頭》中的篇什往往能夠通過文化的深意,讓讀者獲得直觀的體味,轉而進入一種綜合性書寫。作家們置身地理場域之中,不約而同地將山水情調之自覺歸于謝靈運,他們各有切入點,刻畫出“千面謝靈運”。謝靈運對自然的態度也確實如此:“夫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所適……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時有屈己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于清曠之域邪?”這種灑脫、超然,絕非附庸風雅的文人所能企及的。“自以為有安邦定國之才,卻不懂宮廷政治之殘酷”的謝靈運,只能寄情山水,尋找心靈的自適。但苦難往往是詩家幸事,溫州山水因謝氏的洗禮多了詩意,所謂“名人托跡之地,江山千載猶香”,便成就了中國文學地理的一朵奇葩。
散文家所希冀的是一片躲避喧囂的桃花之源,透過謝靈運,他們發現山水風景因歷史的加持而顯得厚重,經由人格投注更顯神采飛揚。今天的馮秋子、黃亞洲、馬敘等一眾散文家也以自己的文學敘述,喚醒傳承這一文脈,并逐漸凝固為一座城市的文化記憶。
在書中,計文君的《山·水·詩》將山水視作與社會性空間相對的異質性空間,是“詩”的先天設定,這無疑是對謝靈運極佳的注解,也是本書所傳達的思考——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黑陶的《由天空和山海所孕育》引古證今,將塘河視作“溫州文化的母體”,從文化地理到文學地理,展現溫州特殊的價值關聯與情感表現。
無論是寫山城水城,還是寫人杰地靈,散文集在此岸世界興寄,又在彼岸世界感懷,體現出獨特的審美境界。例如,陳世旭的《溫州:溫潤如玉》大有古文之文采、韻律,筆透鋒芒,氣勢充沛,特別是面對劉基故鄉,作者發出“百丈漈峭崖,有如背負長劍的孤客,落寞在天涯,兀立成一種悲壯”的感嘆,既悲愴又豪邁,卻在剎那間話鋒一轉,寫起了閑適的品茗。
作者的心境不同,文章的境界也不盡相同,但散文集中的作品無一不是申明情性的“情文”,它們的“真性情”使得表意逸態橫生。就像《溫州五日,親愛的時光》,帶給我們的是記人記事的感動以及融情于景的寫意,盡是理想化的浪漫場景,古雅寧靜的自然、清新幽靜的意境滋潤著游者的心靈,作者與萬物冥合。此時,寫作是獨有情懷的詩作,是喚醒理想的美文。
這些散文看似是閑談,實則是“地方性文化”隨筆的結晶,這里的“隨”是對謝靈運、朱自清、黃賓虹等人的精神追隨。葉兆言甚至斷言,沒有溫州的創作就沒有日后的朱自清。這不乏一定的夸大成分,但溫州之于作家或作家之于溫州的意義不可小覷,他們互相影響、互相成就。作家把自己置換作古人身,眼前山水佳絕,身后詩詞留香,他們用此山彼水、風土人情、歷史典故和篇篇離不開的謝靈運,構成了溫州的文學地理。
書中數篇文章一齊寫出了溫州的四時景致,在地域上也呈現出異色流變,對此作家借助畫家的思路,由局部觀察整體,再回到個別的獨特局部,似散點透視,似通景線法。情之所至,意到筆隨,一幅文化溫州圖景躍然紙上。
如果說人與環境的關系構成了人文地理的主題,《一片繁華海上頭》自然少不了對人的書寫。蕭耳的《溫州記》用獨特的感知寫出了溫州女性的生命美,伴隨著閑適、安逸,記述民國溫州女性的革命故事,串聯起近代女性的命運以及當代女性的光景。《詩·島·人》有一種生于斯、長于斯的在地意識,守島人以詩心完成了永恒的守護,他們將大海奉為信仰,天地擴展了人生,大海即是夢的遠方。這些作品既生動細致地“寫文化”,又栩栩如生地傳達出文化溫州的內在精神。
分為三輯的《一片繁華海上頭》幾乎將溫州景致寫得面面俱到,用語言的感染力帶動景物的想象力,這是萬物不語的自然倫理,也是感人至深的詩性原則,當然無論文字如何騰飛,最終還是要回到作者的理性思考中,就像龐余亮在散文詩《溫州:比美夢還溫潤》中豪氣滿懷地喊出的那樣,“相信未來的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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