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溫州”的自然之趣

（來源：團結報）

轉自：團結報

　　□ 祁澤宇

　　溫州是歷史上的文學重鎮，也是孕育散文書寫的園地，其得天獨厚的條件促成了文學和自然的聯姻，特別是隨著近些年溫州經濟的高速發展，作為文學書寫對象的溫州進入了作家們的創作視野。由吉狄馬加主編的散文集《一片繁華海上頭》便是散文界一次文學集結，作家們暢快地書寫溫州的人文地理，他們有的行旅，有的客居，有的則是土生土長的溫州人，他們在溫州的山水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用不同的視角塑造出文學地理意義上的“文學溫州”。

　　景色是有形的，而文化卻是隨物賦形的，《一片繁華海上頭》中的篇什往往能夠通過文化的深意，讓讀者獲得直觀的體味，轉而進入一種綜合性書寫。作家們置身地理場域之中，不約而同地將山水情調之自覺歸于謝靈運，他們各有切入點，刻畫出“千面謝靈運”。謝靈運對自然的態度也確實如此：“夫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所適……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時有屈己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于清曠之域邪？”這種灑脫、超然，絕非附庸風雅的文人所能企及的。“自以為有安邦定國之才，卻不懂宮廷政治之殘酷”的謝靈運，只能寄情山水，尋找心靈的自適。但苦難往往是詩家幸事，溫州山水因謝氏的洗禮多了詩意，所謂“名人托跡之地，江山千載猶香”，便成就了中國文學地理的一朵奇葩。

　　散文家所希冀的是一片躲避喧囂的桃花之源，透過謝靈運，他們發現山水風景因歷史的加持而顯得厚重，經由人格投注更顯神采飛揚。今天的馮秋子、黃亞洲、馬敘等一眾散文家也以自己的文學敘述，喚醒傳承這一文脈，并逐漸凝固為一座城市的文化記憶。

　　在書中，計文君的《山·水·詩》將山水視作與社會性空間相對的異質性空間，是“詩”的先天設定，這無疑是對謝靈運極佳的注解，也是本書所傳達的思考——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黑陶的《由天空和山海所孕育》引古證今，將塘河視作“溫州文化的母體”，從文化地理到文學地理，展現溫州特殊的價值關聯與情感表現。

　　無論是寫山城水城，還是寫人杰地靈，散文集在此岸世界興寄，又在彼岸世界感懷，體現出獨特的審美境界。例如，陳世旭的《溫州：溫潤如玉》大有古文之文采、韻律，筆透鋒芒，氣勢充沛，特別是面對劉基故鄉，作者發出“百丈漈峭崖，有如背負長劍的孤客，落寞在天涯，兀立成一種悲壯”的感嘆，既悲愴又豪邁，卻在剎那間話鋒一轉，寫起了閑適的品茗。

　　作者的心境不同，文章的境界也不盡相同，但散文集中的作品無一不是申明情性的“情文”，它們的“真性情”使得表意逸態橫生。就像《溫州五日，親愛的時光》，帶給我們的是記人記事的感動以及融情于景的寫意，盡是理想化的浪漫場景，古雅寧靜的自然、清新幽靜的意境滋潤著游者的心靈，作者與萬物冥合。此時，寫作是獨有情懷的詩作，是喚醒理想的美文。

　　這些散文看似是閑談，實則是“地方性文化”隨筆的結晶，這里的“隨”是對謝靈運、朱自清、黃賓虹等人的精神追隨。葉兆言甚至斷言，沒有溫州的創作就沒有日后的朱自清。這不乏一定的夸大成分，但溫州之于作家或作家之于溫州的意義不可小覷，他們互相影響、互相成就。作家把自己置換作古人身，眼前山水佳絕，身后詩詞留香，他們用此山彼水、風土人情、歷史典故和篇篇離不開的謝靈運，構成了溫州的文學地理。

　　書中數篇文章一齊寫出了溫州的四時景致，在地域上也呈現出異色流變，對此作家借助畫家的思路，由局部觀察整體，再回到個別的獨特局部，似散點透視，似通景線法。情之所至，意到筆隨，一幅文化溫州圖景躍然紙上。

　　如果說人與環境的關系構成了人文地理的主題，《一片繁華海上頭》自然少不了對人的書寫。蕭耳的《溫州記》用獨特的感知寫出了溫州女性的生命美，伴隨著閑適、安逸，記述民國溫州女性的革命故事，串聯起近代女性的命運以及當代女性的光景。《詩·島·人》有一種生于斯、長于斯的在地意識，守島人以詩心完成了永恒的守護，他們將大海奉為信仰，天地擴展了人生，大海即是夢的遠方。這些作品既生動細致地“寫文化”，又栩栩如生地傳達出文化溫州的內在精神。

　　分為三輯的《一片繁華海上頭》幾乎將溫州景致寫得面面俱到，用語言的感染力帶動景物的想象力，這是萬物不語的自然倫理，也是感人至深的詩性原則，當然無論文字如何騰飛，最終還是要回到作者的理性思考中，就像龐余亮在散文詩《溫州：比美夢還溫潤》中豪氣滿懷地喊出的那樣，“相信未來的溫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