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高規格招待，默茨接過鮮花，走進人民大會堂前，他喊出9個字

近期，德國總理默茨的中國之行引發廣泛關注。從柏林啟程到北京落地，從公開致辭到密集日程，這次出訪遠非一次常規外交活動，而是歐洲核心國家在百年變局中的一次關鍵站位與戰略權衡。

公眾目光多聚焦于禮節性握手與媒體鏡頭下的微笑，卻容易忽略德國內部政商兩界日益擴大的認知鴻溝，更難察覺此次行程背后所折射出的結構性困局——一個曾以穩健著稱的工業強國，正站在經濟現實與政治敘事的十字路口。

一面是外交辭令中的堅定立場，一面是商業行動里的務實熱忱，雙重邏輯并行不悖，令人不禁思索：這位新任德國領導人踏上的東方之旅，究竟承載著修復關系的誠意，還是應對危機的迫切？

言辭強調競爭定位，行動攜龐大企業陣容，德國的戰略張力盡顯于細節之中

二月二十四日當地時間清晨，默茨自柏林勃蘭登堡機場啟程赴華。臨行前，他在航站樓發表簡短講話，向中國人民致以農歷新年問候，并對中方春節期間周密細致的接待安排表示由衷感謝。

這是他履新后首次踏上中國土地，按慣例，首訪往往承載著建立互信、錨定方向的重要使命；然而置于默茨執政語境下，此行卻呈現出異常復雜的政策底色。

他在講話中指出，中德建交四十多年來始終維持建設性互動，雙邊關系對德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隨行的工商界代表團陣容強大，涵蓋汽車、能源、化工、醫療等多個支柱領域，印證了兩國經貿紐帶仍具深厚潛力，也反映出德國產業界對深化合作抱有高度期待。

他還特別強調，德國愿與中國構建一種立足平等、注重實效、兼顧責任的新型伙伴關系，并明確反對任何形式的“去風險化”極端化操作，直言此類做法將嚴重損害本國產業鏈韌性與就業基礎。

這些表述聽來誠懇務實，但若將其置于默茨就職以來的整體政策軌跡中審視，則顯露出顯著的認知斷層。

事實上，其領導下的德國政府，在歐盟三大國中對外姿態最為鮮明地傾向戰略競爭框架，多項涉華舉措亦明顯呼應跨大西洋協同遏制議程。

他曾多次在議會辯論與政策吹風會上將中國界定為系統性挑戰者，稱“視中國為天然伙伴”的思維已不合時宜，甚至表態“德國不會以開放姿態歡迎中國擴大影響力”。

在涉及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議題上，默茨政府屢次越界發聲，將臺灣問題、南海局勢、新疆治理、香港事務等內政范疇強行納入所謂“全球安全架構”討論，反復援引抽象化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實則模糊了主權國家間基本尊重的底線。

這種將技術合作、市場準入與價值判斷強行捆綁的路徑，在德國外交實踐史上實屬罕見。

一邊重申拒絕脫鉤，一邊持續加碼限制；一邊高調宣示競爭，一邊率領三十多家頭部企業集體登場——德國的躊躇與撕裂，無需解讀，已然躍然紙上。

二月二十五日，默茨抵達北京，隨即開啟橫跨京杭兩地的緊湊行程，短短四十八小時內完成多場高層會談與實地考察。

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支規模空前、分量十足的企業代表團：大眾、寶馬、梅賽德斯-奔馳、西門子、拜耳、巴斯夫、蒂森克虜伯、林德氣體……三十余家行業領軍者齊聚一堂，構成近年來德方外訪中規格最高、覆蓋最廣的工商陣容之一。

數字最具說服力：2025年中德雙邊貿易額攀升至兩千五百一十八億歐元，中國再度躍居德國最大貿易伙伴，日本、美國分列第二、第三位。

大眾集團早已將中國市場定義為“第二故鄉”，寶馬董事會主席在出發前即公開表示：“任何希望保持全球領先地位的車企，都必須在中國市場擁有穩固根基與持續投入。”

西門子近年在華新增投資超百億歐元，巴斯夫在廣東湛江打造的巨型一體化基地已進入全面投產階段，企業用真金白銀投票，與其所屬國政府的輿論基調形成強烈反差。這種錯位感，或許連企業高管自身也感到幾分尷尬。

能源轉型遲滯疊加產業升級受阻，德國強硬表象之下掩藏著真實的發展焦慮

外界常困惑于一點：既然德國經濟深度嵌入中國市場，為何默茨政府仍頻頻釋放對抗信號？深入剖析可見，這種看似矛盾的姿態，實則是對其內部多重壓力的一種策略性回應。

二戰結束以來，德國外交長期依托兩大支柱運行：一是借力歐洲一體化進程，將自身安全與發展深度綁定于多邊機制之中，從而緩解鄰國歷史疑慮；二是以普世價值為旗幟，塑造理性、守序、道義的國際形象，提升軟性影響力。

這兩條路徑曾助力德國實現戰后復興與和平崛起，但俄烏沖突爆發后，原有平衡被徹底打破，德國成為地緣震蕩中最直接的承壓方之一。

首當其沖的是能源體系崩塌。過去數十年，俄產天然氣支撐著德國約一半工業用電需求，如今供應中斷導致電價飆升，當前工業平均電價約為中國的三點二倍。

高昂能源成本最先沖擊化工、冶金、玻璃等基礎材料行業，生產邊際持續收窄，開工率普遍下滑，部分企業被迫啟動海外產能轉移計劃，以維系全球市場份額。

制造業轉型升級亦遭遇深層瓶頸。世人熟知的“德國制造”金字招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技術代際挑戰。“工業4.0”概念提出十余年，落地成效卻不及預期。

以汽車產業為例，燃油車退出時間表反復調整，政策連續性缺失使企業難以制定五年以上投資規劃；與此同時，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及新版電池法規等合規要求不斷加碼，推高運營成本，壓縮利潤空間。

而在人工智能、智能網聯、新能源裝備等前沿賽道，產品迭代周期已壓縮至十二至十八個月，一款智能駕駛系統的軟件升級頻率甚至達每月一次。反觀德國傳統研發范式，一款整車平臺開發周期仍需五至七年，組織決策鏈條冗長，響應速度滯后，難以匹配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

“工業4.0”推進緩慢，高端制造外流加劇，“德國制造”光環正經歷實質性褪色過程。

當內部結構性難題遲遲無解，部分政治力量便傾向于向外尋找解釋框架，將中國塑造為外部變量，借強化對抗敘事轉移公眾注意力，掩蓋改革乏力與治理失焦的現實。

把經貿往來政治化，用意識形態標簽替代技術對話，表面是捍衛原則，實質是回避癥結所在。

畢竟，本土產業政策碎片化、能源結構轉型遲緩、基礎科研轉化效率偏低等問題，絕非幾句強硬表態所能消解。

默茨此次專程赴杭州參訪某領先科技企業，正是這一現實邏輯的延伸。該企業在工業機器人、邊緣計算、智能工廠解決方案等領域已形成全球競爭力。

默茨政府期望借助中國在智能制造、AI大模型訓練、動力電池回收、工業互聯網平臺等方面的成熟經驗與規模化應用場景，為德國“工業4.0”注入新動能，并謀求在下一代服務機器人、協作機器人細分賽道搶占先機。

一邊持續輸出負面話語，一邊主動尋求技術對接，這種言行不一的狀態，確實削弱了政策公信力。

政治修辭與經濟邏輯背向而馳，德國亟需回歸清醒判斷

縱觀默茨訪華全過程及其前后政策表達，其對華策略始終游走于兩種力量之間：一是來自盟友壓力與國內選舉政治驅動下的立場宣示需求；二是源自企業訴求與產業鏈現實倒逼下的合作剛需。

這種內在撕裂最終可能反噬德國自身。中國已是全球氣候治理、供應鏈穩定、數字經濟規則制定等關鍵議題的核心參與者，單邊設限或人為筑墻，既無助于改善德國發展環境，更會加速錯失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融合機遇，進一步拉大與美、中、日等主要經濟體的技術代差。

德國企業的選擇已足夠清晰：它們需要可預期的營商環境，需要長期穩定的本地化布局，需要基于技術標準與市場規律的公平合作。

大眾、寶馬、西門子等巨頭的戰略動向，并非短期逐利行為，而是立足二十年周期的系統性判斷。若德國政府長期偏離產業實際、違背經濟規律制定政策，終將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逐步喪失話語權。

默茨步入人民大會堂時展現的謙和姿態，值得給予積極解讀。

國際交往的本質在于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務實共贏。刻意渲染對立、濫用政治標簽、強加價值標準，不僅違背外交基本準則，更不符合任何一方的根本利益。

德國當下最緊迫的任務，不是執著于重新定義對華關系的“競爭屬性”，而是直面能源轉型滯后、中小企業數字化能力薄弱、青年工程師供給不足等現實短板，放下成見，重啟理性對話機制。

中德四十余年合作積累下的制度信任、產業互補與人文紐帶，是雙方共同珍視的寶貴資產。兩千五百億歐元級的貿易體量、數百個聯合研發中心、數十萬在華德企員工，無不昭示著廣闊的合作縱深。

所謂“平衡、可靠、公平”的伙伴關系，不應停留于外交辭令，而應轉化為具體政策：堅持經貿問題回歸經貿渠道解決，恪守不干涉內政原則，尊重彼此發展階段差異與制度選擇自主權，唯有如此，合作才能行穩致遠。

德國面臨的挑戰，根植于自身結構性老化與轉型動能不足，而非外部環境變化所致；德國的出路，在于擴大開放、深化融合、激活創新，而非收縮邊界、構筑壁壘、自我孤立。

當政治語言不再主導經濟決策，當官方表態讓位于企業真實需求，當對話取代指責成為主旋律，德國才有望真正破解發展困局，中德合作也將迎來更具實質意義的新階段。

這場為期兩天的訪問雖短暫，卻可能是未來數年歐亞關系演進的重要伏筆。德國如何抉擇，不僅關乎雙邊關系走向，更將深遠影響全球多邊治理體系的穩定性與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