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和平：最后一個“狗娘養”的記者

張和平走了。大年初四，心梗，六十六歲。

在溫州新聞界，張和平的口頭禪是四個字：狗娘養的。

罵老板，罵惡霸，罵貪官，有時候也罵自己。同樣四個字，別人嘴里出來是臟話，他嘴里出來，是勛章。

為什么？因為這四個字背后，站著一個腳上沾泥、手上沾血的人。

什么叫腳上沾泥？你得鉆進田埂里采訪，得在暴雨里等一個不愿開口的農民，得跑斷腿去核實一個數字。什么叫手上沾血？你得冒著丟飯碗的風險寫稿，得在縣長面前拍桌子，得在惡霸面前亮記者證。

1987年，張和平開始盯楊秀珠。那是溫州的女貪官，敢指著市委書記鼻子叫罵的主。張和平偏不信邪，一盯就是十幾年，盯到她逃到美國，還在寫。楊秀珠怕他，怕到什么程度？違心地恭維他、討好他，軟硬兼施。張和平不吃這套。

后來楊秀珠落網，有人問張和平什么感受。他沒笑，只是說：該。

永嘉那件事，最見張和平的底色。當地要在楠溪江建水電站，張和平調查后認定違法。一剛就是五年，內參發了一堆，硬是把項目攪黃了。百姓感激他，要立碑，他拒絕。有人寄來豆腐皮，他寄回一百塊錢。縣委書記派便衣盯了他幾十天，想抓把柄，結果只發現：這人除了愛喝酒，幾乎無可挑剔。

你看，這就是張和平最大的“污點”——醉醺醺地回家。放在今天，這算什么事？現在有些人，稿子是通稿，酒局是主業。張和平是反過來的，酒是助興，稿是本命。

1999年，溫州空難。張和平本該在那架失事航班上，因為女友臨時改簽，逃過一劫。飛機剛落地，驚魂未定的他第一反應不是報平安，是沖進現場。連續發回獨家報道，比別人快，比別人深，比別人不要命。

同事說：這女友是老天派來救你的，萬萬不能離婚。

后來還是離了。每次喝酒說到這事，他自罰一杯：我真是個“狗娘養的”。

他罵自己，和罵別人，用的是一個詞。

張和平那張記者證，是紅色塑料封皮的。他舉過頭頂，喊：我是新華社記者，誰敢攔我！

這話現在聽起來像笑話。現在的記者證，不如一張小區通行證。但張和平那個年代，這證是真的管用。不是證管用，是人管用。是他拿命攢下來的那點信譽，讓這紅本本有了分量。

吳曉波寫了篇悼文，標題就叫《“狗娘養的”張和平》。有人說這標題太糙。我說，這才是最好的悼詞。張和平一輩子追求準確達意，這四個字，比他媽什么“著名記者”“新聞戰士”都準確。

溫州官員說對他又愛又恨。愛的是他給溫州長臉，恨的是他給溫州揭短。這種矛盾，恰恰證明了張和平的價值。他不站隊，只站事實；他不討好，只討公道。

文章最后說：張和平就是一只狗。對百姓，是守門犬；對惡人，是烈犬義犬。

這個比喻，我認。但我還想加一句：現在的媒體圈，連狗都快絕種了。

我們有了太多內容創作者，有了太多自媒體達人，有了太多知識付費講師。我們失去了記者。失去了那個會為豆腐皮寄回一百塊錢的人，失去了那個被便衣盯了幾十天抓不到把柄的人，失去了那個敢舉著紅本本大喊“誰敢攔我”的人。

張和平死得突然，但死得干凈。沒有纏綿病榻，沒有利益交割，沒有晚節不保。就像他寫的那些報道，戛然而止，余音繞梁。

他不是了不起。他是稀缺品，是絕版貨，是這個時代再也生產不出來的殘次品。按現在的標準，他太不懂變通，太不會來事，太不近人情。但正是這些缺點，構成了一個記者最珍貴的品質。

寫到這里，我又看了一眼自己正在改的那篇稿子。標題很精致，排版很美，情緒價值拉滿。但它能讓我在二十年后，像記住張和平一樣被人記住嗎？

不能。

世間再無張和平。

但世間，真的還需要張和平。

需要那個敢說“狗娘養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