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望游戲里的學術牛馬：當“金玉霉”邂逅“金瓶梅”的紅樓大夢？

摘要

本文直面當代全球學術圈，特別是深受“名教面子”文化影響的華人學術社群，在量化評估體系下所陷入的深層文明悖論。作者以“金玉霉”三礦為喻（“金礦”喻原始顛覆創新，“玉礦”喻可計量產出，“霉礦”喻學術不端），類比《金瓶梅》之寫實與《紅樓夢》之寫夢，剖析“計量暴政”如何將學者從“求真之道者”異化為“學術牛馬（即科民工）”，將學術管理者異化為“包工頭”，使學術活動淪為一場追逐“帽子”、排名與面子的“名望游戲”。嚴謹論證揭示，當前學術生態所呈現的，是一種“技術大進步”與“文明大停滯”并存的“大躍進步”幻象：論文專利等“術”的層面狂飆突進，而思想原創性等“道”的層面卻可能陷入“大衰逃亡”的危機。作者以科學社會學為經，文化比較為緯，深入解析“可計量性崇拜”現象與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底層邏輯：東方“名教”傳統與量化排名的高度契合性，及其對“里子”（實質貢獻）的擠壓；西方學術自治傳統對“計量暴政”的相對緩沖及其自身困境。最終，本文提出超越“計量暴政”與“人治淪落”二元困境的“第三條道路”：構建基于“學術表型”價值判斷、強化同行評議共同體自治、并輔以法治保障的“新學術契約”，以期推動學術文明與社會文明實現從“外卷名望”到“內求真理”的范式躍遷：構建兼顧“名實”、平衡“東西”的多元治理智慧，引導學術文明從“指標的狂歡”回歸“思想的靜默生長”，實現真正的進步而非“內卷式繁榮”。

一、引言：當象牙塔變成名利場，學者成了“科民工”

公元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人類知識殿堂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奇觀：一邊是燈火通明、數據奔流的實驗室，論文發表量如指數曲線般昂揚向上，儼然一場知識生產的“大躍進步”；另一邊，無數殿堂中最聰慧的大腦，卻面容疲憊，在“非升即走”的倒計時中，將靈感的火花掐滅，轉而去雕琢另一篇符合期刊模板的“玉白菜”。更有甚者，在逼仄的生存壓力下，將手伸向數據的幽暗角落，制造一經曝光即速朽的“霉變”篇章。

這不禁令人想起兩部古典奇書：《金瓶梅》寫盡塵世中人在欲望與名利的酒色財氣里“醉生夢死”；《紅樓夢》則描繪一個鐘鳴鼎食之家，在精致的禮儀與排場之下，掩蓋著無可挽回的衰亡命運。今日之學術界，是否也在上演一出新時代的“金玉霉”夢？學者們追逐的，是《金瓶梅》式的、即時可量化的“名望”狂歡（發表數、影響因子、人才帽子），而在這一片“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繁華背后，是否也如大觀園般，面臨著原創思想“忽喇喇似大廈傾”的“大衰逃亡”危機？

類比《金瓶梅》繪盡塵世欲望的鮮活與沉淪昔的，而今學術眾生相演“金玉霉”，道盡象牙塔內“名、利、位”的追逐與異化。這“金玉霉”三字，并非香艷小說，而是當代學術圈一幅辛辣的自我寫照：“金礦”，乃“從0到1”的真理金脈，是牛頓、愛因斯坦、楊振寧們曾孤獨勘探的圣地，通往諾貝爾獎的幽深礦道。然其勘探周期以十年計，失敗風險高過九成，在當下“計工分、算KPI”的學術生產隊里，屬于“不劃算”的戰略投資。“玉礦”，則是“從1到N”的論文玉石礦。這里人聲鼎沸，學者們如同兢兢業業的“科民工”，揮舞著標準化研究鎬，開采、打磨、拋光出一篇篇符合國際期刊“4C標準”（引用、期刊、合作者、項目）的“玉白菜”。產量驚人，堆砌出耀眼的學術GDP，然其內核的創新成色不高，且往往隨著產量的激增而稀釋。其中，部分科民工因嚴重內卷化過勞而步入早衰死亡隊列。“霉礦”，是欲望與壓力催生的黑暗地帶。當“玉礦”競爭內卷到極致，部分“礦工”在“不發表就出局”的生存恐懼下，開始大冒險——數據造假、抄襲洗稿、買賣論文，產出的是看似光鮮、實則腐朽的“學術霉變物”。一旦曝光，便是“撤稿囚標”加身，學術生命瞬間“霉爛”為“文犯罪人”。

在這場全球性的學術“大生產運動”中，一套名為“文獻計量學”的評估體系，扮演了至高無上的“工分計量法”。H指數、影響因子、引用數、人才“帽子”等級……這些數字如黃金枷鎖，將學者牢牢鎖在“發表-晉升-拿項目-再發表”的循環流水線上。學術管理的邏輯，則日益趨近于“包工頭”模式：設定KPI，分發資源（經費），驗收成果（論文），依據“工分”論功行賞。于是，一個尖銳的文明詰問浮現：這種以“計量暴政”驅動、以“名望游戲”為表、催生海量“玉白菜”卻可能扼殺“金種子”的學術生態，究竟標志著學術文明的“大躍進步”，還是一場集體無意識的“大衰逃亡”？與之伴生的社會文明，又在“面子”與“里子”、“名教”與“實學”的撕扯中，走向何方？

本文試圖穿越這“金玉霉”的迷霧，以科學社會學為鏡，以文明比較為尺，解析這場學術“名望游戲”的底層邏輯，并探尋那條介于“量化暴政”與“人治淪落”之間的、通往真正學術創造的“第三道路”。

二、文明的尺度：何進步？何退化？

2.1學術文明的“質”與“量”

學術文明的核心進步，在于人類對自然、社會與自我的認知邊界的有效拓展，以及解釋與預測世界之范式的革新。它表現為“金種子”的萌發：新概念的誕生（如“基因”、“量子”）、新范式的確立（如進化論、相對論）、新領域的開辟（如分子生物學、人工智能）。其核心驅動力是未被功利完全馴化的好奇心、挑戰權威的勇氣以及允許長期失敗的自由。反之，學術文明的退化，則非指知識總量的減少（信息時代總量注定膨脹），而在于知識生產活動的異化：當生產“知識”這一活動本身，從實現認知超越的“目的”，降格為換取資源、地位、名望的純粹“手段”；當學者共同體從“求真者的共和國”，蛻變為“指標打工人的集中營”。此時，縱有海量“玉白菜”產出，也只是在既定范式內的“內卷式增長”、甚至可能是“有增長無發展”的“學術肥胖癥”。

2.2社會文明的匹配鏡像

學術文明是社會文明的尖端映照與智力引擎。一個健康的社會文明，應能為“金種子”的孕育提供時間容忍、風險緩沖與文化敬意。當社會陷入普遍的短期績效焦慮，將一切價值（包括學術價值）快速貨幣化、指標化時，便會傳導壓力，迫使學術體系追求“短平快”的顯示度。社會對“帽子”與“排名”的集體崇拜，與學術界的“指標競賽”實為一枚硬幣的兩面，共同標志著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全面侵蝕。此時，社會可能在物質與技術層面“進步”，但在精神氣質與長遠創新能力上，已顯“退化”之虞。

當探索真理的“士人”蛻變為計件勞動的“科民工”，當學術領袖異化為追逐指標的“包工頭”，我們不得不問：這究竟是學術文明高歌猛進的“大躍進步”，還是一場深刻而靜默的、指向內核空虛的“大衰逃亡”？與之共舞的社會文明，又進步或退化至何種境地？尤其在這片深受“名教”文化浸潤的土地上，“好面子”的傳統與“計量暴政”的現代形式媾和，會產生怎樣的化學反應？而若矯枉過正，徹底拋棄“法度”（計量），是否又會迅速滑入“人情”與“人治”的泥潭？為此，穿梭于古今中西之間，以科學邏輯為刃，解剖這場文明切片中的復雜病理：何為進步？何為退化？

三、“大躍進步”的幻象：技術狂飆與思想沉寂的文明悖論

從純然的數據指標看，當代學術，尤其東亞及部分追趕型學術共同體，無疑處于一場“大躍進步”之中。其“術”的層面狂飆突進，表現：1）產量爆炸：SCI論文發表數、專利申請量、自然指數（Nature Index）貢獻值等連年攀升，穩居世界前茅。“玉白菜”的豐收，構成了學術大廈耀眼的地基。2）設施躍進：大科學裝置、國家重點實驗室、高性能計算中心如雨后春筍，硬件水平直追甚至局部領先國際。“礦場”的規模和裝備今非昔比。3）國際排名攀升：大學在世界各類排行榜上位次穩步前進，“帽子”學者數量成為彰顯學術實力的重要勛章。這一切，似乎描繪著一幅科技強國、學術興盛的壯麗圖景。

然而，若我們將評估尺度從“數量”與“規模”，轉向科學哲學所關注的“認識論增量”與“范式變革力”，畫面則變得復雜、乃至晦暗。猶如思想原創性等“道”的層面，則表現為即“大衰逃亡”的潛流：

*“金種子”稀缺：如前所述，代表原始創新、能開辟全新領域的“從0到1”或顛覆性“從-1到1”的工作，依然稀少。學者們理性地規避高風險探索，將智慧集中于“可發表”、“易考核”的常規增量研究上。這好比一個建筑隊，磚瓦（論文）堆積如山，但缺乏獨特而突破的建筑設計圖紙（理論框架）。

*思想同質化：“計量指揮棒”指向哪里，千軍萬馬就沖向哪里。研究熱點高度集中，方法趨同，觀點重復，形成學術“內卷紅海”。反之，獨立思想與批判性思維在生存壓力下萎縮。

*學者“工人化”：“科民工”一詞雖顯尖銳，卻精準刻畫了部分學者的生存狀態：為課題項目打工，為指標工分生產，為“帽子”職稱奮斗。科學探索最初的好奇心、驚奇感、自由感、和智識愉悅的探索欲，被異化為績效考核下的重復性勞動與內卷性焦慮。周而復始的惡性循環，致使精神的耗損與創造力的枯竭，是數據無法反映的“隱性衰敗”。

*倫理底線的沖擊：“霉礦”的滋生，是學術生態惡化的最危險信號。它不僅是個人道德的失守，更是評估體系壓力突破學術共同體自律底線的體現，侵蝕著學術公信力的根基。

總之，當前的學術文明，呈現一種深刻的“悖論性存在”：在“術”（技術、方法、產出效率）的層面高歌猛進，成就斐然；在“道”（原始思想、理論建構、范式革命）的層面，則可能面臨活力衰減、重大突破難以為繼的“沉寂”風險。這并非全面的“大衰亡”，但的確是一種結構性失衡下的“選擇性衰逃”——對艱難真理的探索在集體理性選擇下被“大逃亡”，對可計量成功的追逐則在制度激勵下“大躍進”。其實，文明的整體高度，不僅取決于其基座（玉白菜）的體量，更取決于其塔尖（金種子）的高度與獨特性。

四、名教的枷鎖：東方文化語境下的“面子”與“里子”之戰

學術“計量暴政”之所以在華人社會等東亞文化圈呈現出尤為極致的畸形之態勢，并深刻內化為學者的行動邏輯，離不開其深層的文化心理土壤——“名教”傳統。

“名教”何為？簡言之，即高度重視“名分”、“名位”、“名聲”的社會規范與文化心理。它源自儒家“正名”思想，強調社會角色、等級秩序與外在評價的重要性。在此文化中，“面子”（社會聲譽、他人看法）往往具有不亞于、甚至超過“里子”（實際才能、內在品質）的行動驅動力。這與計量排名的“天作之合”：現代學術評估的量化排名體系（期刊分區、大學排行榜、人才帽子梯隊），恰恰為“名教”提供了空前清晰、精確、可操作的“名位刻度尺”。一篇《Nature（自然）》論文是“大名”，一個“杰青”頭銜是“高位”，高校排名提升是集體“榮光”。追逐這些可量化的“名”，就成為學者個人實現價值、機構彰顯政績的最直接路徑。“名教”的內在欲望，與“計量暴政”的外在規則，在此形成了強大的共謀與共振。于是，“面子”就有了數據支撐，“帽子”就成了硬通貨。

“里子”的失落：當學術價值被簡化為追逐這些外在的、可比較的“名”時，研究本身的內在價值（“里子”）——即元問題是否真重要、探索是否真深入、思想是否真原創——就容易在喧囂的排名競賽中被邊緣化。學者可能更關心“這研究能發什么級別的刊”，而非專注“這研究究竟解決了什么根本問題”；機構更熱衷“引進多少有‘帽子’的人”，而非“是否營造了讓人才潛心探索的環境”。此即“名”對“實”的擠壓，“面子”對“里子”的勝利，即成功的“逆淘汰”。

這與西方學術傳統確有顯著差異。西方固然也有聲譽競爭，但其現代科學精神內核中，“為知識而知識”的希臘傳統、基督教“為上帝榮耀而探索”的動機、以及近代以來對“個人智力冒險”的推崇，使得西方文化對“實質性貢獻”（學術表型）的追求，讓學者共同體自治的“學術共和國”理念、以及基于同行評議的“實質貢獻”判斷，至少在理想層面擁有更強的內在合法性，構成了對抗純粹量化指標的緩沖墊。當然，西方絕非凈土，“要么發表，要么滅亡”的壓力同樣存在，只是其與“名教”的耦合度比較低，表現形式與激烈程度有所不同。但其“名”更傾向于在長期、小范圍的學術共同體內部，且基于對“里子”（工作質量）的認可而緩慢積累構建的（如諾貝爾獎的滯后頒發）即名副其實、名至實歸。反之，東方的“名”，則更容易與外部、短期、可量化的指標直接綁定，形成快速流動的“名望市場”。這是因為“計量暴政”與“名教文化”一拍即合，形成剛性閉環：追逐指標以獲取帽子→戴上帽子以贏得面子與資源→利用資源生產更多指標以鞏固名位。學者的價值，被簡化為在這場“名望游戲”中的積分與段位。學術探索的“里子”（思想深度、原創性），因其難以被快速計量和賦予“名分”，便在“面子”的擠壓下不斷萎縮。“虛偽的面子”戰勝了“實在的里子”，這正是“名教”異化在學術界的現代表演。

五、兩難困境：廢除“計量暴政”，就會墜入“人治淪落”嗎？

“計量暴政”是一種全球性疾病。其病理在于“古德哈特定律”：一旦一個指標成為目標，它便不再是好的指標。當H指數、影響因子等成為學術世界的“通用貨幣”，它們便誘使學者從“解決問題”轉向“優化指標”。全球學術管理陷入一種“理性的瘋狂”：用越來越精細的指標，去管理本質上難以完全量化的創新活動。這導致了前文所述的系統性“舍金逐玉”，甚至“望霉止渴”。此“病毒”在東亞儒家文化圈引發了尤為劇烈的癥狀，原因在于其與本地深厚的“名教”文化土壤高度契合。

當面對“計量暴政”的弊端時，一個自然的反動是呼吁廢除量化指標，回歸定性評價。但，這立刻引發另一個深切憂慮：在缺乏深厚學術自治傳統和健全法治保障的環境中，廢除相對“客觀”的數字，是否會立刻滑向更不透明、更任人唯親、關系主導的“人治淪落”？是否會從“數字枷鎖”跳入“人情泥潭”？這一憂慮絕非空穴來風。它指出了學術評價的核心矛盾：如何在避免簡單量化扭曲的同時，確保評價的公正性、專業性與可問責性？

完全依賴少數權威的“人治”，易滋生學閥、圈子文化，壓制學術新銳與非主流思想。而完全依賴量化指標的“數治”，則導致目標異化、創新萎縮。這并非東西方科學文化之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人類學術治理面臨的共同挑戰。西方相對成熟的學術共同體自治與終身教職等制度，是其平衡“數治”與“人治”的歷史產物，但也非完美、且正面臨商業排名和績效文化的沖擊。

六、破局之道：尋求“名實相副”的多元治理智慧

真正的出路，在于超越“計量”與“人治”的二元對立，走向一種兼顧程序正義與實質理性、平衡“名”與“實”的多元學術治理范式。這需要制度、文化與技術協同演進。

6.1制度革新：構建“分類評價”與“長周期信任”機制

*“金玉分評”：建立截然不同的評價通道。對以跟蹤、應用為主的“常規科研”（“玉礦”），可保留部分經過改良的計量參考。但對旨在原始創新、范式變革的“探索科研”（“金礦”），必須實行以“代表作”和“深度同行評議”為核心的“學術表型”評估，徹底摒棄數量與期刊等級考核。設立國家層面的“高風險探索基金”與“學術休伊年”制度，為“金礦”勘探者提供“十年不鳴”的土壤。

*“帽子”去枷鎖：弱化“人才帽子”與永久性資源、待遇的剛性綁定，將其轉化為“項目性獎勵”或“榮譽性稱號”，減少對其的惡性競爭。同時，拓寬資助渠道，讓更多“無帽”但有好想法的學者能獲得支持。

*引入“負貢獻”清單：在評價中，不僅看“做了啥”，還要看“沒做啥”。避免那些“精致但無用”、“緊跟熱點但缺乏深度”的跟風式研究獲得不當獎勵。

6.2文化重建：從“面子競賽”到“里子崇拜”

*重塑學術榮譽觀：在學術界內部與社會層面，廣泛宣傳、重獎那些“十年磨一劍”、解決真問題的學者，即使其論文數量不多、初期不被理解。將學術偶像從“高被引達人”轉向“思想拓荒者”。

*培育學術共同體自治：強化由學者廣泛參與的、透明的學術委員會權力，使其在人才評價、項目評審中發揮實質性作用，以學術公議抵御行政干預與人情請托。

*倡導“誠樸”學風：繼承并發揚中華文化中“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的求實傳統，批判“徒務虛名”的流弊，將學術“里子”的厚實，作為最高尊嚴的來源。

6.3技術賦能：發展“細粒度”學術影響力評估工具

利用人工智能、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超越簡單的引用計數，開發能夠識別論文“概念首創性”、“方法創新性”、“跨學科影響力”的細粒度分析工具，為“學術表型”的定性判斷提供更豐富的、可驗證的數據參考，作為同行評議的輔助，而非替代。

七、第三條道路：構建“法治為基、學術共同體自治、價值導向”的新學術契約

破解困境，需超越“計量暴政”與“人治淪落”的二元對立，探索“第三條道路”。其核心在于構建一個“法治為基、學術共同體自治為本、價值導向為魂”的新學術契約。

7.1法治為基：確立學術自由與規范的框架

*立法保障學術自由：通過法律明確保障學者在符合倫理和法律范圍內的研究自由、教學自由與表達自由（即國家立法），使其免受非學術因素的不當干擾。這是學術創新的土壤。

*健全學術倫理與不端查處法治：建立獨立、公正、透明的學術倫理委員會（即國家學術倫理督察署）和立法授權調查處理程序，對“霉礦”行為零容忍，且處罰得當，維護學術公信力。法治為學術活動劃定清晰的底線。

*規范資源分配程序：確保科研經費、崗位、頭銜等核心資源的分配，有公開、公平、公正的程序立法可依，減少暗箱操作和權力尋租空間。

7.2學術共同體自治為本：讓懂行者評價懂行者

*強化深度同行評議：在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成果鑒定中，真正倚重小同行專家的定性評議。推行“代表作”制度，要求申請人用通俗語言闡述其科研工作的核心思想、原創性與潛在影響，評審人則重點評價其“學術表型”（認識論價值），而非簡單數論文。

*建立學術信用體系：在學術共同體內，基于長期的學術貢獻和評審行為，積累個人學術信用。信用高的學者在評議中權重更高，且對不端行為和低質評議承擔連帶聲譽風險，形成自律。

*培育健康的學術批評文化：鼓勵基于證據的、建設性的學術爭論，打破“只捧不批”的庸俗關系學，讓真理在辯論中越辯越明。

7.3價值導向為魂：從“數工分”到“問價值”

*設立多元評價通道：區分“探索型”與“任務型”研究。對前者（基礎、前沿、高風險），設立長周期（如5-10年）、免于頻繁考核的“探索基金特區”，評價標準就是想法的原創性與勇氣。對后者（應用、研發、攻關），則可保留較強的目標與過程管理。

*改革“帽子”與資源綁定：弱化人才“帽子”與永久性巨額資源、行政權力的直接強綁定，將其主要轉化為榮譽和一定期限的研究支持，避免形成固化的學術特權階層，讓資源更靈活地流向真正有活力的思想。

*倡導“慢學術”與“深閱讀”：在機構文化和社會層面，尊重學術探索的長期性與不確定性，寬容“高尚的失敗”。鼓勵深入的學術交流與專著寫作，對抗快餐式、碎片化的知識生產與消費模式。

八、總結與展望：從“名望游戲”回歸“求真之旅”

當代學術的“金玉霉”之夢景，是一場在全球化、資本化與技術化浪潮下，“計量暴政”與“名教文化”的共謀，致使學術文明遭遇的深刻身份危機與異化考驗，呈現出一種“分裂人格”。它既是“大躍進步”——在知識生產的規模、效率與技術上達到空前高度；也暗藏“大衰逃亡”的風險——在原始創新、思想深度與學者精神福祉上可能面臨流失。這并非東方獨有的困境，但東方深厚的“名教”文化，與全球性的“計量暴政”結合，確實加劇了“面子”對“里子”的碾壓，使學者在“名望游戲”中異化為“科民工”、甚或淪為“學術牛馬”。這標志著工具理性對學術本真價值的嚴重僭越。與之匹配的社會文明，在物質豐裕與技術便捷的同時，也可能在滋養創造性思維的制度彈性與文化耐心上出現“退化”。

學術文明的真進步，絕非僅體現于論文數量的堆積與排名位次的攀升，更在于是否持續孕育出照亮人類未知的“金種子”，是否滋養了敢于且樂于探索的“自由心靈”。社會文明的健康，也需在尊重“名”的激勵作用的同時，筑牢“實”的根基，讓“里子”的厚度最終決定“面子”的光彩。為此，破局之道，在于勇敢地進行一場學術治理的范式革命。我們需攜手掙脫“計量暴政”的單一維度枷鎖，也需用心構筑防止“人治淪落”的法治與制度堤壩。目標是建立這樣一個學術生態：在這里，評價體系是服務于發現和培育思想“金種子”的靈敏雷達，而非禁錮學者的“數字牢籠”；在這里，“名望”是潛心探索后自然生長的果實，而非追逐的終極標的；在這里，學者首先是充滿好奇的“求真者”與“創造者”，而非疲于完成指標的“知識工人”。其中，破局的關鍵，在于清醒認識到“名”與“實”、“法”與“人”、“量”與“質”之間的辯證張力。全盤否定計量，可能墮入人情窠臼；全盤擁抱計量，則必導致思想枯萎。因此，未來學術文明的真正“進步”，將取決于我們能否設計出一種超越“名教”異化、也超越“計量”異化的第三個金玉智慧體系。這個體系既能通過公正的程序防止“人治”之弊，又能通過深度的價值識別，激勵和保護那些挑戰未知、甘坐冷板凳的“金種子”播種者。它要求我們不僅改革評價制度，更需一場深刻的文化心理革命：從崇尚“面子”排位的喧囂，回歸敬重“里子”厚實的靜默。

這條路注定漫長，且無現成藍圖。它需要政策制定者的遠見與定力，需要學術共同體的覺醒、自律與擔當，也需要整個社會對科學探索規律的更深理解與更多耐心。唯有當“名教”的虛火稍退，“求真”的實學當道；當“計量”重歸工具本位，“價值”評估成為核心；當學者們得以從“牛馬”般的異化勞動中解放，重拾“仰望星空”的內在驅動力時，學術文明才能真正告別“大衰逃亡”的隱憂，實現一次質變的、可持續的“大躍進步”，為人類知識的星空，增添真正屬于這個時代的、璀璨而獨特的星座。這，才是紅樓一夢醒后，應追尋的真實學術境界。

展望未來的學術殿堂，不再以“玉白菜”的堆積高度為榮，而以能否孕育出改變人類認知圖景的“金種子”為傲；當我們的學者，能擺脫“學術牛馬”與“包工頭”的角色焦慮，重拾“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從容與擔當時，學術文明方能走出“大衰逃亡”的陰影，迎來一次真正扎實的、指向星辰大海的“大躍進步”。這場文明的轉型，艱難而必要，它不僅是學術界的自我救贖，更是一個古老文明在新時代煥發原創生機的關鍵一戰。夢醒何處？不在“紅樓”虛幻的繁華里，而在每一個研究者真實而勇敢的思考中。

作者：鐘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