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頂商人的“官場死局”——廣州巨富為何寧死也不去浙江赴任？

問得好。這倆問題，恰恰是理解潘仕成悲劇的鑰匙。

在回答之前，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你被皇帝親自點名，外放做個年薪幾十萬兩的鹽運使，你會去嗎？

擱一般人，怕是連夜打包行李、雇八抬大轎直奔衙門?？稍谕砬鍙V州，有個人偏不。

潘仕成，這個從十三行發家的巨富，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接到了一封足以讓天下商人眼紅的圣旨——特旨補授兩廣鹽運使。

這是個什么官？從三品，掌管一省鹽務，放在今天就是省鹽業局局長（可能類比為省煙草專賣局局長更合適）兼省稅務局局長，油水厚得能流油。而且是在自己的老家廣東任職，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簡直人生巔峰。

可潘仕成干了一件誰都沒想到的事：他死活不肯去。

他“稟大吏固辭”，說不敢當，硬是推掉了這個肥缺。朝廷只好改授他浙江鹽運使，讓他去外地任職。結果呢？他還是不去。

咸豐三年（1853年），皇帝急了，專門下旨嚴催：“廣東在籍候補鹽運使潘仕成，于上年十月簡放浙江鹽運使，迄今未據咨報到省……著該省及沿途各督撫，迅即嚴催，飭令赴任，不準再有逗留?！?/strong>

皇帝的口氣已經很重了——“不準再有逗留”。可潘仕成依舊紋絲不動，死守廣州，直到被抄家、被親侄扔在地上咽氣，也沒踏上去浙江的路。

這事擱誰都想不通：一個商人，夢寐以求的不就是官身嗎？好不容易爬上了三品大員，為什么死活不去？

今天，咱們就聊透這個謎——潘仕成的“官場死局”。

要解開這個謎，得先看潘仕成的真實處境。

很多人以為，潘仕成是先富后官，靠捐輸買了個官銜，掛個虛名充門面。其實不是。邱捷教授的考證說得很清楚：潘仕成在道光年間是真真正正的實缺官員——先放甘肅平慶涇道，后改廣西桂平梧郁道，最后補授兩廣鹽運使。這些都是實職，不是虛銜。皇帝是真的想讓他去當官、管事的。

可問題就出在這兒：他既是官，又是商。

按清朝官制，官員不許經商，更不許在本省任職時插手鹽務。可潘仕成呢？他的“潘繼興”商名，正在承充廣西臨全埠鹽商總商。臨全埠是廣西最大的鹽埠，據《兩廣鹽法志》記載，下轄57個分埠，每年額定鹽餉七萬三千多兩，牽扯著半個廣西的食鹽供應。

如果他去當了兩廣鹽運使，會是什么局面？

他自己管自己？自己給自己批鹽引、核鹽課？那不成了一手遮天？朝廷再糊涂，也不會讓一個鹽商去管鹽政。

唯一的出路，就是辭掉鹽商身份，專心做官?？膳耸顺蔀槭裁床晦o？

《尺素遺芬》里有一封陶恩培給他的信，道破了天機：“臨川埠光景如何？但使經理得宜，日有起色，不難彌補積虧。惟尊府酬應甚廣，恐致入不敷出，則依然不能寬裕耳。”

看懂了嗎？潘仕成根本不是不想辭，是辭不掉。

他接手的臨全埠，本來就是個爛攤子——前任李念德堂虧空一百多萬兩，這筆債全背在潘仕成身上。如果他去當官，鹽務交給誰？交給族人？族人早就在旁邊盯著他的家產；交給伙計？伙計哪有能力填這個窟窿。

有人可能會問：區區一百多萬兩，對潘仕成這樣的大富豪來說，應該不算什么吧？

這就要說清楚晚清的銀子有多值錢了。當時清朝全國一年的鹽課收入，也就幾百萬兩。潘仕成一個人背的債，抵得上朝廷小半年的鹽稅收入。

要知道，這筆錢不是他自己欠的，是整個臨全埠歷年積虧的總賬，是前任留下的、同行欠的、官府攤派的，全算在他這個“總商”頭上了。他不是欠了一百多萬，他是替整個廣西鹽商和兩廣官場背了一百多萬。

更致命的是，臨全埠的鹽務牽扯著兩廣官場的利益。廣西巡撫、廣東鹽運使、地方州縣，哪個不等著鹽商的“報效”？哪個不指著鹽商的捐輸？

這又是個持續失血的系統，得不斷往這個無底洞里填銀子?？蓪嶋H上，各級官府找他要的各種報效、攤派、規費，不僅沒少，反而因為聽說來了個有錢的新總商，變本加厲。

一旦他撒手不干，整個鏈條就斷了——那些指著鹽商吃飯的官員，能饒得了他？

所以潘仕成只能死扛。他不是不想走，是走不了。

但更深層的原因，藏在潘仕成和耆英的關系里。

熟悉清史的人都知道，耆英是道光朝后期最有權勢的滿洲貴族之一，做過兩廣總督，主持過《南京條約》的談判。而潘仕成，正是耆英在廣東最倚重的“商人幕僚”。

鴉片戰爭后，清廷急需熟悉洋務的人才。潘仕成恰好符合條件——他會外語，懂洋行，造過戰艦，制過水雷，跟英美商人打過無數交道。耆英把他當成了“洋務顧問”，走到哪兒帶到哪兒。

1844年，耆英去澳門和美國使臣顧盛談判，帶的隨員里就有潘仕成。談判之余，潘仕成還在媽祖閣旁的石壁上題了一首詩：“奇石如伏虎，奔濤有怒龍。偶攜一樽酒，來聽數聲鐘?！?/strong>

這首詩寫得不算多好，但能跟著欽差大臣去談判、還能在名勝古跡留題，說明潘仕成在耆英眼里的分量。

正因為有這層關系，潘仕成才被破格重用——實授道臺、加布政使銜、補授鹽運使，全是耆英保舉的結果。耆英對道光皇帝說，潘仕成“留于廣東，以道員差遣，該督可收臂指之助”。說白了，就是：這人我得留著用。

可問題是，耆英能保他上去，也能拖他下來。

咸豐繼位后，耆英迅速失勢，咸豐八年（1858年）因奉命赴天津與英法聯軍談判卻擅自回京，被咸豐帝賜自盡。潘仕成雖然沒受牽連，但朝中靠山倒了。新上來的官員，誰還認得他潘仕成是誰？

《望鳧行館宦粵日記》里有個細節特別扎心：同治年間，杜鳳治去潘家催遷，潘仕成已經半身不遂躺在床上。杜鳳治問他為什么不早搬走，潘仕成只說了一句話：“人多難覓屋。”

一個曾經能和欽差大臣平起平坐的人，現在連一個七品知縣都要低聲下氣地哀求。這種落差，比抄家更殘酷。

所以，潘仕成不去浙江赴任，還有一個原因：他不敢走。

廣州是他的地盤，這里有他的人脈、他的產業、他的根基。一旦去了浙江，人生地不熟，朝中又沒了靠山，萬一有人參他一本“在籍經商、以官謀私”，他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

留在廣州，至少還能靠著多年經營的關系網周旋?？墒聦嵶C明，這層關系網在他失勢后，脆弱得像紙一樣。

講到這里，你可能會問：潘仕成難道沒想過全身而退嗎？

他當然想過。

咸豐年間，他就開始淡出政壇，“養疴里門，不復出”。《廣州府志》說他“晚歲困鹽車，至破其家”，其實就是想從鹽務里抽身，但已經抽不出來了。

他被兩廣的鹽政黑洞徹底吸住了——前任的虧空他要背，同行的欠款他要背，朝廷的捐輸他要背，地方官的勒索他還要背。背上背的東西越來越多，直到把他壓垮。

同治八年（1869）九月，上諭下來：“潘仕成著即革職，勒限追繳?！弊锩恰疤澢氛n款甚巨”。可誰都知道，這筆巨款里，有多少是潘仕成自己花的，有多少是替別人背的？

還有一個細節：潘仕成被抄家后，鹽運使鐘謙鈞替他“彌縫殆盡”，說是已經把虧空處理得只剩三千兩。

這里面肯定有問題，但不管如何，足以說明潘仕成的虧空，根本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

可最終承擔后果的，只有他一個人。

同治十三年三月十六日（1874年5月），潘仕成死在廣州一間破屋里。

死之前，他被親侄子從床上拖到地上，摔得奄奄一息。曾經造戰艦、辦洋務、刻典籍、建名園的一代巨富，死的時候連一點尊嚴都沒剩下。

他一生沒去浙江赴任，一生沒離開廣州。有人說他戀棧，有人說他糊涂，可在我看來，他只是太清醒了——他早就看清，在那個腐朽的王朝里，商人無論爬多高，終究只是朝廷的提款機。當提款機里沒錢了，就會被一腳踢開。

可他又不夠清醒——他以為靠著人脈、靠著功勞、靠著多年經營，總能在夾縫里活下去。他不知道，在晚清的官場上，沒有靠山，就沒有活路。

潘仕成的一生，是晚清商人的縮影：他們被制度捧起來，又被制度摔下去；被權力需要，又被權力拋棄。

唯一留下的，是那些藏在古籍里的刻印、藏在石碑上的題詩、藏在紫砂壺底的“潘”字印，沉默地訴說著一個時代的悲歡。

【潘仕成系列·后四篇】

第一篇：紅頂商人的“官場死局”——廣州巨富為何寧死也不去浙江赴任？第二篇：首富的兒女們——潘仕成被抄家后，他的孩子去哪了？第三篇：十三行巨富的遺產——海山仙館藏書被抄后，流落何方？第四篇：紅頂商人的生死局——潘仕成們為什么注定逃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