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家暴婚姻5年后，我攜子“高嫁” | 人間

我就像一個溺水的人，只能抓住周天文這根救命稻草。

配圖 | 《人世間》劇照

在東門外的巷子里，每次遇到祁美蓮，我都會喚她一聲“祁阿姨”，她便雙手合十，回我一聲“阿彌陀佛”。要是她手上拎有東西，就將東西輕輕放下，雙手合十的動作，做得一絲不茍。

祁美蓮住在我家隔壁，78歲，5年前，她的丈夫周天文被確診為癌癥那一天，她成了太陽山岱岳寺帶發修行的居士。從此，祁美蓮吃素、打坐、念經。每次外出，她肩上都搭著一個棕色的布袋，布袋上刺有一個金色的佛字。她從巷子里輕輕走過，雖然有風掀起她的衣角，但鞋底好像帶不起一絲灰塵。

祁美蓮經常對鄰居們說：“老周是我遇見最好心的人，我每日虔誠誦經念佛，是祈他身體安康，長命百歲。”

2025年6月底的一天，周天文病逝，塵歸塵，土歸土了。但祁美蓮依舊吃素、打坐、念經，她說：“老周是我遇見最苦命的人，我每日虔誠誦經念佛，是祈他來世圓滿。阿彌陀佛。”

以下是祁美蓮口述——

周天文是我的第二任丈夫，出生在抗戰勝利的1945年。他父親是浙江江山城里的一名富商，開有一家南貨店、一家旅社、一家藥鋪，建有一座三進院的大屋。

周家以前的三進院大屋｜圖源作者

作為家中的獨子，周天文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備受寵愛，加上人又聰明，讀書成績優秀，很被老師看好。1963年，周天文參加高考，老師指導他填報高考志愿時，一再鼓勵“珍惜機會，放手一搏”，讓他第一志愿填報清華、北大。周天文不想離家太遠，報了本省的一所大學，五年后，他大學畢業，被分配進省城杭州的一家省屬單位當工程師，是那個年代的天之驕子。

跟周天文相比，我就像是一株田間地頭的小雜草，任人宰割踐踏，周天文就像是一棵蓬勃向上的梧桐樹，天寬地闊，前程無限。我與周天文，本來是兩個世界的人，不應該有交集的，但時代和命運，將我們聯結在了一起。

我比周天文小兩歲，出生在浙江南部山區天臺縣一戶貧困的農民家里。父母親分別在我四歲和五歲的時候生病去世，只好由哥哥嫂嫂撫養。那個年代的農村人，從土里刨食，連飯都吃不飽，即使是血緣之親，也被貧窮咬噬得面目全非，只能先顧自己。哥哥嫂嫂把我當作累贅，念到小學四年級，他們就把我從學校扯回來干家務、做農活。

對鄉村女孩來說，那時候的出路并不多，無非是成人以后嫁個男人，生兒育女，度過一生。我是希望通過婚姻改變自己命運的，但對此也充滿恐懼。在那個年代，一對素不相識、未曾謀面的男女，奉媒妁之言、長輩之命稀里糊涂地結成夫妻，對對方的長相、性格、脾氣一無所知，跟拆盲盒一樣，婚姻的幸福與否全憑運氣。在我們村子里，就有很多女人過得很不好，忙亂卑賤的一生，就像田頭地尾的一棵雜草。

鄰村有位叫劉本木的男人，比我大7歲，那年的春天，他托媒人上門提親。我哥哥嫂嫂向他提了一個條件：要想把我娶回去，得給他們造三間磚瓦房外加一間堆放雜物的偏房，作為撫養我多年的回報。

我的婚姻于哥哥嫂嫂而言，是一筆交易。

雖然我讀書不多，卻是附近幾個村莊手腳勤快，又長得最好看的女子，劉本木娶妻心切，咬咬牙，答應下這個苛刻的條件。在給哥哥嫂嫂新房上大梁的那天，劉本木不小心從10米高的屋頂摔下來，雖然撿回了一條命，但摔斷了左腿，落下了終身殘疾，走起路來一拐一瘸的，大家給他取了個“拐子”的外號。

1964年冬天，我17歲，可以說發育還沒有成熟，哥哥嫂嫂就將我嫁給了劉本木。

結婚的那天，劉本木一臉喜氣地迎來送往，給每一位客人敬酒點煙。等客人散去，家里只剩下我和劉本木兩人，他把門一關，將燈一吹，撲上來把我往死里打。劉本木把貼錢給我哥哥嫂嫂造新房又落下殘疾的怨氣，全部撒在我身上。我逃又逃不出去，打又打不過他，被揍得鼻青臉腫，半個月后才敢出門。

婚后第5個月，我肚子里的胎兒已有3個月大了。一天，劉本木搖搖晃晃從外面回來。我一看，就知道他喝多了酒。不知是在外面受了什么氣，他見我坐在凳子上納鞋底，一腳踹過來。接著，雨點似的拳頭落在我身上。劉本木下手不知輕重，我怕他傷到胎兒，只能弓下身子護住肚子。

劉本木打累了，在床上扯起了響雷似的呼嚕，我收拾起幾件衣服往外走。鄉下的女人在婆家受了委屈，往往會回娘家尋求幫助，娘家人一般要出面撐腰。但走出村子我就茫然了，不知自己能往哪里去。哥哥嫂嫂拿我當潑出去的水，是不會給我撐腰的。

我來到了10里之外的洪疇鎮。到了傍晚，鎮子里人跡漸少，幾間店鋪也已打烊，而我，依舊在道路上徘徊。一位老奶奶問明情況，打了一碗飯讓我吃，還讓我在她家里住下。

當天，劉本木去我哥哥嫂嫂家要人，他也不說什么，黑著一張臉開始拆哥哥嫂嫂家房子的磚頭。哥哥嫂嫂火急火燎地找到我時，是一天以后了，把收留我的老奶奶一頓數落。回去一看，那間小偏房已被劉本木拆掉一大半。要是沒有找到我，劉本木會一直拆下去，直到把房子拆平。

哥哥嫂嫂氣急敗壞，一邊把我往劉本木面前推，一邊說：“求求你，以后別再來禍害我們了。”

我想哭，卻沒有眼淚。

遭受劉本木打罵，成了我的日常。村里人都知道劉本木脾氣臭，又認死理，所以都沒人敢出來勸阻。更何況那時候的鄉村，丈夫打妻子，見怪不怪。以后，受了劉本木的打罵，哪怕打罵得再兇更狠，我知道自己沒地方可逃，就默默地承受著。

我知道，人是逃不出命的。

我接連給劉本木生下了大兒子劉江文、二兒子劉江武。

1971年，江武剛滿周歲的那年，周天文“下放”到了我們村，他住在大隊部一間透風漏雨的平房里。

后來我才知道，就在前一年，因家庭是工商業戶，周天文被定性為“走資派”，并被趕出了省屬單位，下放到我們村進行勞動改造，接受農民的再教育。

那天，公社把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召集起來開周天文的批斗會。我一手拉著大兒子江文，一手抱著二兒子江武，也擠在了人群當中。我看到，周天文低垂著腦瓜站在臺上，頭上戴著一頂報紙糊的高帽，上面寫著“走資派周天文”六個字。也許是天氣炎熱，也許是因為緊張害怕，周天文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濕透，雙腳下匯集起一灘水跡。然后，公社的、大隊的干部輪番上臺揭發批判、呼喊口號，把江文和江武嚇得哇哇大哭起來，引來很多人轉過頭來看。

劉本木一拐一瘸地走到我面前，揚起手朝我甩來幾記耳光，罵道：“你這個丟人現眼的臭娘們，給我滾回去。”

一直低著腦瓜的周天文突然抬起頭來，大聲地說：“怎么能隨便打人呢，打人是不文明的行為。”剛開始，大家都被周天文文縐縐的腔調搞得有些發懵，明白過來后，都笑得東倒西歪的。想不到在臺上挨批的人，還有心思出頭鳴不平，何況人家是夫妻，真是書呆子。一場批斗會，以十分滑稽的形式收場。

農村人，本質上是樸實又善良的，那天的批斗會，本身就是走走過場，根本沒有要把周天文打倒在地，又狠狠踏上一腳的意思。此后，大家再也沒有去難為周天文，大家最關心的是地里收成多少，能不能吃飽肚子，年底能從生產隊分多少錢糧。

周天文在城里出生，在大城市工作，從沒有干過農活，生產隊沒有難為他，就讓他負責兩頭大水牛的放養。那時候，農業機械化還沒有實現，耕種土地以人工與牲口為主。當然，放養水牛，比純粹干農活要輕松得多。

村子東面有一溜幾間簡易的平房，屋頂蓋的是稻草，專門用來關水牛的，村里人習慣把它稱作牛棚，周天文收拾收拾，干脆搬過去跟水牛住在一起。牛棚里有一個石槽，還有一個淘草大缸和一把斬草料的大鍘。牛棚離村中心有一段距離，周天文倒是覺得住在這里挺合心意的。兩頭水牛經過周天文的喂養，膘肥體壯，干起農活肯下力氣，因此，大家對周天文印象不錯。

那時，我已給劉本木生下三兒子劉江俊，可他還是不肯讓我在家里帶孩子做家務，依舊讓我跟男人們一樣，在生產隊里參加集體勞動賺工分，稍不令他滿意，就對我拳打腳踢。

有人勸劉本木，說她是你的女人，是跟你一起過日子的，不是牲口，不能又打又罵的，周天文連他養的牛都不會打罵。劉本木又翻出了陳年老賬，說：“當年為了娶她，我給她哥哥嫂嫂造了一座三間磚瓦房外加一間堆雜物的偏房，花掉我不少錢，我得回點本。”說到這里，劉本木還把摔壞的左腿抖一抖：“你再看看，我都這樣了。”

許多年以后，我終于明白過來了，落下殘疾的劉本木不僅變得自卑自私，而且心里懷著深深的怨恨，從結婚第一天就開始打我，目的是發泄，并且要把我的面子、氣勢全部打掉，好讓我對他言聽計從，不敢離開他。其實，這也是那個年代很多農村男人的通病和悲哀，他們除了拳腳，就沒有別的本事能鎮住自己的女人。

一邊照看三個滿地亂跑的兒子，一邊干著繁重的農活，回家后還得燒飯洗衣喂雞喂鴨，我累得在路上走著走著也會打瞌睡。

1974年夏日里的一天，我帶著三個兒子下地干活，江文和江武去粘樹上的知了，剛會走路的江俊去抓一只螞蚱，被一根樹枝一絆，一頭扎進了田邊的灌溉渠道，嗆了幾口水后，沉到了水底。剛好，周天文牽著兩頭大水牛來這里喝水，立即把江俊撈了上來，倒扣在牛背上，瀝出一肚子的水，才嚶嚶哭出聲來。

劉本木抽出一根扁擔，劈頭蓋臉地朝我打過來。我在彎彎曲曲的田塍路上逃跑，一雙破解放鞋都跑掉了，腳板被碎瓷片扎出鮮血，一腳下去就是一個血印子。劉本木在后面窮追不舍。女人怎么跑得過男人，劉本木一扁擔打過來，正中我的額頭，鮮血淌了我半邊臉。

都打到這種程度了，劉本木還是不肯停手，好像鐵了心要把我打死的樣子。周天文看不下去了，他一把攔下劉本木，用力奪過扁擔扔到遠處，說：“扁擔是務農的工具，不是打女人的器械，婦女和男人是平等的……”

劉本木被周天文的氣勢鎮住了，他喃喃嘀咕：“真是多管閑事。”

周天文救了江俊，又阻攔了劉本木對我的毒打，我內心對他是充滿感激的，但我又不能當面對他有所表示，這要是讓劉本木看到，肯定會給我和他惹來大麻煩。那時候，我依舊沒有和周天文說上一句話。

一直以來，村里人都沒有拿周天文當“走資派”看待，大家還特別喜歡往他的牛棚里跑。周天文裝著一肚子的見識和故事，什么都能說出個子卯寅丑，到了農閑時節，他的牛棚成了大家集中的地方，大人小孩都去聽他談古論今，打發漫長的時光。

我大兒江文已經可以到處亂跑了，他也喜歡去周天文的牛棚湊熱鬧，還經常跟周天文一起去放牛，老是忘記回家吃飯。

那天，天色都快黑下來了，江文還沒有回家，我猜他肯定是在周天文那里。我走到那里，果然，周天文一邊在斬草料，一邊在講牛郎織女的故事；江文一邊幫忙打下手，一邊認真地聽講。一個講得仔細，一個說得專注。我被這樣的場面打動了，都不好意思打擾他們，就默默地站在一邊等著。縣里建一座水庫，劉本木被抽調去進行為期半個月的“大會戰”，這是我難得不被打罵的日子。

過了許久，江文才發現站在一邊的我，他沖周天文笑了一笑后，朝我跑了過來。我和江文行走在夜色里回家，有輕緩的風吹在臉上，有蟲鳴聲從四處響起，我不覺把手搭在江文的肩膀上。這也是我難得的親子時光。

周天文在下放到我們村的6年時間里，僅僅回去了一次——1972年4月，回老家辦理父親的喪事。周天文母親在他上大學那年就去世了。半個月后，周天文回到村子里，大家發現他瘦了一大圈，情緒十分消沉和低落。聯想到我自己，從小就失去了父母，能感受到他心里的傷痛。

不過，一段時間之后，周天文慢慢緩了過來，開始學我們當地的方言，他的浙西口音和我們浙南口音還是有顯著差異的，一開口，經常逗得我們哈哈大笑起來。村里人私下里議論說，看樣子，周天文是要在村子里扎根了，還開玩笑說，要想辦法幫他找一個知冷知熱的女人。還真有幾位熱情的大媽大嬸，要帶周天文去相親，大媽大嬸說：“哪兒的黃土不埋人，找個女人過日子吧。”周天文被搞得紅頭赤臉，連推帶跑地說：“不急，不急。”逢年過節，知道周天文一個人孤單，有人會給他捎一些吃的用的東西，甚至叫他到家中吃飯喝酒。

不過，我是知道劉本木脾氣的，我從來沒有給過周天文吃的用的東西，更沒敢邀請他到家里來。

直到村小學的代課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帶不了學生，讓周天文去頂崗，那年剛好滿上小學年齡的江文，成了他的學生，我們的人生軌跡才算真的有所交織。江文讀書很用功，成績相當不錯，周天文因此特別喜歡他，指導他也特別上心。一次，江文對我說：“媽，以后我要像周叔叔一樣，做個有學問的人。”

一個學期結束，周天文要對每個學生進行家訪。那天，劉本木外出找人喝酒了，家里就我和三個兒子。周天文用手撫平了江文頭上的亂發，說：“好好培養，他以后肯定會有出息。”

我使勁地點了點頭。

時代的轉折令人猝不及防。

1977年9月，江文剛升入三年級的時候，周天文頭上戴著的“走資派”的帽子被摘掉了。落實政策時，組織上問他有什么要求，周天文表示，他不想回省城的原單位，希望安排他回到老家江山市工作。

周天文被安排到老家的糧食系統工作。他走的那天，村子里的人都來相送，在村口站得密密麻麻。周天文頻頻向大家揮手，一再說，有機會到他老家做客。我也站在人群中。那時，村里還沒有開通班車，要步行到洪疇鎮才有班車，村里專門叫兩位青年趕著牛車送周天文。

牛車走得很慢，在村道上漸行漸遠。我注意到，當載著周天文的牛車消失在出村的路口時，江文偷偷地抹起了眼睛。

我原以為，周天文回老家以后，相隔千山萬水的，我應該不會跟他有任何交集的。但我想錯了。

江文讀書沒有以前那么上心了，加上開始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田地里的事情多了起來，不像過去大集體，去點個卯，出工不出力，劉本木老是讓他干這干那的，江文上學就變得兩天打魚三天曬網的了，成績一路下滑。那時，計劃生育越抓越緊，生了三個兒子的我，就去做了結扎手術。

劉本木還是沒有任何改變，從來不管孩子，經常喝酒，稍不順心，就拿打罵我發泄出氣。我已經沒有心勁跟他反抗，變得麻木了。

1978年夏日里的一天，因為泡茶時手一滑，我摔碎了一只瓷碗，劉本木狠狠地打了我一頓后，罵罵咧咧地外出喝酒了。全身疼痛的我根本起不了床燒午飯，二兒子江武餓不住，到村外的山上摘桃子充饑，被一條眼鏡蛇咬了一口。江武沒敢跟大人說，等毒性發作，人還沒有送到醫院，就不行了。跟劉本木離婚的念頭，就在這一刻產生了。

那時候，特別是農村女人主動提出離婚，少之又少，還會遭到別人的非議，可我哪里還顧得上這些？我豁出去了，一次次地找到村里、鄉里、縣里。劉本木變本加厲地打罵我，這更加堅定了我離婚的決心，哪怕脫掉一層皮，丟掉半條命，我也必須跟他分開。

歷時三個多月，到了那年秋天，門口的柿子已經紅透的時候，我終于拿到了離婚證書。10月中旬的一天清晨，趁江文還在熟睡，我咬咬牙，一手提著幾件換洗衣服，一手牽著睡眼惺忪的江俊走出了家門。其實，我也想把江文一起帶到身邊的，但我確實沒有能力養活兩個兒子。江文已經11歲，可以自己照顧自己了，就讓他跟著劉本木，江俊歲數小，只有4歲，絕不能留給劉本木。

走到村口的時候，我不知道能往哪里去了。我下無寸地，上無片瓦，就像是河里的水葫蘆。這時，周天文突然閃進了我的腦海，我決定去找他。

我一身疲憊地站在周天文面前時，已是6天后了：我先是步行到洪疇鎮，然后坐車到縣城，接著一站一站地坐上縣際客車，終于來到了周天文所在的江山市。然后開始打聽糧食局，打聽周天文，打聽他的住處。

那天傍晚，周天文下班回住處，走到門口，一眼看到蓬頭垢面的我和江俊時，幾乎驚掉了下巴，問：“你是江文的媽媽，你怎么找到我的，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嗎？”我嚶嚶地哭了起來，說：“我沒有地方去，我是專門來找你的。”

周天文家原來的三進院等家產，在公私合營期間，被收歸集體。在他父親去世后，已搬進去了4戶人家，后來出了新政策，房產應該歸還給他的，但他們依舊強占著不肯搬離，組織上只好在一條名叫東門外的巷子里，給他調劑了一個住處——一里一外兩間平房，外加一間廚房。

祁美蓮居住的東門外巷子｜圖源作者

了解到我的情況后，周天文長長地嘆一口氣，馬上安排我和江俊吃了飯，最后，讓我們住在家里，他自己出去跟同事搭鋪。

這個位于浙江西部的小城市雖然不大，卻是浙、閩、贛、皖四省邊際重鎮，在明朝年間，就建有高大厚實的城墻。城墻之內，一橫一豎兩條十字交叉的街道，撐起了整個城區的骨架，并將它劃分為東、西、南、北四個片區。每個片區，又衍生出毛細血管一樣的里弄小巷。

但這一切與我無關。我沒有戶口，沒有住房，沒有工作，沒有親人，更沒有錢，還帶著一個兒子，我就像一個溺水的人，只能抓住周天文這根救命稻草。我心里清楚，以周天文的個性，是不會對我們不管不顧的。

周天文對于我們的“從天而降”，一時也顯得手足無措。一個女人，帶著一個兒子，還是從他當年下放改造的地方找上門來，不僅讓人浮想聯翩，也招來很多閑話。

后來我聽人家說，那一陣子，周天文的一位同事正在給他介紹一位喪偶的女人。女人在鄉鎮文化站工作，沒有生育兒女，能說會唱，人長得漂亮，對周天文也挺滿意的。然而我的突然出現，致使周天文的這段姻緣胎死腹中。

我就像一張甩也甩不掉的粘貼膠，粘上了周天文，他想甩也甩不脫了。

在周天文家吃住了半個月，有一天，他試探性地問我：“你什么時候回去？”我眼淚嘩嘩地往下流，又偷偷地在江俊的大腿上狠狠地掐了一把。江俊痛得也大聲哭了起來。周天文連忙解釋說：“我沒有趕你走的意思，我是想問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我只是流淚。

周天文嘆一口氣，好像做錯了什么事情一樣，訕訕地走了出去。

跟同事搭鋪，也不是長久之計。一個月后，周天文硬著頭皮搬回來住了，每次在自己家進進出出，顯得偷偷摸摸的，讓我想笑又笑不出來。剛開始，他住在里間，我和江俊住在外間。后來，他覺得不方便，就讓我和江俊睡里間，他睡外間。

天天住周天文的，吃周天文的，用周天文的，我心里過意不去，就想辦法找活干。那時候自來水還沒有安裝進家入戶，大家用水，要用水桶從集中供水點去挑，有些老人家身弱力薄，到供水點挑水力不從心。我決定幫他們挑水，挑一擔水收1分的力氣錢。干慣農活的我，有的是力氣。時間一長，讓我挑水的人家越來越多，最多一天能賺3毛多錢。除此之外，我還納鞋底，湊足十雙時，擺在街道上賣。

每天，我把屋子的里里外外打掃得一塵不染，周天文下班回來，馬上能吃上熱乎乎的飯菜，他換下的衣服鞋襪，我當天就洗干凈，曬干后折得平平整整。晚飯后，周天文喜歡看書，我怕江俊吵到他，就帶他坐在門口數天上的星星。一段時間后，大家都說周天文比以前更加精神了。

周邊的鄰居漸漸地跟我熟悉起來，有時候，會坐在一起縫衣服、納鞋底。知道我的情況后，好幾次跟我們開玩笑說：“看上去，你們兩人挺般配的嘛。”我聽了，心里喜滋滋的，周天文聽了，臉呈羞赧。其實，鄰居們早就把我們看成“一對人”了。想想也是的，門一關，里面的真實情況外人不會知道。

轉眼，幾年時間就過去了，江俊到了上小學的年齡，可由于是外地戶口，學校不收。周天文一邊自己教，一邊托關系。最后，他厚著臉皮找到已經當上教委副主任的老同學幫忙，才讓江俊進了學校讀書。

逃離了過去的生活，沒有了隨時隨地的打罵，我感覺從未有過的輕松舒坦，干活時會不知不覺哼起歌。鄰居們都說，我皮膚比過去白了細了，人顯得年輕，也更好看了。但夜深人靜之時，只要我一想到留在劉本木身邊的江文，流出的眼淚常常把枕巾濕透。

天天在一個屋檐下進出，在一口鍋里吃飯，日久生情，1983年，周天文38歲，我36歲，春日里的一天，我們真正地“住”在了一起——那天深夜，當周天文輕輕地把熟睡中的江俊抱到外間的他的床上時，我哭了，流下的是幸福的眼淚。

我很想生一個屬于我和周天文的孩子。我總覺得有了孩子的維系，我和周天文才會過長久。

我瞞著周天文，偷偷地跑計劃生育部門和醫院打聽，能不能通過手術恢復生育能力。我了解到，像我這種情況，只要采取結扎復通術，我大概率是可以生兒育女的。然而，當他們知道我的戶口不在本地時，告訴我說，要是符合政策，也得回我的老家做手術。那一段時間，我幾乎到了癲狂的程度，連做夢都夢到我給周天文生下了一個大胖兒子或者漂亮女兒。

1983年夏天，我回了一趟浙南老家，看看有沒有希望做結扎復通手術。于是，我又跑了很多部門，求了好多人。但他們依舊要求我開這樣那樣的證明，事情沒有任何的眉目。我焦頭爛額，在一家醫院，我把身上帶的錢全部掏出來，然后撲通一聲給醫生下跪，求他幫我做手術。醫生像見到精神病人一樣，跑出門外，叫來一幫人，把我轟了出去。

我徹底絕望了。在醫院大門口，我嗚嗚大哭，哭得傷心欲絕，引來許多人扭頭觀望。

畢竟回到了老家，我還是很想回到村子里見一見江文，可又不知如何面對他，心里劇烈地斗爭著，雖然都來到了離村子不遠的洪疇鎮，最后怎么也邁不開腳步。集鎮上人來人往，仿佛都有一個明確的去處，只有我是那樣的茫然無措。

正要離去時，有人認出了我，我也認出了她，她是我們村里的裁縫，來集鎮上進幾塊布料。我從她的口中知道，自從我帶著江俊走后，劉本木又去我哥哥嫂嫂那里拆了半間房子，口袋里揣一把刀子，然后天天喝酒，喝醉了躺在地上罵人，說要殺掉我跟的男人。江文沒有去學校讀書了，地里的活基本上靠他一個人打理，一天到晚沉默寡言的。

我心那個痛啊。

1983年隆冬的一天清晨，我起床到屋外引煤餅爐子準備做早飯，見到門口站著一個人，仔細一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江文。跟5年前相比，16歲的他沒有長高長壯多少，看上去瘦瘦弱弱的。一陣風吹來，衣著單薄的江文身體哆嗦了起來。我伸手去拉他進屋暖和，他一扭身躲開了，一串委屈的眼淚掛在臉頰上。

巷子里，不時有早起的人們走過，好奇地轉過頭來看我們。我和江文還是那樣地僵持著。聽到屋外有動靜，周天文和江俊也走出來，他們認出了江文，才把一身寒氣的他拉進屋。夏天我回老家時在集鎮上遇到的裁縫，回到村里后說了我的情況。村里人因此知道我來到了浙西的江山市，跟周天文生活在一起。江文聽進了肚子，趁冬天農閑，瞞著劉本木偷偷找來了。

以前，江武還沒有死時，三個兒子當中，江文跟我最親，也懂得心疼我，每次遭了劉本木的打，都是他陪著我一起默默掉眼淚。這次我明顯感覺到，江文不僅對我冷淡，還有怨恨，連正眼都不看我一下，不管我跟他說什么，他仿佛沒有聽見一樣。

見江文那么瘦弱，我盡可能給他做一些好吃的，看到他狼吞虎咽吃著飯菜，我心里才稍微好受一點。分開幾年，江俊跟江文有生疏感，但一天相處下來，就變得十分親熱，去上學時，江俊揮揮手說：“哥哥，我去學校了。”然后背著書包蹦蹦跳跳地走遠。

天冷，睡得早。那幾天，我讓江文跟江俊睡一床。晚上十點多，我擔心他們睡著后踢被子，正要推門，透過門縫，我看到，穿著內衣的江文，正往江俊的作業本上吐口水。

我輕輕地退回到自己的房間，心里疼痛又愧疚，我知道江文為什么怨恨我，他怨恨我沒有帶走他，而是帶走了江俊，讓他跟著劉本木受苦受難。我也知道江文為什么嫉恨江俊，因為江俊有我疼愛。

我一夜沒有合眼。

畢竟這里不是他的家，江文住了一個星期要回去了。走的時候，我給他買了一套新衣服一雙新鞋子，還有許多吃的，他把東西往地上一扔，用浙南方言罵了一句最難聽的話，連周天文都被驚呆了。我捂住臉跑進了房間，是周天文送他去車站乘車的。

江文走后，我一直郁郁寡歡，心里像堵了一坨棉花似的。周天文開導我說：“江文心里苦，慢慢會好起來的。”我號啕大哭了一場，心里才好受起來。

這以后，每過十天半個月，周天文就督促江俊給哥哥寫信。剛開始，寄出去的信都石沉大海。半年后，江文終于回信了。我把信貼在胸口，就像抱住小時候的他一樣。

江文的每一封回信，我讀了一遍又一遍，從他的言語之間，我感受到他從當初的冷硬，慢慢地變得溫和、柔軟、親切起來。他開始在信中說自己的一些情況，說他在山上種了幾十棵橘子樹，說喂養的兩頭豬臘月里可以出售了，說他跟朋友騎自行車到縣城看了一部電影……在一封信的最后，當我讀到“媽媽身體還好嗎”這句問候時，我的眼淚像決堤的水。

周天文跟我一樣很高興，他笑著說：“現在，我太想抽一根煙了。”以前，周天文也抽煙和喝酒，我跟他一起生活后，他先把酒給戒掉了，接著，他把煙也給戒掉了。其中的原因我是知道的，就是為了省錢。一年當中，他要給江文寄兩次錢。

我再一次見到江文，是1989年秋天了。

那天是中午，燒好飯的我坐在門口等周天文和江俊回來吃。這時，一位中等個子的小伙子朝我走來，他怯生生地叫了我一聲“媽媽”。剛好，周天文和江俊也正好回來，見是江文，都高興地叫了起來。特別是江俊，還走上前跟哥哥比身高。

這次，江文把劉本木也帶來了，住在離我們家不遠的東升旅館。長期毫無節制地酗酒，3年前，劉本木就查出了肝硬化，手掌大拇指根部和小拇指的大小魚際處出現紅色斑點、斑塊。那個暴怒、野蠻的漢子，變成了一只病貓。

如今，劉本木肝硬化已發展到晚期，醫生相告，來日不多了。江文說，這次他帶劉本木出來到處走走看看，也順便讓他見見江俊。江文眼角濕潤了，說：“以后可能再也見不上了。”

周天文二話沒說，就帶著江俊跟江文一起去東升旅館。我猶豫了一下，也默默地跟在了后頭。躺在床上的劉本木蓋著被單，瘦得已不成樣子，面色青黑，目光黯淡。他側身，臉朝著墻壁，一直不肯看我們一眼。

周天文偷偷地用手指捅了一下江俊的后背，江俊輕輕地叫了一聲“爸爸”。劉本木這才扭過頭來，眼睛里閃過了一絲光亮。

我心里五味雜陳。

那幾天，周天文跟江文一起帶劉本木看了西醫又看中醫，配了許許多多的西藥中藥。他們回去時，周天文塞給了江文一大筆錢。

兩個月后的一個深夜，一家人已經睡下了，突然響起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投遞員開著摩托車送來了一份電報。電報是江文從天臺發來的，說劉本木去世了。第二天一早，周天文帶上我和江俊坐車趕過去。

劉本木忍受不了腹水、疼痛的折磨，趁人不注意，吞下大量的安眠藥。安眠藥是劉本木平日里偷偷攢起來的，他早就想結束自己的生命。劉本木以這種方式離開人世，讓江文難以接受，雖然這些年來，劉本木帶給他的是苦痛和傷害，但他畢竟是自己的生父。

江文陷入深深的自責之中，覺得沒有把劉本木看管好。我們到達的時候，江文已經在劉本木的遺體前足足跪了一整天，沒人能把他勸起來。周天文洞察出江文心中的疙瘩，輕聲地開導說：“你爸爸是為你好，也為他自己好。生不如死，早死早解脫。”

江文聽后，“哇”地一聲大哭起來，夾雜在嗩吶聲中，顯得蒼涼而又遼遠。

劉本木的遺像，是從一張老照片上翻拍下來的。這張老照片，是那年我和他結婚時，兩人去縣城的照相館拍攝的。再次看到年輕時的劉本木，不堪的往事又歷歷在目，但曾經對他的恨，也已煙消云散了。

劉本木的喪事辦好后，村莊恢復了安靜，人們重新回到了原來的生活軌道。村子里死了一個人，就跟扔一塊石子到水塘里一樣，能激起水花和漣漪，但很快平靜下來，一如往昔，一如亙古。那幾天在村子里，有人小聲議論劉本木自殺的原因，他們好像知道點什么，又好像什么也不知道。后來，他們就談論起別的話題，每天都有新鮮事發生，還要忙碌自己的生活，他們關注的，不會停留在已經過去的事情上。

我們也要回去了。

走的那天，江文先是把我們送到洪疇鎮，又一起坐車到天臺縣的長途汽車站，我知道，他是想跟我們多待一會兒。剪好票我們正要進站時，江文沖周天文輕輕地叫了一聲“爸爸”。以前，劉本木沒死，江文一直叫周天文“叔叔”的。江俊也聽到了哥哥叫周天文“爸爸”，沖他擠鼻子弄眼睛的。江文臉一紅，舉起手佯裝要打江俊。

我心里淌過了一陣暖流。

未能給周天文生孩子是我終生的遺憾。然而，周天文比我想得開，他曾勸道：“我是從小看著江俊長大的，跟親生兒子有什么兩樣？以后，我還等著他給我養老送終呢。”

我慶幸自己遇上了一個好男人。江文和江俊，把周天文當成自己的親爸爸，周天文也把江文和江俊，當成自己的親生骨肉。江文造新房、結婚什么的，還有江俊考什么大學、讀什么專業的，也全是周天文給出主意作決定的，在經濟上的幫助，更是不眨一下眼睛。

每年，江文會來我們這里兩次，每次住上十天半個月的。江文特別黏我，幾乎一刻也不愿意分開。我出去買菜，他跟在后面提籃子，我去江邊洗衣服，他幫我擰干，我燒飯炒菜，他在灶頭添柴，我打毛衣，他坐在一邊盤線，嘮嘮叨叨，婆婆媽媽，跟我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我知道，江文想把那些年的空白全部給補上。

江文和江俊兩人，都挺爭氣的，江文結婚后，搞起了規模種植，成了當地的致富能手；江俊大學畢業后，當上了老師，結婚買房，生兒育女，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2020年，周天文老是說肚子痛，去醫院里一檢查，確診為胃癌，我感覺到天都塌了下來。江文、江俊知道后，立即放下手頭的事情，陪周天文天南地北求醫問藥。我不知道自己能幫周天文做些什么，就做了岱岳寺帶發修行的居士，開始天天吃素、打坐、念經，祈他身體安康，長命百歲。

一天，周天文對我說：“我差點把一件重要的事情給忘了，趁我現在還能走動，趕緊給辦了。”這么多年來，雖然我們像一對真正的夫妻一樣生活在一起，但由于種種原因，我和周天文還沒有領取結婚證。

2020年5月5日，那天是農歷的立夏，他先去理了頭發，又讓我換上新衣服，去民政局領結婚證。

周天文把鮮紅的結婚證翻來覆去看了一遍又一遍，笑著說：“有了它，等我死后，每個月，你就可以領到一筆遺屬生活補助了，過過簡單的生活還是可以的。”他連我以后的生活都提前安排好了，我既感動又悲涼。

2025年春節過后，周天文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到了5月份，已經不能下床。我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不再跨出家門半步，天天守護在他身邊，念阿彌陀佛。

我和周天文還是住在原來的房子里，從臥室的窗口望出去，是一棵石榴樹。進入6月底，石榴花開得十分鮮艷，像一只只紅色的小喇叭，而周天文已經滴水不進，處于彌留之際了。

兩個月前，江文就放下手頭的全部事情趕到了江山照顧周天文。

按照我們當地的風俗，當長輩即將離世時，長輩要靠在親生兒子的身上，寓意有靠山，走得才安詳。那幾日，江文江俊一天24小時不閉眼睛，輪番上床，讓周天文的后背緊緊地靠在他們的胸口。江文江俊把周天文抱在懷里，周天文像個受了委屈得到撫慰的孩子，是那么滿足和安心。

周天文是在江文江俊的懷里安安靜靜閉上眼睛的。

塵歸塵，土歸土。

阿彌陀佛。

說明：本文人名、地名均為化名。

編輯丨Terra 實習丨趙陽

卓月

媒體人，用鏡頭和文字記錄苦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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