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訪華飛機前，默茨留下預言，中美將平起平坐，德國有了新選擇

默茨啟程赴華前夕，為何斷言中美將步入對等格局？在世界力量重心持續轉移的當下，柏林又將如何校準自身戰略坐標？

據中國外交部正式通報，德國總理默茨將于2月25日至26日對中國展開正式國事訪問。此次行程系其就任聯邦總理以來首次踏足中國，不僅標志著中德關系進入新階段，更將實質性塑造未來數年兩國合作的深度與廣度。

那么，當前德國政府對雙邊關系的真實認知與政策取向究竟如何？

倘若回溯至2024年初，向柏林政界人士發問：誰是德國最牢靠的戰略伙伴？絕大多數人的答案會不假思索指向華盛頓——跨大西洋紐帶深植于共同價值觀、集體防務機制及長達數十年的歷史互信之中。

然而邁入2026年，真正決定外交優先級的已不再是理念共識，而是具象可量化的經貿實績。數據顯示，2025年德美雙邊貿易額收于2405億歐元，較上年收縮5%。

高頻關稅調整、技術出口管制升級、監管規則頻繁變動，顯著抬高了德國企業在美運營成本；反觀中德貿易，同期逆勢上揚2.1%，總額攀升至2518億歐元。兩項數據并列呈現，答案已然清晰：中國再度穩居德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位置。

這絕非一次尋常的位序更迭，而是實體經濟運行邏輯的深刻映射。德國經濟在2023年與2024年連續錄得負增長，制造業訂單萎縮，企業景氣指數持續承壓。

步入2025年，本被寄予復蘇厚望，實際表現卻近乎停滯。美國市場因政策反復與規則模糊而愈發難以預判，中國市場雖受全球需求疲軟拖累，仍展現出可觀的體量支撐與終端需求韌性。

對于高度倚重出口的“德國制造”而言，每一份訂單都關乎工廠運轉與崗位存續。決策者不會僅憑政治修辭做判斷，必須直面現金流、利潤率與產能利用率這些硬指標。

正因如此，默茨在履職滿一年之際即高效敲定訪華日程，并親自率領涵蓋汽車、機械、化工、能源等核心工業板塊的百人級商業代表團同行。換言之，當國內經濟承壓成為現實課題，領導人首要任務就是守護企業的基本盤。

意識形態站位自有其分量，但能否簽下合同、兌現交付、保障就業，才是檢驗政策成敗的終極標尺。這一務實導向，也為后續政策話語的轉向埋下伏筆——當經濟賬目厘清之后，政治定位的再校準便水到渠成。

出發前召開的基民盟高層閉門會議上，默茨已提前釋放關鍵信號：德國必須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主要經濟體構建可持續、多層次的合作網絡。

他的表述不再停留于陣營歸屬，轉而聚焦復合型伙伴關系與可驗證的共同利益。在慕尼黑安全論壇主旨演講中，他進一步指出：從綜合國力演進軌跡看，中國軍事能力達到與美國相匹配的水平，已是可預期的發展趨勢。

此類研判若置于兩年前或引發廣泛質疑，但在當今地緣技術格局加速重構的語境下，更多被視為基于客觀事實的趨勢推演。

從5納米芯片量產能力到空間站常態化運行，再到工業母機與智能電網系統集成水平，中國早已超越單一“世界工廠”角色，躍升為全球高端技術生態的關鍵節點與規則共建方。

作為歐洲制造業中樞，德國亟需具備抗風險能力的供應鏈協作體。與此同時，美方“買美國貨”（Buy American）政策不斷加碼，產業補貼大幅向本土傾斜，技術出口管制清單持續擴容。

這些動向令歐洲伙伴感受到切實壓力。當傳統盟友的對外政策日益以本國短期收益為軸心時，柏林必然重新審視單邊依附路徑的可持續性。

德國主流政策圈層日益形成共識：若在大國競逐中機械追隨某一陣營，極可能侵蝕本國產業根基。與其被動承受外部博弈外溢成本，不如在維系既有同盟框架的同時，主動拓展多元合作縱深。

默茨反復強調“重啟戰略伙伴關系”，實質是對近年對華政策搖擺不定的一次系統性糾偏。當認知完成更新，行動便成為不可回避的必然選擇。

在歐洲內部，務實對華接觸并非德國獨行——法國總統馬克龍、英國首相斯塔默此前均已率團訪華，分別簽署新能源汽車供應鏈協議、綠色金融合作備忘錄等具體成果文件。

各國政府正為本國企業競相爭取準入資格與市場機會。作為歐盟經濟引擎，德國若在關鍵技術標準協調、數字基礎設施聯通、碳中和聯合研發等前沿議題上反應滯后，恐將喪失制度性話語權。

本次默茨訪華絕非禮節性外交活動，而是承載著三大明確使命：重啟元首級戰略溝通機制、簽署新一代產業合作諒解備忘錄、推動建立中德投資環境評估聯合工作組。

德國企業真正關切的是市場開放透明度、知識產權保護實效性、本地化生產配套穩定性；而政府所能提供的，正是制度性保障與政策可預期性。

面對全球增長動能減弱、通脹反復、地緣沖突延宕等多重不確定性，德國愈發重視與具備規模效應與政策連續性的市場構建長期契約關系，而非卷入零和博弈節奏。

從斯特拉斯堡的歐盟議會到柏林的總理府，政策制定者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國際秩序重塑期的核心競爭力，既非口號感染力，亦非聯盟數量，而在于真實可觸達的經濟縱深與多維協同網絡。

與其在兩極張力中押注單一變量，不如依托多邊平臺拓展戰略騰挪空間。德國的這次調適，并非疏離傳統伙伴，而是在結構性壓力下對國家利益實現路徑的再定義。

這場戰略再定位，既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必要舉措，更是面向技術主權時代作出的長遠布局。未來柏林如何在中美之間構筑動態平衡，將持續牽動整個歐洲經濟政策走向與安全架構演變。

歸根結底，決定雙邊關系能走多遠的，從來不是外交辭藻的華麗程度，而是訂單是否如期抵達、資本是否持續流入、就業崗位是否穩步增加——只要合作能切實轉化為企業收益與發展動能，市場力量自會推動關系持續深化。

當然，一旦外部環境惡化加劇，合規成本陡增、供應鏈中斷風險上升，企業端也會迅速啟動新一輪效益評估。國家間關系的本質，終究是利益結構的動態再平衡過程。

未來的波動性不可避免，但決定關系韌性的關鍵變量，在于雙方能否共建一套覆蓋規則銜接、標準互認、爭端調解、危機響應的長效互利機制，而非依賴階段性政治表態。經貿依存度越深，戰略轉向所需付出的調整代價就越高——這才是維系穩定關系最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