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朱兆一：關稅受挫，特朗普準備拿伊朗開刀？

美國和伊朗的潛在戰爭，從來不只是核武器問題，而是中東主導權之爭、美國國內政治需求、全球能源安全利益的復合疊加。特朗普需要一場勝利來擺脫國內困境，伊朗無力開戰但不得不全力備戰以重置談判條件，以色列需要徹底消除核威脅。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中東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兆一，文章來源于“秦朔朋友圈”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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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20日，兩件看似毫不相關的事件，正在重塑中東的危險天平。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對全球征收關稅違憲，華盛頓或將向海內外企業退還上千億美元稅款；

幾乎同時，德黑蘭宣布將所有歐盟國家的海空軍列為“恐怖組織”，作為對歐盟將伊朗革命衛隊定性為恐怖組織的對等回應，這兩個事件之間，存在著一條隱秘但清晰的因果鏈條——

當特朗普在國內政治、外交布局和貿易政策上接連受挫時，他急需一場能夠證明“美國優先”有效性的外交勝利——而伊朗，正是這個最順手的靶子。

福特號和林肯號雙航母打擊群在阿拉伯海會師，超過60架F-35戰機部署在約旦的空軍基地，這些軍事部署早已超出了常規威懾的需要。與此同時，伊朗方面卻在談判桌上展現出一種矛盾的姿態：

一邊聲稱將在兩到三天內完成核協議草案，一邊卻在所有實質性問題上拒絕讓步。戰爭的陰影究竟會在何時何地變為現實？

德黑蘭是否在真心談判

特朗普給了伊朗10到15天的“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則承諾將在兩到三天內起草完成核協議文本。這些密集出現的時間節點，恰恰暴露了談判已經陷入一種危險的心理戰。

德黑蘭真正在拖延的，不是談判進程本身，而是在等待一個更有利的戰略時機——要么是美國國內政治的進一步動蕩，要么是通過戰爭來重置整個談判的基礎條件。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對特朗普的極度不信任，建立在具體的歷史經驗之上。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單方面退出了2015年的伊核協議，并實施了“極限施壓”的制裁政策，導致伊朗經濟陷入系統性崩潰。

2025年夏天核談判進行的同時，特朗普默許以色列對伊朗核設施發動空襲。當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國內爆發大規模抗議時，特朗普公開鼓勵示威者推翻伊斯蘭共和國，甚至承諾提供美軍支持。在伊朗領導層看來，華盛頓追求的不是核協議，而是政權更迭。

這種戰略互疑使得談判陷入了一個難解的悖論。伊朗設定的談判底線是：必須保證不受攻擊、美國遵守協議并解除制裁、伊朗保留民用鈾濃縮權利。但美國的要求清單卻在不斷擴大：不僅要求伊朗放棄核計劃，還要限制導彈射程至2000公里以下，停止對也門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等地區代理人的支持。

對伊朗而言，接受這些條件等同于全面解除武裝，而在面臨嚴峻的安全威脅和經濟壓力的情況下自我解除武裝，恰恰會讓政權更迭變得更加容易。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對伊朗的判斷最為直接：“伊朗唯一不變的就是沒有誠意。”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顯示，伊朗的鈾濃縮活動并未因談判而停止，部分設施的濃縮豐度已達60%，距離武器級的90%僅一步之遙。歐盟雖然仍在嘗試給外交留下空間，但將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的決定，本身就標志著耐心的極限。

美國方面的態度轉變更加明顯：特朗普從最初聲稱“談判進展良好”，到公開考慮“有限度的軍事行動”，這個轉變用了不到兩周時間。

從種種跡象看，伊朗領導層正在形成一個危險的共識：既然在談判桌上注定一無所獲，那么接受一場可控的戰爭，反而可能帶來更有利的結果。

2025年為期12天的以伊沖突，在革命衛隊看來并非失敗，而是成功案例：德黑蘭承受住了以色列的打擊，展開了報復，最終是美國要求停火。

特朗普是否急需對外用兵

要理解特朗普為何突然從“給予外交機會”轉向“考慮軍事行動”，必須將伊朗問題放在他當前面臨的整體政治困境中。2026年2月，特朗普政府正在經歷第二任期開局以來最嚴重的連環挫敗。

外交層面的慘敗首當其沖。特朗普一手推動成立的“和平委員會”，原本設想取代聯合國成為新的全球治理平臺，但首場華盛頓峰會卻變成了一場外交孤立的展示——

出席的外國元首寥寥可數，絕大部分西方國家和美國的傳統盟友都選擇了缺席，即便加入的少數二三線國家，也僅派遣外長甚至更低級別的官員與會。這場峰會的失敗，直接打臉了特朗普“美國領導世界”的核心敘事。

內政方面的危機同樣棘手。特朗普派遣大批移民及海關執法局人員前往明尼蘇達州執行反移民行動，卻因為多起濫殺和濫捕示威者的事件激起巨大反彈，國會拒絕批準臨時撥款，導致國土安全部局部停擺。為避免示威浪潮席卷全國，影響共和黨在年底中期選舉的表現，特朗普不得不倉促宣布終止執法行動。這被民主黨和自由派視為對“特朗普暴政”的首場重要勝利。

最致命的一擊來自司法系統。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對全球多國征收關稅屬于違法行為，華盛頓可能需要向海量的國內外企業退還上千億美元的稅款。這不僅在法律上否定了特朗普貿易政策的合法性，更在政治上動搖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經濟戰略的根基。

在這樣的背景下，伊朗成為特朗普最理想的“出氣口”。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具備幾個關鍵優勢：美國國內對伊朗的敵意是跨黨派的共識，軍事行動可以迅速轉移公眾注意力，讓關稅判決和移民政策失敗淡出新聞頭條，以色列是美國最堅定的盟友，對伊朗動手能夠鞏固猶太裔選民和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從特朗普近期的言論變化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個戰略轉向。

他從“給伊朗15天時間”到“正在考慮有限打擊”，再到“可能隨時作出決定”，這個節奏的加快，與其說是對伊朗不合作的回應，不如說是國內政治壓力的外溢。

軍事打擊并不是最優解

美軍在中東的軍事集結，早已超出了常規威懾的范疇。福特號和林肯號兩個航母打擊群同時部署在阿拉伯海，這是自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的海上力量集中。

約旦中部的美軍空軍基地，停放著至少60架戰機，是平時駐扎數量的兩倍，其中包括平時不會出現在該地區的F-35隱形戰斗機。除了海空力量，美軍還部署了12架F-22猛禽戰機和B-52、B-2戰略轟炸機，總兵力超過4萬人。所有軍事準備工作已經就緒，只等白宮的最后命令。

從五角大樓向特朗普提供的打擊方案看，美軍已經準備了多個層次的軍事選項。最基礎的方案是“有限精準打擊”，目標鎖定伊朗的核設施、導彈基地和軍事指揮中心，持續時間可能在數天到數周之間，主要依靠空中打擊和遠程導彈，不涉及地面部隊的投入。

更激進的方案則包括”清除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及其兒子穆杰塔巴”，甚至所有伊朗高級教長。美國和以色列的分工也已明確：美軍提供空中加油、情報支持和領空通行保障，以色列空軍承擔對核設施和導彈基地的精準打擊。美軍從卡塔爾烏代德空軍基地撤離數百名士兵，進一步證實華盛頓正在為持久沖突做準備。

按照正常的戰略邏輯，美國完全可以繼續維持這種“極限施壓”態勢。伊朗正在經歷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這場危機正在加速惡化。石油出口從峰值時期的日均250萬桶暴跌至不足30萬桶，跌幅高達85%。華盛頓不僅對伊朗石油實施全面制裁，還對參與伊朗石油貿易的第三方實體進行次級制裁，精準打擊了伊朗用來規避制裁的“影子船隊”。這條灰色生命線被切斷后，德黑蘭的財政收入幾乎枯竭。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如果美國繼續保持這種“圍而不攻”的策略，伊朗經濟可能在6個月內徹底崩潰。食品進口受阻，外匯儲備耗盡，政府財政完全依賴革命衛隊控制的影子經濟維持。超過6000萬伊朗人受到高通脹的直接沖擊，貧困人口比例從2015年的不到20%飆升至38.8%。

2025年12月到2026年1月的大規模抗議已經顯示出民眾耐心的極限，“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只為了伊朗”的口號直接挑戰了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革命衛隊雖然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的80%，但影子經濟和黑市貿易的支撐能力也在迅速減弱。

從純粹的戰略角度看，華盛頓最理性的選擇應該是繼續等待。軍事部署已經完成，制裁效果正在顯現，伊朗政權的崩潰可能只是時間問題。但特朗普似乎等不了這半年時間。

關稅政策被最高法院判決違憲，和平委員會峰會遭遇外交慘敗，明尼蘇達州的移民執法行動引發政治風暴——這一連串的國內挫敗，讓特朗普急需在國際舞臺上制造一場“勝利”來轉移注意力。

中期選舉在即，共和黨需要一個能夠提振士氣的標志性成就。伊朗政權的自然死亡雖然更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但無法滿足特朗普當下的政治需求。

這種國內政治壓力的外溢，正在改變美國對伊朗的戰略時間表。五角大樓的軍事準備已經就緒，以色列摩拳擦掌準備配合行動，伊朗經濟已經瀕臨崩潰邊緣——所有條件都已具備，只差白宮的最后決斷。

問題在于，一場本可以通過戰略耐心避免的戰爭，會不會因為特朗普的國內政治困境而提前爆發？當軍事選項與政治需求疊加在一起時，理性的戰略考量往往會讓位于短期的政治算計。

伊朗的反擊算盤

低估伊朗的反擊能力，可能是美國在中東犯下的最嚴重戰略錯誤之一。雖然伊朗的常規軍事力量與美國相比存在代際差距，但德黑蘭在過去四十年里精心打造的不對稱戰爭能力，足以讓任何對手付出沉重代價。

伊朗最直接的威懾力量是其彈道導彈庫。據估計，伊朗擁有約2000枚各型彈道導彈，射程覆蓋整個中東地區，包括以色列全境和所有美軍基地。2025年那場為期12天的沖突中，伊朗向以色列發射了550枚導彈和1000架無人機，雖然以色列的“鐵穹”系統攔截了其中大部分，但仍有少量導彈擊中了目標。

這次攻擊展示了伊朗的飽和攻擊能力：通過大量廉價的導彈和無人機，消耗對手昂貴的防御系統，最終讓部分攻擊穿透防線。伊朗的導彈基地大多建在山區地下，美軍即便發動空襲，也很難完全摧毀伊朗的導彈發射能力。此外，雖然“反射之弧”已經在過去兩年被以色列破壞殆盡，但以色列北部的真主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什葉派民兵，以及紅海的胡塞武裝仍然具有打擊美以目標的能力。

最具殺傷力的選項，是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能力。全球約20%的石油貿易必須通過這條僅有34公里寬的海峽，如果伊朗決定封鎖或嚴重干擾這條航道，國際油價可能在數天內飆升至每桶150美元以上。

雖然完全封鎖海峽在軍事上很難長期維持，但伊朗展示過實施“灰色封鎖”的能力：通過水雷、小型快艇和反艦導彈，制造航運風險，推高保險費用，實質性減少通航量。

伊朗的戰略目標非常明確：不是戰勝美軍，而是讓美國及其盟友付出難以承受的經濟和政治代價。伊朗致信聯合國的措辭很有啟發性：“若遭攻擊，將反擊所有敵對勢力的基地、設施和資產。”這是一個明確的升級威脅。從2025年12天戰爭的結果看，這個戰略并非完全沒有道理。當時是美國要求停火，而不是伊朗主動求和。革命衛隊內部甚至有聲音認為，如果沖突繼續，以色列的防御系統會被進一步消耗，德黑蘭最終可能獲得更有利的態勢。

推演戰爭之后

如果戰爭真的爆發，并且美軍的打擊確實嚴重削弱了伊朗的軍事能力，那么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權會如何應對？民調顯示，民眾對政府的不滿率高達92%，經濟崩潰動搖了執政合法性的根基，貧困人口的激增制造了巨大的社會壓力。但伊斯蘭共和國的韌性，在于它不依賴民眾支持來維持統治。

這個政權的支柱有三：革命衛隊控制的暴力機器、革命衛隊及宗教基金會控制的經濟命脈，以及反美反以的意識形態。革命衛隊擁有19萬精銳部隊，裝備精良，忠誠度遠高于常規軍隊。他們不僅是軍事力量，更是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控制著石油走私、建筑工程、電信網絡等關鍵領域。宗教基金會則掌握著價值數百億美元的資產，為政權提供了財政緩沖。

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下，哈梅內伊逃亡的可能性極低。作為伊斯蘭共和國的最高領袖，他的合法性來自“法基赫監國”的神學理論，逃亡意味著整個理論基礎的崩潰，意味著革命的終結。

更可能的場景是，他會啟動“堡壘伊朗”戰略：依托伊朗復雜的山地地形，利用地下導彈基地網絡，將戰爭拖入持久消耗戰。

革命衛隊會堅持到底嗎？對革命衛隊高層而言，投降意味著失去一切：政治權力、經濟利益，甚至可能面臨戰爭罪的追究。

相比之下，即便是一場兇險的戰爭，至少還保留著一線生機。這種“背水一戰”的心態，反而可能讓革命衛隊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戰斗意志。

伊朗政權還有一個算盤：將戰爭塑造為“民族存亡之戰”，激發民族主義情緒，讓那些反對政府的民眾在外敵入侵面前轉而支持政權。問題在于，2026年的伊朗民眾，是否還會相信這套敘事？當他們已經在街頭喊出“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時，一場由政權自身的核計劃引發的戰爭，是否還能激發愛國熱情？

結尾

美國和伊朗的潛在戰爭，從來不只是核武器問題，而是中東主導權之爭、美國國內政治需求、全球能源安全利益的復合疊加。特朗普需要一場勝利來擺脫國內困境，伊朗無力開戰但不得不全力備戰以重置談判條件，以色列需要徹底消除核威脅。

三方的需求都很強烈，但三方的底線又都很堅硬。美國忌憚油價飆升和陷入新的中東泥潭，伊朗擔心打擊會加速政權滅亡，雙方都有顧慮，但都在用行動試探對方的底線。

2月底的最后期限正在逼近，談判桌上看不到實質性突破的跡象，軍事部署已經完成，各方的姿態都已強硬到很難后退。接下來的幾周，世界可能會看到一條新的中東勢力脈絡線。■

文章來源于“秦朔朋友圈”微信公眾號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