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納有何來歷？為什么發動兵變？又為何一日便接受“招安”？

2023年6月24日的凌晨，莫斯科外環公路的檢查站燈光通明，裝甲車輛在道路兩側排成一列，士兵戒備著看向南方。那一夜，許多俄羅斯軍人直到天亮也沒合眼，因為一支原本被視作“自己人”的武裝力量，正沿著公路向北推進。

這支力量，就是近些年頻繁出現在國際新聞中的“瓦格納集團”。

對于很多關注國際局勢的人來說，瓦格納的名字并不陌生：烏克蘭東部、敘利亞沙漠、非洲草原，到處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然而，到了2023年夏天，這支長期為俄羅斯執行“特殊任務”的私人武裝，卻突然把槍口，指向了本國的軍方高層。

一場只持續了一天的“兵變”，從南方戰區迅速燒到俄羅斯政治的核心，又以同樣突然的方式收場，留下了無數疑問。要搞清楚這出戲究竟是怎么上演的，繞不過三個問題：瓦格納從哪里來，為何敢“折騰”，又為何這么快就偃旗息鼓。

有意思的是，這三個問題的答案，并不只藏在2023年的那兩天，而是埋在更早的時間里。

一、從“坐牢小販”到“普京的廚子”

瓦格納的故事，如果只從2014年算起，會顯得有些突兀。要看得更清楚，需要把時間線往前拉幾十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蘇聯。

1961年，葉夫根尼·普里戈任出生在列寧格勒，也就是后來的圣彼得堡。家庭條件一般，成長經歷并不算光鮮。到20世紀80年代初，他因搶劫、盜竊等罪名被判刑，刑期長達12年。那時的蘇聯，還沒有人能想到，這個在監獄里蹲了近十年的青年，會在很多年后卷入一場影響世界格局的風波。

1988年前后，蘇聯走向解體，制度動蕩、管控松動，大批服刑人員獲減刑或提前釋放。普里戈任也在那時離開監獄。那會兒的他，除了“有案底”，幾乎沒什么拿得出手的本事，只能在工地、攤位之間找些零工干。

但時代給了他一個機會。蘇聯解體后，西方文化和商品大量涌入，快餐也成了一種“新鮮玩意兒”。對很多俄羅斯人來說，一個漢堡，既是食物，也是對過去生活方式的一種告別。

普里戈任就是在這種氛圍下，開始擺攤賣簡易漢堡，后來慢慢開了小吃店。說白了，這是一條典型的“草根創業”路徑：先是替人打工，再是自己開店，生意做大以后，開始接觸有錢人、有權人。

到了90年代中后期，他已經不滿足于路邊小店，開始經營高檔餐廳。菜品如何是一回事，關鍵是氛圍與對象。他盯上的，是那些在新舊秩序更替時期迅速崛起的政商人物。在那樣的年代，能坐在一起吃飯的人，往往說明已經進入某個圈子。

真正改變他的，是圣彼得堡市政府的那條關系線。彼時的市長索布恰克，是改革派的重要人物，他身邊的助手中，就有一個后來舉足輕重的名字——弗拉基米爾·普京。

一次飯局，把這幾個人連在了一起。普京經常光顧普里戈任開的餐廳，從商務宴請到家庭聚餐，漸漸形成了穩定互動。餐飲服務的特殊之處在于，它不是一次性交易，而是持續接觸，這讓普里戈任有機會在普京的身邊，慢慢刷存在感。

等到普京在2000年前后成為俄羅斯最高權力核心人物時，普里戈任也順勢從“餐廳老板”，變成了“克里姆林宮的御用承包商”，負責大型宴會、政府活動餐飲。媒體開始給他貼標簽——“普京的廚子”。

有意思的是，這個稱呼聽起來有點戲謔，實際含金量很高。在俄羅斯這樣的政治環境里，能長期貼身為最高領導人服務，意味著高度信任。以此為基礎，普里戈任的業務范圍，開始從餐飲蔓延到互聯網、建筑、能源等領域，資產水漲船高，進入俄羅斯富豪行列。

但是，餐飲、工程這些生意再賺錢，也只是“商業帝國”。2013年前后，普京與普里戈任的一次秘密會晤，讓這個“廚子”的角色，出現了新的轉變。

那一年，兩個人談了些什么，外界不得而知。但一年后，瓦格納集團出現在烏克蘭東部戰場上。聯系時間點，很難說這兩者之間沒有關聯。

二、瓦格納從何而來：法律之外，權力之內

按俄羅斯現行法律，雇傭兵組織是被嚴格禁止的。不論是參與組織還是資助，一旦坐實，都是重罪，刑期通常在8年至15年之間。那問題就來了，既然違法，為啥瓦格納還能“堂而皇之”在戰場上活動多年？

這里就要從俄羅斯和周邊地區的現實情況說起。

2008年俄格戰爭時，俄軍在格魯吉亞境內發現有一部分武裝力量，與正規軍裝備風格不一樣，卻訓練有素、戰術嫻熟。后來才搞清楚，這些人不少是前蘇聯退伍軍人，為西方安全公司打工，相當于受雇傭兵公司指揮。

這種模式對某些國家來說非常方便：需要在海外動用武裝力量，卻又不想在外交層面承擔責任，那就讓“私人公司”出面。戰斗失敗了、士兵被俘了，都可以推成是企業行為，政府既可以撇清關系，又能達到部分目的。

俄羅斯當然看得明白。對于一個時常需要在“灰色地帶”展開行動的大國來說，擁有自己控制的私人武裝，其實很有誘惑力。尤其在一些敏感地區，官方不便出面，但利益又必須有人維護，這個時候，“不在法律之內，但在權力之內”的工具，就顯得格外實用。

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克里米亞問題、烏東局勢疊加，俄羅斯與西方對抗升級。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俄語居民比例較高，一些親俄武裝要求“并入俄羅斯聯邦”，局勢迅速緊張。

在這個背景下，一支從未在俄羅斯正式注冊，卻擁有現代化武器、部分由退役軍人和特種部隊成員組成的武裝力量，悄然出現。它不穿俄軍制式軍裝，不掛俄羅斯國旗，卻在戰場上替親俄武裝沖鋒陷陣。外界開始用一個名字稱呼它——瓦格納。

“瓦格納”這個名字，據普遍說法，是由集團內某名軍官的代號演變而來，該軍官本人曾聽德語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對作曲家瓦格納頗為崇拜，久而久之這一代號被用作組織稱呼。無論這個說法完全準確與否，至少說明了一個問題：這不是街頭烏合之眾，而是有體系、有訓練、有明確人員構成的雇傭兵集團。

瓦格納的運行模式，和傳統的正規軍完全不同。名義上，它是一家“安全公司”，承擔護衛、訓練、設施保護等業務；實際上，執行的則大多是官方不便公開承擔的軍事行動。

烏克蘭東部，是它的成名之地。在幾次關鍵戰斗中，親俄武裝在瓦格納的支援下，擊退了烏克蘭政府軍的進攻，穩住了局勢。其作戰風格比較“硬”：傷亡率高，但敢打、會打，尤其是在巷戰和復雜地形作戰中表現突出。

從那以后，瓦格納的活動范圍迅速擴大。2015年前后，俄羅斯軍隊進入敘利亞，支援巴沙爾政府。瓦格納的人員緊接著出現在敘利亞戰場，為當地政府軍提供訓練，保護油田、礦區，還直接參與地面戰斗。

2018年，蘇丹局勢動蕩，瓦格納被曝在當地活動，一方面為蘇丹軍隊提供訓練，另一方面幫助俄羅斯企業爭取資源開發權，包括黃金礦區。后續在中非共和國、利比亞等地，也都能看到他們的痕跡。

再往后，到了2022年俄烏沖突全面升級，瓦格納干脆成為俄羅斯在烏克蘭方向的一支“主力”。在巴赫穆特等關鍵地區，瓦格納的部隊先后投入大量兵力，扮演了“攻堅隊”的角色。許多從前線返回的人都承認，這支私人武裝在當時的俄方陣營中，戰斗力相當靠前。

這也就解釋了一個問題：為什么當“兵變”爆發時，俄羅斯高層會如此緊張。因為懂俄軍作戰體系、掌握真實戰況、擁有實戰經驗的，不只是正規軍干部，還有這一支長期在前線拼殺的雇傭兵集團。

不過，有一點必須分清：在法律文本中，瓦格納是“非法”的；在實際運行中，它卻是“半官方工具”。這種微妙地位，本身就埋下了后來的矛盾。

三、瓦格納為何“倒戈”：積怨、誤判與權力博弈

2023年6月23日夜間，瓦格納老板普里戈任突然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消息，聲稱自己在烏克蘭戰區的營地遭到俄國防部“導彈襲擊”，不少人傷亡嚴重。緊接著，他宣布：“我們要討個說法。”

消息一出，外界普遍判斷為“叛亂”。但普里戈任在講話中，一再強調幾個點：行動不是針對普京，不要推翻現政府，只是要求清算“國防部的敗類”“亂黨”。指向非常明確——國防部長紹伊古，以及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

在這之前，雙方矛盾已經積累很久。

俄烏沖突爆發后，瓦格納不斷增兵前線，尤其在2022年末到2023年初，普里戈任頻繁在社交媒體上曝光瓦格納“攻城拔寨”的戰果，同時指責俄國防部不給彈藥、不派正規軍配合，還把自己打下的陣地寫到官方戰報里當作“俄軍功勞”。

這樣的公開指責，在戰爭時期是非常少見的。普里戈任在視頻里甚至直言：“紹伊古不懂打仗，卻占著位置，貪戀權力。”言辭激烈，引發大量討論。

這種互懟表面看只是“軍中內斗”，實則牽扯到實打實的利益——誰掌控戰場話語權，誰拿到更多預算，誰能在戰后政治格局中占據優勢。國防部自然不可能任由一個私人武裝做大做強，否則正規軍體系的權威就會受損。

2023年6月初，俄國防部推出一項要求：所有在烏克蘭作戰的“志愿部隊”與“愛國組織”，必須在7月1日前與國防部簽訂合同，納入統一指揮體系。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像瓦格納這樣的武裝，要么徹底并入軍方體系，要么失去合法身份。

普里戈任當場拒絕。他清楚，一旦簽約，瓦格納就不再屬于他自己，而是完全接受軍官系統指揮，資金、人事、行動都會被國防部掌控。這相當于他的“私人軍權”被收回。

就在這段時間里，他多次在公開場合指責紹伊古“貪婪”“無能”，指責俄軍高層“拿士兵當炮灰”。雙方的矛盾，已經從內部爭執，變成在公眾面前翻臉。

6月23日夜間的所謂“導彈襲擊”，很難說是不是整個事件的直接導火索。但站在普里戈任的角度，這一事件至少被他當成了可以利用的理由——哪怕事實細節如何，他需要一個能夠號召手下的“名義”。

于是，可以看到這樣一個過程：

瓦格納部隊從烏克蘭戰區撤出，南下控制頓河畔羅斯托夫——這個地方是俄軍南方軍區司令部所在地，地位重要。普里戈任的人馬占領了軍區總部周邊，聲稱只是“接管指揮權”，又一再對軍官們說：“我們不是來反對你們，是來反對那些腐敗的上層。”

隨后，一支瓦格納縱隊沿公路北上，目標直指莫斯科。行軍過程中，他們與攔截的俄軍空軍部隊發生交火，曾擊落直升機和一架伊爾-22空中指揮機，這說明沖突已經不止是“口頭兵諫”。

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只要開火擊落對方軍機，在法律意義上，就已經構成了嚴重的武裝叛亂，而不是簡單的“內部爭議”。

普京在24日中午發表電視講話，措辭極重，將這次行動定性為“背后捅刀”“背叛祖國”，呼吁全國團結對抗“叛亂”。在俄羅斯這樣的政治環境下，總統親自發聲定性，意味著事態升級。

從瓦格納方面看，問題也在暴露：

一是內部并非鐵板一塊。瓦格納雖然人數不少，約有五萬人規模，但是真正跟隨普里戈任北上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多數人仍然留在各自駐地，或保持觀望態度。

二是社會支持有限。很多俄羅斯民眾對普京個人有高度信任，對軍方高層雖有不滿，卻未必愿意在戰時支持一支私人武裝“鬧事”。普里戈任在本國輿論場長期塑造“前線英雄”的形象，但要把這種聲望轉變成推翻某些高官的現實力量，并不容易。

三是時間和空間都對他不利。瓦格納縱隊雖然曾推進到距離莫斯科約四百公里的位置，但沿途遭遇道路破壞、橋梁封鎖；莫斯科宣布緊急狀態，周邊防空、地面部隊全面戒備。一旦接近首都，等著他們的，很可能是血戰，而不是“談判桌”。

在這樣的局面下，普里戈任顯然發現，自己高估了影響力，低估了對手反應速度。繼續往前走，風險極高，退回去，又要一個臺階。

這時候，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出場，成為這場事件的關鍵調停者。據俄方說法，是普京打電話給盧卡申科，雙方商量后，由后者出面與普里戈任溝通。雙方經過數小時“極其艱難的談判”，達成了一個折中方案：瓦格納停止北上，撤出占領的軍區設施，普里戈任本人前往白俄羅斯，參與“調解安排”；參與行動的瓦格納士兵不被追究刑事責任，可以選擇回到民間、繼續隨瓦格納活動，或者直接與俄國防部簽合同轉為正規合同兵。

從表面上看，這是俄羅斯方面的一次“招安”。一夜之間，剛剛被定性為“叛國”的武裝力量，突然又被給予豁免。這樣的轉折，很容易引發外界猜測：是不是一場內部演練？是不是原本就在計劃之中？

這種說法沒有硬證支撐，更多停留在揣測層面。可以確定的是，行動從23日晚開始，到24日晚大致結束，確實只持續了一天多一點時間，來勢洶洶，卻也收得極為干脆。

為何收得快？既有實力對比使然，也有政治考量。

從實力上講，瓦格納雖然在局部戰場極為能打，但若與整個俄軍體系對抗，尤其是面對空軍、戰略力量，實際上優勢有限。內部不統一、后勤線不穩定、補給和彈藥完全依賴俄方系統，這些現實條件都擺在那里。

從政治上講，普京既要維護權威，又要避免在首都附近爆發大規模內戰式沖突。一旦血流成河，不僅軍事形象受損，國家穩定與外部博弈的戰略地位也會被削弱。短期內通過“豁免”把武裝力量從對峙狀態拉回到可控狀態，對他而言，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選擇。

而普里戈任這邊，看到沿途支援有限，內部有分裂跡象，又遭到最高領導人強硬定性，早已知道自己不可能“拿下一城一地，逼迫高層讓步”。在盧卡申科這樣一個“第三方”出面調停時，適時“下臺階”，對他個人而言，也是避免徹底走到絕路的方式。

從這點看，“一日兵變、一日招安”，并非兒戲，而是在復雜權衡后，雙方都作出讓步的結果。

四、兵變之后：隱形軍權與國家控制的邊界

如果只把2023年這一幕看成一場短暫的鬧劇，那就低估了它的歷史意義。更關鍵的問題在于：瓦格納這種“私人武裝+國家授意”的混合體，暴露了怎樣的結構性矛盾？

俄羅斯曾經長時間禁止私人軍事公司，原因很簡單——怕有人“擁兵自重”，最終形成地方割據勢力，威脅中央權威。這個顧慮，幾乎每個有統一傳統的國家都會有。

但現實情況又讓國家對這種武裝產生依賴。莫說俄羅斯，哪怕是一些西方國家，也大量使用私人軍事公司在海外行動，只不過形式更為隱蔽一些。對俄羅斯來說，瓦格納正是這種“灰色工具”的集中體現：打仗的時候，能頂在前面；談外交的時候，可以撇清關系；需要在非洲、中東、東歐拓展利益的時候，又可以以“安全公司”的名義出現。

問題在于，工具用得久了，就會產生自己的利益訴求。普里戈任這么多年一路走來，從“坐過牢的小混混”，到“普京圈子中的商人”，再到掌握數萬武裝人員、在前線擁有巨大影響力的“私人軍頭”，心態的變化幾乎是必然的。

他希望瓦格納在體系內有更高地位，獲得更多資源、話語權。在俄烏沖突中，瓦格納傷亡極大，普里戈任多次公開展示陣亡者的墓地和裝滿尸袋的卡車，用這種方式向政府施壓，要求“給個說法”。在他看來，付出這么多，理應得到更大政治回報。

而從國家高層角度看，瓦格納越打越勇，輿論曝光度很高，已經有膨脹跡象。俄羅斯國防部擬定的合同制度，其實就是把這匹“野馬”套上籠頭的舉措：要打仗，可以，但必須在統一指揮之下，不能再繞過體系直接向最高層喊話，更不能在社交媒體上制造輿論壓力。

雙方的訴求根本不一致，一邊要擴張，一邊要收權，沖突遲早會在某個節點集中爆發。恰恰是在戰爭尚未結束、國內外局勢復雜敏感之時，這個矛盾被激化到了極限。

從這個角度看，那場“一日兵變”，更像是多年來矛盾不斷累積后的集中泄露。如要問它是不是“偶然”，可以說導火索可能有偶然性，但結構性矛盾則長期存在。

兵變雖短，但對所有參與者都是一次“實地測試”：對俄羅斯高層來說，是一次檢驗軍隊忠誠度、地方政府應急能力、社會支持態勢的機會；對瓦格納內部來說，則是一次非常直觀的現實教育——私人武裝再強，在沒有廣泛政治支撐和國家機器支持的情況下，能夠走多遠，邊界很清楚。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事件平息后，俄方很快推動瓦格納人員與國防部簽約的進程，讓相當一部分原瓦格納成員轉為正式合同兵。也就是說，那股戰斗力，仍然要被納入國家體系，只是換了形式。

這也進一步說明一個事實：國家可以在特定時期利用私人武裝，但一旦發現其開始挑戰中央權威，就會毫不猶豫把其納入更嚴格的管理之下。工具可以靈活，權力架構本身卻必須牢固。

如果把時間軸放長一點再看，從2014年烏東初顯身影，到敘利亞、非洲多地活動，再到2022年俄烏戰事中的攻堅主力，以及2023年的突然“倒戈”，瓦格納的一切起落，其實都緊緊綁在俄羅斯國家戰略的變動上。

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瓦格納是某個人的事業，不如說它是一種時代產物：在大國博弈的縫隙里，在法律與現實之間，在公開戰爭與隱秘行動之間，出現的一種特殊形態。而它突然鬧出的那場“兵變”，只是把這種矛盾，以最激烈、也最直白的形式，呈現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