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揚帆局長被捕后，許世友大怒：我讓他找人，到現在也不見人影

1959年初春，南京城里一場總結會議剛剛結束，走廊里的風氣氛有些凝重。會上通報了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的問題，有人低聲說了一句“已經被組織抓起來審查了”。消息傳到許世友耳中，他沉默了幾秒，忽然一拍桌子：“我讓他幫我找的人，到現在也不見人影！”一句話，說得在場的人心里直打鼓。

這“一個人”，并不是軍中的什么大員，也不是舊社會的要人，而是一個犧牲多年的普通戰士留下的女兒。要弄清這件事從何說起，還得把時間拉回到戰火最緊張的1948年。

那年9月，華東戰場的局勢已經到了關鍵節骨眼。國共之間，山東戰局牽動全局。9月16日晚，中央軍委下達作戰命令，華東野戰軍準備對濟南守軍發動總攻。時任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司令員的許世友，接到毛澤東親自批準的攻城命令后，連夜召開作戰會議，進攻東、西兩線的兵團隨即進入預備位置。

當時濟南城墻高約十四米，守軍兵力遠多于我軍，城防工事也十分堅固。我軍投入兵力十四萬，分東、西兩線發起突擊。許世友所在的第九縱隊擔任主要攻城任務，工兵、突擊隊輪番上陣，對城墻重點位置實施爆破。爆破之后，城墻被炸開豁口，七十三團的戰士們一窩蜂似的沖上城頭，與守軍短兵相接，拼刺刀，扔手榴彈，場面極其慘烈。

經過幾輪反復爭奪，我軍終于在城頭穩住陣腳，后續部隊源源不斷地向城內推進。濟南戰役打到第三天，守軍體系已經被撕開洞口，戰局很快向有利于解放軍的方向傾斜。就在前線捷報頻傳的時候，一份來自后方醫院的報告送到了許世友手里，上面寫著：有一名重傷戰士在彌留之際，一直斷斷續續地喊他的名字。

在那種生死攸關的戰時環境里，指揮員每天要處理的事情堆積如山。但許世友看完報告，沒有猶豫，直接吩咐身邊警衛：“馬上去醫院！”不多時，他來到前線救護醫院，一推門，就看到一名戰士渾身包扎、臉色蒼白，奄奄一息地躺在擔架床上，嘴唇不停蠕動，卻發不出完整的聲音。

“我是許世友，我在這兒。”他走到床前，抓住那只已經冰涼的手，盡量把聲音壓穩，“你是英雄，部隊永遠不會忘了你。”

那名戰士聽見“許世友”三個字，眼角立刻滲出淚來，胸口一起一伏，像是鼓足最后一點力氣，把心里最重要的話擠出來。他斷斷續續地說：“我……上海……有個女兒……先天性心臟病……沒見過我……”話說到半截，人便咽了氣。

醫生嘆了口氣，只能輕聲對指揮員說：“已經盡力了。”

戰士的姓名、身世，當時還沒人來得及細問。戰斗沒有停止，夜里的槍炮聲仍然不斷。等到濟南戰役結束，解放軍完全控制了濟南城，許世友才專門把警衛和政工干部叫來，下令調查這位犧牲戰士的身份，看看能否找到他的家人，尤其是那位從未謀面的女兒。

調查結果很快出來：這名戰士名叫郭由鵬，1921年生人，浙江寧波人，父母早逝，抗戰前在上海一家米店當店員。1943年，他經地下黨組織介紹入黨，兩年后因身份暴露，按組織安排離開上海，到解放區參軍。離家時，他剛結婚三個月。等到部隊轉戰華東各地，他在部隊上收到妻子的來信，說自己生下了一個女兒，取名娟娟，長得挺好，就是出生后被診斷出先天性心臟病。

這下，許世友心里有了數。他明白，那個在戰火中緊緊抓著他手、拼命想把話說完的戰士，是把最后的希望系在軍隊和組織身上。換句話說，就是把妻子和女兒托付了出來。那幾年，在槍林彈雨里做出這種托付的戰士不止一個，但許世友對郭由鵬這個名字，卻格外上心。

濟南解放后，部隊很快又要投入下一個戰役。上海方面的斗爭形勢也越來越緊張，國民黨在華東的據點一個個收縮，戰線不斷向長江以南壓縮。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關于“尋找烈士遺孤”的想法，從許世友心里慢慢變成一件要緊的事。

一、從濟南戰場到上海解放

1949年5月，上海迎來解放。規模龐大、情況復雜，這座城市在戰爭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解放軍進城后，必須既打得贏，又站得穩，秩序恢復、防范破壞、接管工廠、安撫市民，事情堆成山。

許世友此時調任華東軍區副司令員，工作重心也轉到了軍區層面。就在忙得團團轉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了那名在濟南犧牲的戰士，想起了那句斷斷續續的話：“上海……有個女兒……”

有意思的是，在紛繁事務中能記住一名普通戰士的家事，這在當時并不是所有高級將領都做得到的。許世友的性格被人形容為“粗中有細”，這件事，正好能看出那一點“細”。

由于上海剛從戰火和長期的統治動蕩中解放出來，社會結構極為復雜。許世友心里清楚，以軍區的力量想在這種局面下逐戶排查，既不現實，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騷動。思量之后，他決定借助地方公安的力量。

那時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是從部隊里挑出去的老同志揚帆。許世友找到他，把事情前后經過說了一遍，又特別強調了一句：“這孩子是烈士的骨肉，能找著最好，找不到也要盡力。”

揚帆聽完，當場拿出筆記本，把“郭由鵬”“上海”“女兒娟娟”“先天性心臟病”這些關鍵信息一一記下，還主動表態：“只要在上海，就有機會找到。”

從現實情況看，這個任務并不輕松。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后期的上海，人口密集，流動性大，加上戰亂、失業、遷徙，單憑“上海”“榆林區某紗廠打工”這樣模糊的線索，無異于在一座剛剛接收的大城市里“撈針”。不過，許世友還是把希望壓在了這支新組建不久、卻很有戰斗力的公安隊伍身上。

為了盡快摸到頭緒，揚帆沒把這件事當作普通“人事查找”。在他的安排下，公安局專門派出一名熟悉上海地形和社會關系的干警——錢運石來負責。錢運石是上海本地人，解放前就與地下黨有聯系，對弄堂、里弄和老城區的人情世故都很熟。

錢運石拿到材料后，先聯系華東軍區政治部，對烈士檔案進行再核對，確認了幾條關鍵信息：郭由鵬，浙江寧波人，犧牲時27歲，父母雙亡，妻子解放前在上海榆林區一帶的紗廠打工，女兒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名字叫“娟娟”。問題在于，家庭住址、妻子姓名都沒有記錄。

線索準確，卻不足以敲開每一戶人家的門。那段時間，錢運石帶著幾名干警，幾乎把榆林區一帶比較大的紗廠都跑了個遍，挨個查職工花名冊，找老工人打聽，還調取了一些舊賬冊，尋找名字相近的女工。但一個月過去，毫無進展。

“運石同志，這樣找下去恐怕難度很大。”有人小聲提醒，“上海這么大，光靠幾家紗廠，怕是……”錢運石只擺擺手：“能走的路先走完，不走心，線索就斷了。”

這話雖然不算豪言，卻道出了當時很多基層干警的心態——并不是為了完成什么“政治任務”，更多是出于一種樸素的責任感：烈士的后代，不能被完全遺忘。

不過，時間畢竟不會等人。許世友很快又接到新的作戰、訓練任務，頻繁往返各地。揚帆那邊，因為上海治安、特務破獲、工廠接管等一系列緊要工作，也分身乏術。尋找“郭由鵬遺孤”的事情，并沒有完全停下來，但進展緩慢，斷斷續續拖了幾年。

到了1955年前后，有關整風與肅反的工作在全國各地展開，上海公安系統內部也開始接受組織審查。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揚帆被中央有關部門帶走審查。許世友得知這一消息，心里閃過的不僅是對一個老部下命運的感慨，更突然跳出當年那件事——他曾鄭重交代的烈士遺女，多年過去，卻仍然杳無音訊，這自然讓他心中窩火。

二、黃赤波接手：又一次“從零開始”

揚帆被捕后，上海公安局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不久，黃赤波接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早年參加革命，對上海的地下斗爭環境有切身體會，行事低調，卻頗為干練。

1950年代末某次軍地協調會上，許世友與黃赤波見面。在談到部隊配合地方工作時，他忽然提出了一件看似“私人”的事情——再次拜托上海公安系統，繼續查找那名烈士的女兒。

許世友把當年的經過、已經掌握的線索，又說了一遍。黃赤波聽著，時不時插一句問題：“烈士犧牲的準確時間？家在寧波哪一帶？信上的地址還記得嗎？”等全部聽完，他略微沉吟，說了一句：“這事，還得接著查。”

不得不說，從公安工作角度看，這個案件并不在當時的“緊要之列”。那幾年，要處理的案件事情繁多：內外敵情、城市治安、經濟秩序，無一不牽涉大量精力。可黃赤波的態度很明確——烈士家屬問題，即便拖得再久，也不能完全擱下。

接手后，他先讓人調出先前搜集的材料，重新梳理了一遍，發現原有線索確實有限。于是，他決定換一個思路：從烈士老家寧波入手。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尋親，習慣先在大城市里打轉，覺得“人既然在上海，就在上海找”。黃赤波反其道而行之，先派人回浙江寧波查檔案、訪鄉親，希望能從原籍找到更多細節。

不久，工作小組在寧波當地找到了當年曾撫養過郭由鵬的伯父。老人家一聽“郭由鵬”這個名字，連連點頭，立刻從箱底翻出幾封舊信。信紙已經發黃，但字跡尚清晰。最后一封信上，寄信地址寫的是“上海市榆林區龍江路××號”。

這一條信息，極其關鍵。小組成員趕緊記錄具體門牌，并請伯父回憶當年侄子大致談到的生活情況。老人只記得，郭由鵬說妻子在附近紗廠上班，身體一般，心里掛念家中父母和今后生活。這些細節雖然不多，卻印證了先前掌握的情況。

拿著這封信，工作小組回到上海，再次踏上查找之路。根據地址，他們很快找到了龍江路當年的住宅位置。經過幾番訪問，終于找到了現住戶——一位名叫秦玉蘭的中年婦女。她是1951年搬進這間屋子的，對于之前的住戶情況，略有了解。

幾經溝通之后，一個重要事實浮出水面：秦玉蘭正是郭由鵬當年的妻子。問題卻接踵而至——郭由鵬彌留之際提到的女兒，卻不在她身邊。

“你們說的那個孩子……”聽說來意后，秦玉蘭沉默了很久，最后才緩緩開口。她告訴工作小組，當年解放前后，她一個女人帶著重病的女兒，日子過得極其艱難。后來經人介紹改嫁，對方家庭條件還行，卻明確表示不愿接受一個體弱多病、又不是自己骨血的孩子。

在那個物資匱乏、醫療條件落后的年代，一個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孩子，意味著很高的經濟負擔，也意味著難以預料的風險。秦玉蘭在重重壓力下，做出了一個殘酷的決定——在老城隍廟附近，將女兒交給一名對她頗為同情、愿意收養孩子的老太太。

“那天人很多，老太太說自己家境還可以，會好好養她。”她低聲說，“我……那時候也沒別的法子。”

說完，她只低頭抹淚，卻拿不出任何可以證明對方身份的信息。姓什么？住哪條路？那位老太太有幾個子女？她一概說不上來。八年前的老城隍廟，早已與眼前熙熙攘攘的街景判若兩世。就算想“順藤摸瓜”，也壓根沒有藤可循。

在這里，事情再次陷入僵局。與當年在紗廠一帶“地毯式排查”的困難相比，這一步更棘手——被送走的孩子，不在任何官方登記里，收養人又是個路人老太太，只存在于模糊記憶里。說難，其實已經接近“無從下手”。

工作匯報擺到黃赤波案頭時，他心里也明白了一點：按常規辦法，這條線基本斷了。但他沒有做“就此作罷”的結論，而是把材料收好，記在心里。直到1959年，他再次在南京見到許世友，對方再次提到這件事，他當場表態：“再試一試。”

三、命運兜轉：醫院里的一條線索

1959年下半年，黃赤波重新組織了一個小隊，帶著先前整理好的資料，準備從另一個角度尋找突破口。這一次，思路變了——既然孩子有先天性心臟病，那在這些年里，大概率去過醫院。

上海當時幾家主要綜合醫院，尤其是與心臟病有關的科室，首當其沖成為重點排查對象。工作小組攜帶簡要資料，逐一上門溝通，請求院方協助，從既往病歷、掛號記錄中尋找線索。需要說明的是，那時的醫療記錄還談不上多么完善，很多資料保存有限，但一些“大致情況”仍有留存。

讓人意外的是，行動開始沒多久，廣慈醫院（后來并入上海瑞金醫院）的相關科室，給上海公安局打來了電話。院方說，有醫護回憶起這么一件事：幾年前，有一位張姓太太，曾帶著一個小女孩多次來醫院看心臟病。那位太太提到，孩子并非親生，而是從老城隍廟附近一位老太太那兒領來的。

這個細節，與秦玉蘭的講述高度吻合。工作小組立刻趕到醫院，與當年的護士長和幾位醫生逐個核對記憶。護士長回憶得尤其清楚：“她說孩子是有病的，老太太養不過來，她就接過來，打算養大一點再看情況。”

線索雖好，卻還有一個問題——“張太太”全名不詳，住址模糊，病歷上的登記信息也不完整。好在這位張太太后來又帶孩子來看過幾次病，留下了一些補充記錄。經過仔細辨認，工作小組終于從零散的字跡里拼出一個大致地址范圍。

幾天后，機會來了。廣慈醫院再次打電話，說那位張太太又帶小女孩來復診。工作小組馬上趕到醫院，在醫生的配合下，以關心病情為切入口，和她聊了起來。在不引起對方緊張的前提下，慢慢問清了她的家庭情況。

她的丈夫，在解放前曾與軍統人員來往較密，抗戰勝利后去了臺灣，她本人留在上海生活，靠做些小生意、打零工維持生計。正是因為長年獨居，又身邊無親人，在老城隍廟偶遇那位抱著病孩的老太太時，心生憐憫，一番輾轉之后，便把孩子接回家收養。

當工作小組人員含蓄地問起：“孩子叫什么名字？”小女孩怯生生地答了一句：“我叫娟娟。”這一刻，幾名辦案人員心里幾乎可以斷定，這就是他們找了十多年的人。

接下來，就是核查。按規定，烈士遺孤身份不能憑一句“名字對得上”就下結論，更不能因為感情用事忽略潛在的政治風險——畢竟，這個孩子正由一位身份有些敏感的婦女撫養，而那位婦女的丈夫，又曾和軍統有較深往來。這在當年，是嚴肅的問題。

于是，上海公安局一方面從寧波和上海兩地繼續補查郭由鵬及其家庭的其他側面信息，一方面對這位張太太進行了必要而審慎的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她本人在解放前后并無嚴重政治問題，丈夫去臺后，她留在大陸，生活清苦，日常言行并無異常。更重要的是，周圍鄰里一致反映，她對這個收養來的女兒十分疼愛，衣食上盡可能滿足，也經常為孩子看病求醫。

核實工作做得非常細，這既是對烈士的負責，也是對現實政治環境的負責。經過一段時間的反復確認，上海方面終于敢得出一個嚴謹的結論：這名名叫“娟娟”的小女孩，基本可以確認是烈士郭由鵬的女兒。

然而，消息并沒有第一時間報給許世友。原因很簡單——黃赤波仍舊有顧慮。他很清楚，對這樣一名高級將領而言，烈士遺孤的去向，是一件壓在心里的事，一旦通報，意味著組織面前也要給出一個“解釋”。如果今后再發現有什么疏漏或誤判，不但對不起烈士，也會影響到對方的信任。

直到多方面證據相互印證，所有疑點一一排除之后，上海公安局才正式向華東軍區通報：烈士郭由鵬的女兒，已經找到，目前由一位張姓婦女照料，生活尚可，病情穩定。

許世友聽到這個消息時，離濟南戰役已經過去十余年。那些年間，戰線從華東推進到全國，部隊從野戰軍轉入正規軍建設，許多老戰友犧牲、調動或離任。百廢待興的國家，早已進入新的階段。但在這條時間線上，一個看似微小的承諾，總算有了落腳之處。

許世友沒有過多寒暄，第一反應是：“給她帶點東西去。”那種帶著一點“老兵味道”的直爽，很符合他的脾氣。他自掏腰包，買了糖果、餅干各五斤，又特意選了一塊出產于浙江的絲綢衣料，讓準備去上海出差的一名軍官代為轉交，一并問候撫養孩子的張太太。

一個星期后，那名軍官回來匯報，說孩子的東西已經送到，糖果、餅干、文具，她都拿在手里愛不釋手。至于那塊絲綢衣料，卻被上海方面原封不動地退了回來。

原因也簡單：從謹慎角度考慮，地方同志認為張太太的家庭關系復雜，丈夫又在臺灣，如果收下高級將領的禮物，容易被有心人做文章，便婉拒了那份心意。軍官覺得有點為難，只好把衣料帶回。

許世友聽完，擺擺手：“她是她，她丈夫是她丈夫。她能把烈士的女兒養這么大，就是有功。她收我的禮物，光明正大，我給她禮物，也光明正大。禮尚往來，沒什么大不了。”說完，他又讓人再去買兩只南京板鴨，加上那塊絲綢，一并捎給張太太。

這一番態度，頗能說明他的思路：在原則問題上從不含糊，該分清的是政治立場；在具體人情上，卻并不愿意“一刀切”。對一位獨自在大陸撫養烈士遺孤的婦女，他愿意有一點寬厚。

1960年5月，許世友赴上海公務。其間，安排在延安飯店的一次會面，讓這段跨越十余年的“尋找”，有了一個面對面的節點。張太太領著已經讀五年級的娟娟見到他。女孩瘦瘦小小，卻很懂禮數，見到這位“爸爸戰友”時，有些拘謹，又有些好奇。

那次見面不長。許世友只是簡單問了幾句：“身體怎么樣？學習如何？知道你爸爸是怎么犧牲的嗎？”他叮囑孩子要用功讀書，也讓她記住一點：“你爸爸是烈士。”

張太太在一旁頻頻點頭，表示這些年來一直告訴孩子，她的親生父親是為解放事業犧牲的戰士，只是還沒弄清詳細戰況。如今有機會從許世友口中聽到一點真實情況，她既緊張，又有些安慰。

不得不說，這樣的場景，在當時并不罕見。新中國成立后，成千上萬的烈士后代被組織接濟、扶持，有的進了學校，有的進了部隊，有的被安排到工廠。只是，這一段恰好被完整記錄下來，涉及的時間跨度之長、人員之多，也格外典型。

命運卻在此處突然轉了彎。1960年7月的一天，上海街頭發生了一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一輛騎得飛快的自行車，把正在過馬路的小女孩撞倒。傷勢本不算重，可她因為驚嚇過度，心臟負擔驟然加重，原本就脆弱的先天性心臟病，在這一刻突然爆發。

路人連忙把她送往醫院，醫生緊急搶救。張太太守在門外，一步也不敢挪。等到手術室門打開時，得到的卻是一個殘酷結果——孩子的心臟已無法恢復跳動。

這段過程，后來從相關記錄和知情人口中被拼接出來。對卷入其中的每個人而言，這都是一件難以輕描淡寫的事。那個曾在濟南城頭前線拼殺、在生死線前操心戰士家事的將領，那個在上海弄堂里四處打聽的干警，那個把心有不足的女兒送人的母親，以及那個在老城隍廟伸出援手的老太太，最終都沒能擋住命運落下的最后一錘。

泉下的郭由鵬，等來的，是一個短暫卻認真被尋找過的生命軌跡。這個軌跡里，有十幾年不斷被打斷、又一次次接續的線索，有人性中的柔軟，也有時代環境的局限。娟娟的名字，終究被寫進了烈士子女的記錄，只是她本人停留在小學五年級。

回過頭看許世友那句“我讓他幫我找個人，到現在也不見人影”，未必是單單在責怪某個具體干部的失職。更多是對時間的無奈，對那些犧牲者家屬遲遲無法得到安頓的憤懣。而在隨后的多年里，各地針對烈士遺屬的政策逐步完善，相關檔案也愈發系統，這類“靠人記在心里”的承諾，慢慢變成制度化的安排。

有時候，一個普通戰士臨終前留下的幾句托付，會在此后十多年、甚至更久的時間里，牽動許多人的精力。對當事人來說，這既不是轟轟烈烈的大事，也很難寫進戰史、軍史的顯眼篇章。但正是這些看似“枝節”的故事，讓那段歲月更加具體，也讓“烈士不朽”這四個字，不只停留在紙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