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甘嶺坑道女兵在曼哈頓被一男子攔住：我是你戰俘

1979年春天的一個傍晚，紐約曼哈頓的街燈剛剛亮起，車流在高樓間穿梭，喇叭聲此起彼伏。一位身材瘦小、步履穩健的東方中年女子，隨著同伴走進白羅克博物館的大門，很少有人知道，她曾在二十多年前的上甘嶺坑道里，與美軍在炮火間短兵相接。

這位女子叫劉祿曾。那一年，她51歲，已經脫下軍裝，在中國國際旅行社南京分社負責美大業務。這趟重回美國，是陪同江蘇省副省長、著名教育家吳貽芳，前往參觀早年求學時的母校。行程原本安排得井井有條，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公務參訪，卻在曼哈頓的一個夜晚，被一聲突如其來的問候，意外地拉回到戰火紛飛的歲月。

那聲問候只有短短一句：“我是你的戰俘。”語氣激動，又帶著久別重逢的驚訝。劉祿曾愣在原地，腦中閃過的不是紐約的霓虹，而是1950年前線坑道里的冷風和昏黃燈泡。

有意思的是，這場“偶遇”真正的起點，并不在1979年的美國，而是在更早的上海弄堂。

一、上海少女，到朝鮮戰場的路并不直

1928年，劉祿曾出生在上海。那時的大上海，被稱作“遠東第一大都會”，十里洋場燈火通明，租界與里弄交錯，西式教堂與石庫門比鄰而立。她的父親和叔父在一家知名銀行擔任主管，家境殷實，在當時算得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家庭。

家里兄弟姐妹多，她有一位姐姐、兩位弟弟、兩位妹妹。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投入頗大，全家孩子幾乎都送進當時頗有名氣的美辦中學讀書。校園里，英文課本、圣經故事、辯論會演講交織在一起，年輕的學生們一邊背著英文臺詞，一邊在課后議論中國的出路。

1947年，19歲的劉祿曾，以優異成績考入名聲在當時可與圣約翰大學相提并論的東吳大學法學院，主修國際法。表面看，她的道路清晰而穩定——將來也許會做一名律師，或從事涉外工作。那時的人，很少會想到，一個法律系的女大學生，很快就會出現在戰俘營的審訊室里，用英文與美軍戰俘面對面談話。

時間推進到1950年。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全國百業待興。10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海軍和空軍迅速介入，戰火蔓延至中朝邊境。很快，中國決定出兵，以“志愿軍”的名義入朝作戰。戰爭的范圍和烈度驟然升級，俘虜、文件、無線電情報一起涌入志愿軍的陣地。

這個時候，劉祿曾學了多年英文的專業背景，突然有了用武之地。

二、坑道里的女翻譯，和一個拖鞋戰俘的故事

對志愿軍來說，1950年冬天的一個現實問題來得很直接：俘虜越來越多，文件越來越厚，語言卻成了障礙。抓到的美軍士兵聽不懂中文，志愿軍官兵也很難弄清對方的真實來歷和意圖，繳獲的大量美軍軍事文件、宣傳品，如果不能盡快翻譯，就無法轉化為有效情報。

于是，急需一批外語過硬的翻譯。在這樣的背景下，東吳大學的高材生劉祿曾，被選入志愿軍第九兵團政治部敵軍工作部，擔任英文翻譯。她領到了一件寬大厚實、足有幾斤重的棉軍裝，從上海的課堂，走向北方的冰雪戰場。

1950年底，她和另外二十多名戰地翻譯，跟隨部隊跨過鴨綠江，前往志愿軍俘虜管理團收容所所在的山區村鎮——志愿軍稱那里為“球場”。剛到不久，美軍的飛機還不時在空中呼嘯而過，低空掃射的聲音伴著遠處的炮火。翻譯們顧不上適應環境，便被安排立即閱讀繳獲來的美軍文件和宣傳品，將之盡快譯成中文。

志愿軍在多次戰役中取得主動，戰俘人數增加，管理與審訊任務愈加繁重。作為翻譯，劉祿曾不僅負責語言，還被安排參與戰俘審訊和教育工作。那是一種特殊的“面對面”，雙方曾在戰場上兵戎相見，此刻卻隔著桌子交談。

一次審訊中，一個美軍戰俘突然哭了起來，連英文都說得結結巴巴。劉祿曾沒有立刻逼問，而是換了個角度：“你在美國有父母吧？也許還有妻子和孩子。你想過沒有，你為什么會來到朝鮮？離家這么遠，冒著丟命的危險，到一個完全不屬于你的國家，拿槍對準別人的父母、愛人和孩子？”

短短幾句話，說得不激烈，卻直指內心。那名戰俘沉默下來，眼神游移，最后想到的，還是大洋彼岸等待他回家過圣誕節的家人。為了活著回去，他很快就配合交代了情況。不得不說，戰壕里的爭奪，常常是冷兵器；審訊室里，則是另一種“交鋒”。

在眾多戰俘當中，有一個人的身影格外清晰。他經常穿著一雙拖鞋，在牢房里來回走動，情緒低落，整個人看上去沒有精神。這樣的狀態，很難不引人注意。劉祿曾決定單獨審訊他。

查問之后，才知道他叫詹姆斯·柏特納，來自佛羅里達，是美海軍陸戰第一師的士兵。審訊并沒有一上來就針鋒相對，因為很明顯，他對戰爭本身并沒有太多“理想主義”。在對話里，劉祿曾刻意放緩語氣，像閑聊一樣問：“聽說你來當兵前，在一家餐館當洗碗工，是嗎？那你為什么會想到參軍？”

柏特納的回答頗為直白：“我因為偷車，要被判刑。他們跟我說，只要入伍，就可以免坐牢，還能拿到不錯的薪水，于是我就簽了字。”

這個原因并不光彩，卻也不罕見。戰場上的士兵里，有理想主義者，也有被生活裹挾、為了生計或擺脫懲罰而被推上戰場的人。劉祿曾略微停頓了一下，隨即反問：“偷車是犯罪，你覺得，上戰場拿槍殺人，就不算犯罪嗎？”

這一句話，讓柏特納明顯愣住。他原本把自己的參軍，當成一種“替代刑罰”和高收入機會。可戰爭背后那些無辜家庭的破碎，很少有人跟他說過，更不用說用這種方式直白指出。就在他陷入思考的時候，劉祿曾也逐漸意識到，這個來自社會底層的年輕人，是可以被爭取、被改造的。

幾天后，戰俘營接到命令，這批戰俘即將后送。臨行前夜，負責看管的志愿軍戰士向劉祿曾報告，說有個高個子的戰俘不聽安排，昨晚拒絕隨隊去后方背糧食。要知道，那時候戰俘營的糧食緊張，口糧需要到十里外的后勤部門去背。為了公平起見，除傷病員外，戰俘們也要參與背糧，規矩很清楚：不去背，就不能吃別人辛苦背回的飯。

起初聽到這個情況，很容易以為是戰俘鬧情緒、故意抗命。劉祿曾當即趕過去查看，發現躺在床上的，正是柏特納。她伸手一摸，額頭燙得厲害，明顯是在發燒。再看他蜷縮的姿勢、發紅的臉色，也不像裝病。

劉祿曾立即請來軍醫，給他診治，并把情況如實向戰俘營營長匯報。營長經過了解，批準他不用參加背糧，還同意在后送途中允許他乘車，不必長途步行。

當把這個決定轉告給柏特納時，他沉默地看著眼前的這位中國女軍人，眼眶里明顯有了淚意。對于一個戰俘來說，他本可以被當作“敵人”，被嚴格控制；然而，在這個小小的病房里，他得到的是一份實實在在的照顧。那種復雜的情緒，很難用幾句翻譯準確表達，但態度的變化，卻從那以后慢慢顯現。

隨著時間推移，在柏特納的帶動之下，不少戰俘開始主動交代情況，報告他們掌握的軍事情報。人們常說“人心都是肉長的”，在戰俘管理這個特殊領域，這句看似樸素的話，有時候比任何口號都實用。

三、從戰俘營，到上甘嶺坑道的特殊崗位

說起劉祿曾，不少人后來記住她，是因為“上甘嶺坑道女兵”的身份。上甘嶺戰役發生在1952年10月至11月，是抗美援朝戰爭中極其慘烈的一場高地爭奪戰。志愿軍的陣地，在猛烈的炮火下被反復翻耕，地面陣地幾乎被削平，坑道作戰便成為關鍵支撐。

坑道內空間狹窄、空氣混濁，粉塵、潮氣和硝煙裹在一起，長期在里面值守，對身體是一種極嚴酷的考驗。很多人印象里，坑道里都是端著沖鋒槍的男戰士，而翻譯、政工、敵軍工作等崗位，多安排在后方。實際上，并非所有工作都如此“后方”。

劉祿曾在前期主要工作，是在俘虜管理團參與審訊和翻譯。1953年，戰場形勢發生變化，停戰談判不斷推進。她被派去擔任志愿軍第九兵團副司令員皮定均的英文翻譯，直接參與一些涉及敵軍工作和戰俘問題的事務。皮定均在抗美援朝期間年約四十出頭，作戰經驗豐富，對敵軍工作非常重視，對翻譯的要求也格外嚴格。

在這個階段，劉祿曾與戰俘營的日常接觸減少，對柏特納的具體情況，只能偶爾從戰俘管理團那里打聽。每當有人從總部戰俘營回來，她總要順便問一句這個美國小伙的表現。得到的回復多半是積極的：態度轉變明顯，配合教育，愿意參與勞動和管理。雙方的聯系，就這樣慢慢淡了下來。

戰后，隨著停戰協定簽署，戰俘遣返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部分戰俘選擇回國，部分戰俘去往第三國，還有一部分留在原軍隊體系。關于柏特納之后的具體去向，公開資料有限，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他最終回到美國佛羅里達的家庭生活中去，又經歷了上甘嶺戰役早期和戰俘營教育之后的漫長歲月。

戰爭結束后，劉祿曾也脫下了軍裝。和平年代，翻譯的角色從戰場走向會場，從坑道走進辦公室。憑借扎實的語言功底和豐富的涉外經驗，她進入中國國際旅行社南京分社工作，負責美大地區的相關業務，成為中外交流往來中的一名關鍵工作人員。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崗位看似與當年的坑道和戰俘營相距很遠，內里的聯系卻并未完全中斷。朝鮮戰場上鍛煉出的語言能力，對外國人心理的把握，哪怕是不經意間流露出的從容態度，都在日后的對外接待中發揮了作用。

1979年，她再度踏上美國的土地，身份已經換成一位陪同中國地方領導訪問的外事干部。然而，美國的社會環境，對不少中國人來說依舊陌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她與一個曾經的戰俘，再次出現在同一間房里。

四、曼哈頓的重逢，一句“戰俘”的分量

這趟訪美安排中，紐約只是其中一站。劉祿曾的老同學武明賢，早年留美，在曼哈頓經營了一家頗有口碑的餐館。得知多年不見的老同學要來美國，他特意發出邀請，想請劉祿曾到自己的餐廳聚一聚。

推門而入，熟悉的中文招呼聲讓人一下子放松下來。餐桌上擺滿了劉祿曾愛吃的菜，幾位舊識圍坐一起，說起在上海讀書的日子，提到戰前的校園，提到解放前后上海街頭的變化，一盤盤菜吃下去，不只是味道，更是記憶。對于經歷過戰火的人來說，這樣安穩的相聚，自有一種特別的滋味。

飯后，一行人驅車來到白羅克博物館參觀。那天正巧是博物館每月一次的員工聚會日，館長得知有來自中國的客人，非常熱情，執意邀請他們留下來一起參加活動。為了表現友好，館長特地叮囑后廚的法國廚師，為這位中國客人做一道揚州炒飯。這種用心，不難想象當時現場的氣氛輕松而愉快。

聚會中，大家舉杯致意，寒暄、交談，話題從藝術展品延伸到各自國家的城市風貌。劉祿曾不時用流利的英文與人交談，對于一些問到中國的問題，她回答得簡明而得體。多年軍旅和外事工作的錘煉，讓她在這種場合表現得沉穩、自然。

就在這樣一個看似普通的社交場合，一位高個子美國男子闖入了她的視線。棕色頭發，藍色眼睛，高鼻梁，尖下巴，約五十歲上下，臉上有著在普通美國中年人身上常見的歲月痕跡。劉祿曾隱約覺得對方有些眼熟，卻一時又想不起來見過。

幾乎同一時間，那名美國男子也注意到了她。他略顯急促地穿過人群，徑直走到劉祿曾面前，伸手攔住她的去路，激動地開口問道：“請問，你是中國人吧？你還記得我嗎？我是你的戰俘！”

這句“我是你的戰俘”，既突兀，又異常清晰。對于現場的其他人來說，這只是一句略顯奇怪的自我介紹；對劉祿曾來說，卻像是拉開了一道記憶的暗門。1950年的戰壕、戰俘營里那間不大的審訊室、穿著拖鞋來回踱步的身影，連同那次發燒不去背糧的夜晚，一下子串聯在一起。

她盯著對方看了幾秒，幾乎是脫口而出：“你是……柏特納？”

對方用力點頭，神情帶著難掩的激動：“是我！能在這里見到你，太不可思議了！”

劉祿曾也有些感慨，只是語氣仍然保持著一貫的平穩：“這么多年過去，我們居然在曼哈頓見面，而且是以朋友的身份。”

旁邊的館長和同事，看著這突如其來的“重逢戲碼”，一時有些摸不著頭腦。得知兩人曾在戰俘營中有過交集，不少人露出了驚訝的表情。畢竟，對于普通美國人來說，朝鮮戰爭在記憶里已經漸漸模糊，而現場站著的這兩位見證者，一個是曾經的俘虜，一個是志愿軍女翻譯，畫面本身就有一種特殊的意味。

短暫敘舊中，柏特納提到，當年在戰俘營發燒時，志愿軍不僅為他請了軍醫，還破例允許他不用去背糧，并安排他在后送途中乘車。他回國后，這件事一直記在心里。那時他還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如今，兩鬢已有些花白，他說起那段經歷時，語氣中依然帶著一種復雜的感激。

“人類本來就應該這么友好往來。”他說這句話時，特意放緩了語速，像是在對身邊人解釋，也像是在對當年的自己補上一句遲來的說明。

交談間，柏特納熱情邀請劉祿曾到自己家里做客，見見他的家人。遺憾的是，這次訪美日程緊湊，已有既定安排，劉祿曾只能婉言謝絕。臨別時，柏特納握著她的手，說道：“沒關系，有機會我會帶全家到中國去，到時候再去看你。”

這一幕，與戰俘營里那次“請假不背糧”的記憶，形成了鮮明對照。一個曾經被關在鐵絲網后的年輕士兵，經過多年，成了一位在博物館聚會上談笑的中年人；而那個曾經拿著審訊筆記的女翻譯，也換上了便裝，成為中美民間交流中的一位普通參與者。

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重逢，并不能簡單用“傳奇”來概括。它更像是一段漫長歷史在個人命運上的回聲。戰時的俘虜和管理者，在和平年代重新以“朋友”的身份相見，不僅是個人際遇的巧合，更折射出當年志愿軍在戰俘政策上的基本原則：紀律嚴明，寬待俘虜，強調政治爭取和人道主義。

如果把時間線拉長一些就會發現，從1950年劉祿曾穿上厚重棉軍裝跨過鴨綠江，到1953年擔任皮定均英文翻譯，再到1979年在曼哈頓重逢，前后相隔近三十年。戰火早已熄滅，可記憶并沒有完全被沖淡。某些人在關鍵節點做出的選擇，會在多年后，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顯現出來。

對柏特納而言，那個在戰俘營里耐心與他聊天、強調“殺人并非不犯罪”的中國女翻譯，成了他理解這場戰爭的一個窗口。對劉祿曾來說，這位曾穿拖鞋、因發燒躺在床上的美國青年，則是志愿軍戰俘工作中眾多個體里，印象最深的一位。

他們在1950年代的接觸時間并不算長，卻因為在生死邊緣的特殊背景下發生，因而被雙方牢牢記住。多年之后，當他們在平靜的紐約博物館里再次對上視線時，那些戰火中的片段，仿佛并未徹底遠去，只是被悄悄折疊在彼此的人生里，直到這一天被重新展開。

這段不打不相識的舊事，既見證了一個時代的戰爭與和平，也從側面呈現出中國人民志愿軍在處理戰俘問題時所堅持的立場與尺度。紀律嚴明并不排斥人性關懷，戰場上的對立并不必然演變為終身的仇視。有時候，一碗在病中送來的熱粥，一次及時請來的軍醫，就足以在一個年輕士兵的心里留下完全不同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