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女官來美國訪問，餐廳經理見到后因何說：我20年前是你的俘虜

1979年春天的一個晚上，紐約曼哈頓燈火通明，一家中餐館里煙霧繚繞，笑聲此起彼伏。正在用餐的一行中國客人中，有一位頭發微卷、神情沉靜的中年女官員，引起了餐廳經理的注意。

這位經理走近之后，盯著她看了幾秒，突然用英語脫口而出一句話，大意是問她是不是中國人，臉上既緊張又興奮。女官員略顯詫異，卻禮貌點頭，正準備寒暄，經理話鋒一轉，連著追問好幾個細節，說她是不是姓劉，是不是在朝鮮戰場上當過英語翻譯。

這一下，桌邊的人都愣住了。那位女官員抬頭仔細打量他，緩緩問道叫什么名字。經理壓低聲音報出自己的英文名，隨即又加了一句：“二十多年前，我是你的俘虜。”屋里嘈雜的談話聲仿佛一下子離得很遠，只剩下這句略帶顫抖的話在空氣中回蕩。

在同伴驚奇的目光中，這位中國女官員站起來，伸出手和他緊緊握住。她的名字，叫劉祿曾。對于很多人來說，這只是一次頗具戲劇性的重逢，可要把時間往前撥回去，故事要從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上海講起。

一、從洋樓少女到志愿軍翻譯

1928年，劉祿曾出生在上海，一個典型的書香兼金融家庭。父親劉漢生與叔父都在大銀行任要職，收入穩定，社會地位不低，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里，這樣的家庭算得上非常寬裕。

一家人住在租界內一棟小洋樓里，后面帶著花園，春夏之交，花木繁盛，孩子們追逐打鬧的聲音常常響到深夜。屋子里早早裝上電扇和暖氣，家務則交由雇來的保姆打點，衣食無憂的生活讓許多同齡人羨慕不已。

在家庭安排下，劉祿曾進入上海著名的美辦中學中西女中，課程以英文見長。她的語言天賦很快顯露出來，口語發音標準，英文小說讀得飛快。中學畢業后，又考入東吳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專業，準備走一條典型的“白領路線”。

然而，內戰的炮火已經逼近。解放戰爭后期，許多年輕學生都在討論前途問題，有人去南方，有人準備出國，也有人干脆投身解放軍隊伍。1949年4月，解放軍渡江在即，上海局勢急劇變化，劉祿曾受周圍氣氛感染，主動報名參加解放軍文工團。

當時的審查標準對所謂“資產階級家庭”頗為嚴格，她的出身成了“問題”。文工團方面以出身不符合為由，把她擋在門外。有人勸她打消念頭，安心念書，將來留在城市里過安穩日子，但她心里已經有了方向，沒有再回頭。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很快，“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口號傳遍國內各大城市。那一年，許多大學校園里貼滿動員報名的號召，火車站也常能看到送行的隊伍，情緒高漲而緊張。

中國作出出兵決定后，一個現實問題擺到了志愿軍面前：部隊中很多指戰員文化程度不高，對繳獲的敵方文件難以理解，與美軍俘虜之間更談不上正常對話。在這個節點上，會英語的年輕人一下子成了急需的“特殊兵源”。

全國多所高校組建起小分隊，像湖南大學的呂斌、周繕群等人，被專門挑選出來，奔赴朝鮮戰俘營。南京大學、東吳大學的外語、法律、藝術等專業學生，也陸續加入這支特殊隊伍。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英文水平出眾的劉祿曾，終于得到了入伍的機會。

她被編入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九兵團政治部敵軍工作部，職務是副排級軍官，主要負責英語工作。1950年深秋，在寒風刺骨的鴨綠江邊，她穿上嶄新的軍裝，跟隨翻譯小分隊登上軍車，向北進發。

等車燈在江畔熄滅，人群分批徒步過江時，遠處偶爾傳來轟鳴聲。劉祿曾身邊不少同志還是頭一次上戰場，緊緊抓著裝備，步子邁得很快。她抬頭看著漆黑的天空，心里清楚，自己過去二十多年的舒適生活，已經徹底翻篇。

進入朝鮮境內后，耳邊常伴隨的是飛機的轟鳴和炮火的爆裂聲。道路旁偶爾可以看到破碎的車輛和被戰火撕裂的房屋，還有倉促撤離留下的炊具和雜物。對一個從小在洋樓里長大的女大學生而言，這樣的場景極為震撼。

不久，她被派往朝鮮中部一個叫球場的小鎮，那里設有志愿軍俘虜管理團的收容所。剛一到任，她還沒顧上適應簡陋的住處，就被拉到簡易辦公室里，開始整理繳獲來的宣傳品和美軍軍事文件，把英文迅速翻譯成中文，好讓前線指揮員及時掌握情況。

上甘嶺戰役前夕，前沿陣地需要熟悉英語的干部支援，劉祿曾被調到更靠近火線的地方。在那里，她的工作不只是翻譯文件，還包括審訊俘虜、對敵喊話、撰寫和散發傳單，幾乎每天都要和敵方士兵打交道，只不過交手的方式換成了語言和觀念。

二、戰俘營里的年輕女軍官

戰爭持續推進，一批又一批在戰場上被俘的美軍士兵，被押送到志愿軍管理的戰俘營。劉祿曾接觸到的，不再只是紙面上的文件，而是一張張有表情、有故事的臉。

志愿軍俘管政策強調寬待俘虜，這一點在戰俘營有明確規定。對這些被制服的對手，劉祿曾既不能遷就，也不能簡單粗暴。語言上要嚴肅，態度上要講分寸，既講政策，又講道理，目的是讓對方認清這場戰爭的性質。

有一次，一個俘虜在問話室里情緒失控，不停掉眼淚，嘴里支支吾吾說不出完整句子。類似的情況她見過不少，卻還是耐心地等他平靜下來。幾分鐘后，她換了一個角度，說了幾句簡單卻很直接的話，大致意思是提醒他在美國也有自己的家庭，有妻子、父母和孩子，質問他為何要跑到別國的土地上開槍。

那名俘虜聽著聽著，抽噎聲慢慢變成嘆氣。談話拖了很久，從他的參軍經歷說起，聊到他對這場戰爭的看法。到最后，他終于坦率地交代了情況。問話室外的記錄員悄悄合上筆記本，知道這次工作算是完成了。

面對黑人士兵，她又換了一種方式。那時候美國國內的種族問題早已人盡皆知，軍中黑人士兵的待遇與白人差距明顯。劉祿曾抓住這一點，引導他們思考自己為什么會被推到戰場，又用“互相監督、比一比誰更坦白”的辦法，讓表現積極的人得到表揚和小小的優待，比如發幾支香煙，或讓他們參與刊物編輯。

在這些俘虜中，有一個人給她留下印象很深。他來自美國海軍陸戰第一師，是個新兵，中文發音實在難記，大家通常直接叫他的英文名——詹姆斯伯特納。參軍前，他在一家餐館里給人洗盤子，工作單調又辛苦，后來因為偷車被捕，才被法院“建議”參軍，以減免刑期。

第一次談話時，這個年輕人看上去吊兒郎當，語氣里帶著掩飾不住的輕佻。但在詳細問了背景之后，劉祿曾換了語氣，提醒他在美國偷車是犯罪，那么跑到朝鮮開槍打死別人家的兒子，又該算什么。

聽到這一層，他明顯愣了一下，卻仍照本宣科地重復說是為了阻止“侵略”。劉祿曾緊接著反問，如果他們真是來“解救”的，為什么朝鮮老百姓卻選擇和志愿軍站在一起，這種最直接的民意誰都看得見。伯特納想把話題扯到牧師的禱告和“上帝與我們同在”的說辭上，卻被一句“可你現在已經成了我們的俘虜”戳破。

有人在場記得，當時他低聲嘟囔了一句：“這是第一次上戰場，就落在你們手里。”語氣里既有不甘，也有被現實打擊后的無奈。

后來，伯特納與其他俘虜被送往后方戰俘營。途中他突然高燒不退，情況一度有些危險。得知消息后，劉祿曾專門去找軍醫，催著給他檢查，確認只是風寒后，又囑咐按時給藥。考慮到路途顛簸，她還向領導提議，讓病情較重的幾名俘虜改乘車輛，以免拖出并發癥。

運送過程中，發生過一個小插曲。一次押送休息時，有戰士順手揪了一下伯特納的鼻子，半是玩笑半是逞能。劉祿曾看見后，當場制止，說這種粗魯的動作既不符合部隊紀律，也傷害人的尊嚴，讓那名戰士當面道歉。這件小事在營里傳開后，對氣氛的影響遠比幾句口號大得多。

在戰俘營里，伯特納的態度漸漸改變。他開始主動協助營方工作，參加討論會，在墻報上寫短文，談自己對戰爭的重新認識。有一次，他對身邊人感慨，自己沒有死在戰場上，成了俘虜反而撿回一條命，這算一種“奇怪的幸運”。

劉祿曾調離俘管團之后，仍時不時托人打聽這些戰俘的近況。聽說伯特納表現越來越積極，甚至幫助維持營內秩序，她也略感欣慰。不過，戰場形勢變化很快，她接到新任務，被調往志愿軍第九兵團副司令兼第二十四軍軍長皮定均麾下，專職從事英語翻譯和敵情分析，和伯特納就此失去直接聯系。

在朝鮮停戰談判進入實質階段前夕，志愿軍開展遣返戰俘的準備工作。劉祿曾參與過其中一部分，但兩人已經分屬不同單位，眼看大批戰俘被分批遣返，卻始終沒機會再說上一句完整的話。有戰友后來回憶，當時她只是感嘆了一句“不知道他回去后會怎樣”，然后又投入到成堆的文件和名單里。

三、停戰、婚姻與紐約重逢

對外界而言，朝鮮戰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規模的戰役和談判桌上的博弈。但對像劉祿曾這樣的翻譯干部來說，日常工作里最重要、也最繁瑣的一塊，是整理戰俘檔案和名單。

每一個戰俘，都要建立詳細卡片，記上姓名、出生年月、籍貫、入伍時間、部隊番號、被俘地點和日期，以及在哪個俘管團、哪一批次準備遣返。周繕群、方平、趙達、呂斌、周良瑤等一批俘管干部和女翻譯，一頁頁翻看原始記錄，逐條核對，生怕漏一人、錯一字。

在戰俘交換問題上，我方提供的名單詳盡而嚴謹，甚至連朝鮮文姓名都盡量核對清楚。英方知情后，態度相對客觀，承認這些名單符合實際。反觀美方遞來的名單，多是簡單英文姓名加上內部編號，缺少關鍵信息，讓人不得不一遍遍去交叉驗證。檔案室常常燈火通明到深夜，翻譯們端著搪瓷缸喝涼茶，壓住疲倦。

1953年7月，停戰談判接近尾聲。劉祿曾再一次被派到前線，這一次，她的任務是在丁字山陣地上，通過擴音器向敵軍陣地喊話，主持所謂的“節目”，開展政治攻勢。說是“主持”，環境卻遠談不上輕松，坑道里堆滿沙袋，耳邊隨時會響起零星的槍聲。

7月27日那天，消息順著密電和電話一層層傳到陣地：停戰協議已經在板門店簽字。黃昏時分，山坡上還不時閃過火光，可過了晚上八點左右，炮聲明顯稀疏，許多戰士忍不住在黑暗里小聲議論。

按照安排，劉祿曾用英語、朝鮮語輪流向對面播報停戰消息。由于心里明白這意味著什么，她的語調比往常高了一些，也更有勁?？拥览镉腥宋罩摽?，聽著這些詞句，露出難得放松的表情。

等到晚上十點，交火基本停下，山谷里安靜得有些不真實。天快蒙蒙亮時，劉祿曾和戰友才從坑道里爬出，站到陣地邊緣。對面的美軍士兵也從掩體里探出頭來，其中幾個人看到擴音器旁邊站著的是一名女兵，明顯愣了一下，有人干脆扶著望遠鏡多看了幾眼。

氣氛微妙地緩和下來，她突然想到一個主意，用英語高聲喊道“我們要和平，我們討厭戰爭”，身邊戰士跟著一起重復。山谷里回聲來回碰撞，對面的美軍有人鼓掌，有人露出笑容，表情復雜，卻不再有敵意的緊繃。

戰火漸漸遠去，另一些事情卻在悄然發生。劉祿曾在九兵團政治部青年部的活動中，認識了一位同樣在前線工作的干部艾奇。兩人一開始只是在工作交流中頻繁接觸，有時一起籌劃文娛活動，有時在山坡上討論文件用詞，時間一長，彼此的信任和好感一點點積累。

很多戰友都注意到，一個是曾在洋樓里長大的上海女大學生，一個是性格穩重、辦事利落的青年干部，在槍火和緊張工作擠壓出的縫隙里，他們的關系從戰友逐漸變成伴侶。1953年7月，劉祿曾隨部隊回國，被分配到南京軍區工作，同年11月，兩人在南京舉行了婚禮，這段在戰壕間萌芽的感情，終于落了地。

回國后的歲月里，她的身份從前線女翻譯，變成軍區干部，又轉到對外接待系統，進入中國國際旅行社南京分社，負責對美業務。工作重點從戰俘名單變成旅游線路，從審訊筆錄變成接待安排，英語依舊是她手上的“武器”，只是用法已經完全不同。

到了七十年代末，中美關系有了新的發展。1979年春，中國派出代表團赴美訪問，劉祿曾因為熟悉美國情況，又有戰時經歷，被選為團里負責對接的女官員之一。那就是開篇所說的那次紐約晚宴。

在那家中餐館里，當餐廳經理確認眼前的中國女士正是當年戰俘營里的女軍官時，本來準備端菜的服務員都停下了動作，想聽清他們在說什么。經理一邊握著她的手，一邊斷斷續續回憶戰俘營的情景。

他提到，某一年圣誕節，營里發了一個別致的小徽章，上面用英文寫著“和平”兩個字。他說那是劉祿曾親手遞給他的，并且認真告訴他，戰后總有一天要回家，好好過平靜日子。這枚小東西，后來被他帶回美國，一直放在家中收起來。

周圍賓客聽完，紛紛舉杯致意，有人憑著有限的中文對她說辛苦，也有人單純表示敬佩。席間談笑聲本就熱烈，這一段插曲傳開后，氣氛反而變得更為真誠。原本只打算匆匆吃一頓飯的客人，有的索性放慢了筷子，聽他們回憶那段遠在半個地球之外的歲月。

談話間，劉祿曾感嘆，現在兩個人面對面坐著，身份已經完全不同。當年一個是持槍的侵略軍士兵，一個是俘管翻譯軍官，兩人隔著高墻和鐵絲網說話；此刻卻只隔著一張餐桌，桌上擺著熱氣騰騰的家常菜。她說了一句：“這回，總算是以朋友的方式見面了?！?/p>

伯特納點頭回應，大意是承認自己年輕時并不懂戰爭為何而打，只知道有人說這樣可以減刑，有酒喝，有女人看，報酬也不錯。直到在戰俘營聽了許多討論，看到不同人的遭遇，才慢慢意識到策劃戰爭的人，往往和真正流血的人不是同一批。他還說了一句略帶激動的話：“只有真正不想打仗的人民，才會認真對待俘虜。”

在得知劉祿曾如今在中國國際旅行社負責接待美國游客后，伯特納笑著說，她簡直就是“民間大使”，在兩國之間搭了一座橋。有意思的是，他悄聲補充了一句，自己的妻子從來不知道他當過戰俘，希望那一段尷尬經歷，就留在歷史里，不要再翻出來。

飯局接近尾聲時，他忽然提出邀請，希望她有機會去佛羅里達州做客，見見他的家人。算了算日程，她只得婉拒，說明這次訪美時間緊張，還要趕赴其他城市。伯特納聽后難掩遺憾，卻仍用力握住她的手，說等條件允許，會帶著全家到中國旅游，一定要去南京看一看她工作的城市。

分別那一刻，兩人站在餐廳門口，夜色映在玻璃門上，街上的車燈一盞接一盞掠過。多年以前，他們的第一次見面發生在炮火后的朝鮮山谷，身邊是鐵絲網和哨兵；多年以后，第二次見面發生在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之一，腳下是平整的街道。

握手的動作堅持了很久，直到周圍同事提醒時間不早，才依依不舍地松開。那句“二十多年前，我是你的俘虜”，隨著紐約的夜風慢慢散開，連在一起的，是戰爭、停戰、歸來與重逢的一整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