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存與審美之間》——判斷力與當代公共姿態

《在生存與審美之間》

——判斷力與當代公共姿態

文｜郭慶祥

最近和朋友聊天，常常從“收藏”談起。聊著聊著，就會延伸到判斷力、審美，最后落到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在當代公共空間里，“裝”“裝逼”與“不裝”并不是簡單的道德標簽，而是不同的生存姿態，是一個人如何在現實與他人之間安放自己的方式。

先說收藏。

我對收藏并不浪漫。在我看來，前提不是情懷，不僅僅是“喜歡”，而是生存，是對自身邊界的清醒判斷。有沒有基本的經濟基礎？能承擔多大的風險？我不能把命搭進去。連基本生活都不穩的人談收藏，很容易變成脫離現實的自我陶醉。情懷一旦失去現實支撐，很快就會空心化。

有人把“藏家”與“買賣”對立，仿佛只要出售作品就不純粹。這種看法既不現實，也不合邏輯。收藏與出售本身就是判斷的一部分。許多畫廊經營者在長期實踐中，也會轉化為真正的收藏者。認知提升、經驗累積、資金安排，都會影響收與售的節奏。關鍵不在“賣沒賣”，而在是否有判斷。

收藏真正動人的地方，是判斷被時間驗證的那一刻。當一件作品多年后被證明值得，那種滿足感不只是回報，而是確認：在長期學習與修正之后，你可以平靜地說一句：“我看對了。” 那不是運氣，而是認知經時間打磨后的回響。它帶來的不是炫耀，而是一種安靜的自尊。

如果藏家與藝術家在理解中彼此滋養、共同成長，那種默契與共情，更是難以言表的美好。

在持續的判斷與修正中，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一種結構性的失衡：西方藝術史對于塞尚、畢加索、杜尚、波洛克、安迪·沃霍爾等具有顛覆性創造的藝術家，構建了高度成熟的研究體系。他們不僅改變了形式語言，更改寫了藝術運行的邏輯，因此被反復解讀、持續生產意義。

反觀中國藝術史中的所謂“創新”，卻鮮少進入國際核心話語。長期以來，更多是我們在闡釋西方，而非他者主動研究中國藝術家所提出的命題。這種不對稱，固然與全球話語結構有關，但若僅歸咎于外部視角，未免回避了更關鍵的問題。

真正的藝術史突破，往往意味著對規則的挑戰，甚至對既定范式的推翻。而民國以來被廣泛尊為“大師”的部分藝術家，其努力多停留在傳統框架內部的改造：更換題材、強化色彩、吸收西法，卻未觸及筆墨體系與審美結構的根本轉換。從歷史尺度審視，這種路徑更接近修辭性的調整，而非結構性的創造。在市場與文化心理的合力之下，它既安全，也容易獲得認同，但難以形成真正的國際問題意識。

當“改良”被長期誤認為“突破”，當名望遮蔽了方法論的檢驗，藝術史的判斷標準便開始松動。也正是在這樣的反思之下，我逐漸調整自己的收藏方向，不再依賴既有聲譽與歷史標簽，而是更為嚴格地審視作品是否真正改變了語言結構與觀念維度，并以此為尺度，面向更廣闊的國際市場。

從某種意義上說，收藏和企業經營一樣，都是長期主義。但收藏更容易被情緒牽引，所以對人的要求更高：要在感性與理性之間不斷校準。感性過多，會失控；理性過頭，又進不了藝術內部。

所以，收藏不是占有，而是訓練判斷力。在現實約束下學習、修正、積累，慢慢形成自己的審美結構。

也正因為如此，我對刻意營造的“高雅姿態”反而保持距離。每個人都有俗的一面，這很正常。能真誠地保留一點俗氣，并不可恥。問題不在“俗”，而在層次。可以有趣，但不要低俗；可以表達，但不要媚俗；更不要為了顯得不同而故意庸俗。

讓我真正感到遺憾的，是一些畫界名流在公共場合的表達方式。問題不在專業能力，而在說話的姿態。反對媚俗當然沒錯，可當“反對”被包裝成一種可以被消費的人設，就開始變味了。犀利語錄被剪成短視頻反復傳播，“我敢講真話”的形象被不斷強化，慢慢成了一種安全又好賣的標簽。姿態跑在邏輯前面，諷刺多過論證，話語的聲量甚至蓋過了作品本身，變成“話語大于作品”。竟然還自嘲：“我從小裝逼，一直裝到現在，裝成了。”聽著像坦率，其實更像算計。

裝，本身不可恥。人在還沒站穩時，難免需要一點姿態來保護自己，那是為了站穩。但“裝逼”不一樣。主動說自己“裝逼”的人，往往不是自省，而是借機踩別人。它的核心從來不是“我是誰”，而是“我比你強”。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這種姿態被長期消費，變成一種可復制的“鋒利”，看似勇敢，其實毫無風險。當一個人不再用作品承擔不確定性，而是靠話語制造確定感；不再通過創造建立權威，而是通過貶低他人換取掌聲，他口中反對的媚俗，也許只是換了種形式存在。

成熟，不是拒絕世俗，也不是反復標榜清醒，而是清楚邊界在哪里：什么可以妥協，什么不能拿來交換。

真正站得住的人，不需要把自己裝成另一個樣子，更不必靠“裝逼”來證明高明。用一種表面坦率的“誠實”去愚弄大眾，本身就是虛偽。靠蔑視他人制造優越感，是判斷力的失守。當優越感取代了邏輯，表達自然也失了分寸。那些把“裝逼成功”當成榮耀的人，其實既無恥，也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