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為啥不結盟？俄專家坦言：中國拒絕與俄結盟，原因有3個

中俄關系表面緊密，雙邊貿易額預計2025年突破2500億美元大關；西伯利亞力量管道晝夜不息輸送天然氣；聯合軍演頻次逐年上升，涵蓋?？仗祀姸嗑S空間?？梢坏┥婕罢骄喗Y軍事同盟，中方始終態度明確、立場堅定——不予考慮。

俄羅斯知名國際關系學者德米特里·蘇斯洛夫于2023年6月接受《全球事務評論》專訪時系統闡釋了中方持此立場的三大深層動因：歷史記憶的深刻烙印、地緣現實的客觀制約，以及外交哲學的根本遵循。

首當其沖的是歷史經驗形成的審慎慣性。這正是蘇斯洛夫開宗明義指出的第一重邏輯支點——中國對任何形式的剛性同盟安排保持高度戒備，這種警惕并非憑空而來，而是由數段沉痛實踐反復錘煉而成。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莫過于20世紀中葉那段從“同志加兄弟”急速滑向全面對峙的中蘇關系劇變。這段歷程雖被寫入中學課本，但真實圖景遠比教科書所載更為復雜、更具警示意義。

1950年初，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百業待舉，外部環境嚴峻復雜。彼時蘇聯作為首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迅速伸出援手，雙方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戰略協作框架。

蘇聯當時的援助極為務實：派出逾萬名技術專家，提供全套工業設備與圖紙，主導建設156個核心工業項目。今日耳熟能詳的沈陽第一機床廠、洛陽拖拉機廠、包頭鋼鐵基地，皆由此奠基。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的誕生，更是蘇聯工程師與中國工人并肩調試生產線、徹夜攻關技術難題的直接成果，堪稱新中國工業體系的“胚胎工程”。

那段時間的合作深度令人動容：蘇聯專家深入工廠車間同吃同住，手把手示范精密機床操作；北京、哈爾濱等地高校設立俄語專修班，每年數千名青年學子負笈莫斯科、列寧格勒求學，兩國人員往來之密、情感聯結之深，確如血脈相連的摯友。

然而蜜月期并未持續太久，結構性矛盾悄然浮現。

蘇聯高層逐漸顯露出強烈的單邊主導傾向，將自身定位為不可質疑的“中心”，要求中國在重大外交決策、經濟建設計劃乃至意識形態表述上無條件同步。這種不對等的姿態，使中方日益感到主權空間受到擠壓。

分歧逐步外溢至邊界地帶，自20世紀60年代起，中蘇邊境摩擦事件顯著增多，巡邏隊對峙、哨所沖突時有發生。

1969年3月爆發的珍寶島武裝沖突，成為關系徹底破裂的標志性事件。蘇軍出動T-62主戰坦克與BM-21火箭炮集群越界進攻，中國邊防部隊依托地形展開頑強反擊，雙方傷亡均達數百人。昔日并肩抗擊法西斯的戰友，竟在冰封江面展開殊死搏殺，這一幕深深刺痛了兩國民眾的歷史記憶。

此后長達二十余年，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各領域基本中斷往來，戰略互信跌至冰點，各自付出沉重代價。

若論歷史教訓的縱深感，還需回溯至更早的晚清時期——那是中國近代首次嘗試借助結盟抵御外侮卻反遭反噬的典型案例。

1896年，清廷為牽制日本擴張野心，與沙俄秘密簽訂《中俄密約》，約定共同防御日本。沙俄表面慷慨允諾，實則借機攫取巨大權益：強租旅順、大連，攫取中東鐵路筑路權及沿線駐軍權，并將勢力范圍深度嵌入東北腹地。

結果非但未能遏制日本侵華步伐，反而導致俄國勢力坐大，為日俄戰爭埋下伏筆。清廷最終在日俄戰爭后被迫簽訂《樸茨茅斯和約》，喪失對東北主權的實際控制，真正應驗了“引狼入室”的古老箴言。

蘇斯洛夫在訪談中特別強調，這兩段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敘事，共同塑造了中國決策層的核心認知：同盟關系絕非天然的安全屏障，反而可能異化為戰略枷鎖。一旦盟友間出現根本性利益錯位，弱方極易淪為強方戰略棋局中的被動棋子，甚至被裹挾進本可規避的沖突漩渦。

正因如此，新中國自成立伊始便將“獨立自主”鐫刻于外交基因之中，尤其在經歷中蘇大論戰與邊境流血沖突后，對任何可能削弱政策回旋余地的制度性綁定，始終保持近乎本能的審慎。

如果說歷史鏡鑒構成了心理層面的“安全紅線”，那么當代地緣格局的結構性差異，則構成了理性判斷的“現實標尺”。這正是蘇斯洛夫所指的第二重決定性因素。

外界常誤讀中俄合作為“鐵板一塊”，實則兩國在戰略優先方向、資源稟賦結構與區域治理路徑上，存在顯著而深刻的錯位。

若強行以同盟機制整合二者，不僅難以形成合力，反而可能激化潛在張力，誘發西方陣營更嚴厲、更系統的聯合反制，實屬戰略得不償失。

聚焦戰略重心，中國當前全部外交與經濟資源，高度聚焦于亞太地區縱深發展。

南海諸島主權維護、東海劃界談判、臺海局勢穩定、RCEP框架深化，每一項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議程。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倡議已延伸至152個國家，其中東南亞基建項目占比超40%，與沙特、阿聯酋、伊朗的能源—基建復合型合作持續升級，所有行動均以經濟互聯互通為軸心，刻意規避軍事義務延伸。

俄羅斯的戰略注意力則長期錨定歐洲大陸。盡管近年提出“向東看”戰略，但在實際資源配置中，北約東擴壓力、黑海艦隊常態化部署、烏克蘭危機后續處置，仍占據其國防預算與外交精力的絕對主體。

倘若建立正式同盟，中國將不得不承擔協防歐洲側翼的政治與道義成本，這既違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嚴重稀釋其在亞太事務中的戰略專注度。

同理，俄羅斯亦無意介入中國在亞太地區的主權議題。對于南海爭端、朝鮮半島局勢等敏感問題，俄方一貫采取“不選邊、不站隊”立場，因其深知這些議題與其核心安全利益關聯度有限，貿然卷入只會徒增外交負擔。

更值得玩味的是兩國在中亞地區的競合并存態勢——這一微妙平衡常被外界忽視。

中亞五國坐擁全球15%已探明天然氣儲量、近30%鈾礦產能，更是連接歐亞大陸的咽喉要道。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實施基礎設施先行策略：中吉烏鐵路全線貫通、烏茲別克斯坦光伏電站群投運、哈薩克斯坦數字絲綢之路樞紐建成，本質是資本與技術驅動的經濟網絡拓展。

俄羅斯則依托集安組織維持傳統安全影響力：在塔吉克斯坦駐有第201軍事基地，在吉爾吉斯斯坦保留空軍保障設施，通過俄氣公司掌控中亞天然氣出口定價權，致力于維系其在后蘇聯空間的制度性主導地位。

雙方目標雖有交集——均致力于壓縮西方在中亞的地緣存在——但實現路徑存在天然張力。

例如中國提供的低息貸款與靈活融資模式，正加速替代俄羅斯傳統能源結算體系；烏茲別克斯坦等國主動引入中國新能源企業參與電網升級，客觀上削弱了俄方能源公司的技術壟斷優勢。此類漸進式替代，已在部分中亞國家引發政策搖擺。

若以同盟條約固化合作關系，此類技術性摩擦極易被放大為政治信任危機，反而侵蝕現有合作基礎。當前“分領域推進、差異化協同”的務實模式，恰恰保障了最大公約數。

尤為關鍵的是，同盟化將觸發西方前所未有的制裁共振效應。

目前美歐對俄制裁已覆蓋金融、能源、科技全鏈條，若中國邁出結盟一步，美方極可能啟動《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CAATSA）第231條款，對中國實體實施次級制裁，并推動SWIFT系統將更多中資銀行剔除在外。

屆時中國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航空發動機進口、跨境投融資通道等領域將面臨系統性阻滯，經濟損失或將達年度GDP的1.2%以上。

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與歐盟貨物貿易總額達7870億美元，占對外貿易總值14.3%；德國在華投資存量超240億歐元，法國空客在天津完成超600架A320系列飛機總裝。此類深度經貿紐帶，絕非地緣政治口號所能輕易割裂。

中國不會為抽象的同盟承諾，犧牲實實在在的發展紅利與民生福祉。這種基于成本—收益精算的戰略清醒，正是大國理性的生動體現。

蘇斯洛夫所揭示的第三重根基，直指中國外交哲學的本質內核——這是超越歷史與地緣的終極邏輯，也是最不可動搖的原則底線。

中國始終將自身定位為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奉行不結盟、不稱霸、不搞勢力范圍的外交信條。這種選擇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對世界秩序演進規律的深刻把握，旨在為自身保留最大戰略彈性，也為全球治理提供多元解決方案。

2023年6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法》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其第四條以法律形式莊嚴宣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主張各國主權平等，尊重各國領土完整，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

在中國外交思想譜系中，“結盟”本質上是冷戰思維的產物，是零和博弈的制度化表達。美國主導的北約體系，正是通過軍事捆綁將成員國納入單一指揮鏈，進而服務于全球霸權護持目標。這種將主權讓渡給集體安全機制的模式，與中國“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文明基因完全相悖。

中國始終強調自身發展中國家屬性，拒絕扮演“修正主義大國”角色。其推動的金磚國家擴容、上合組織機制完善、全球發展倡議落地，均以南南合作為底色，以共同發展為旨歸。

一旦與俄羅斯締結同盟，等于主動放棄“第三方斡旋者”的獨特身份，將自身置于西方陣營的對立面。眾多尚未明確站隊的新興市場國家，或將因此重新評估對華合作風險，中國多年構建的“朋友圈”將面臨實質性收縮。

不結盟帶來的最大戰略紅利，在于賦予中國無可替代的調停者資質。

俄烏沖突爆發以來，中國未參與任何單邊制裁，亦未向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而是連續發布《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提出包括“尊重各國主權”“?；鹬箲稹薄皢雍驼劇痹趦鹊?2項具體主張；促成黑海糧食外運協議重啟，保障3200萬噸谷物順利出口；推動土耳其、埃及等國加入人道主義走廊建設。這些行動的合法性與有效性，正源于其超然于沖突方之外的中立地位。

當前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合作生態，呈現出鮮明的“去陣營化”特征：向俄羅斯采購能源，同時與卡塔爾簽署27年液化天然氣長約；向沙特輸出5G基建，又與德國車企共建智能網聯汽車實驗室；向巴西供應高鐵裝備，亦與加拿大深化鋰礦開發合作。所有合作均基于具體項目可行性與商業可持續性，而非意識形態劃線或軍事義務綁定。

結盟機制將徹底摧毀這種精細平衡，迫使中國在各類議題上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這既違背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也背離中華民族“執兩用中”的智慧傳統。

或許有人會追問：這種不結盟模式，是否符合俄羅斯利益？答案是高度肯定的。莫斯科不僅接受，且視其為最優解。

對俄羅斯而言，被同盟義務束縛手腳同樣是戰略負擔。當前“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協作范式，既能確保能源出口渠道穩定、規避西方金融封鎖，又能避免卷入亞太復雜地緣博弈，實為理性權衡后的最佳選擇。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2024年圣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期間明確表示：“俄中關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礎上，不存在所謂‘領導—追隨’結構，雙方合作深度早已超越傳統同盟范疇，無需條約形式予以確認?！?/p>

普京總統在第十一屆中俄黨際交流會賀信中進一步闡明：“兩國協作的核心價值，在于推動國際秩序多極化轉型，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這種協作聚焦于具體事務協調與治國理政經驗互鑒，而非需要共同承擔安全風險的軍事聯盟。”

事實上，俄羅斯對同盟機制的警惕，絲毫不亞于中國。烏克蘭危機已為其提供慘痛教材——當生存危機真正來臨，所謂盟友承諾往往不堪一擊。

拉夫羅夫曾以極具俄羅斯式的冷峻幽默坦言：“俄羅斯真正的盟友只有三支力量：陸軍、海軍與空天軍。”此語雖顯悲壯，卻道出殘酷現實：集安組織部分成員國在危機期間僅作象征性表態，未提供實質支援；白俄羅斯雖開放領土供俄軍休整，但拒絕派兵參戰；亞美尼亞在納卡問題上甚至轉向西方尋求調解。

即便與朝鮮的互動，也嚴格限定于功能性互補：俄方向朝方提供燃油、化肥及民用技術，朝方為俄方提供季節性勞動力與常規彈藥補給。雙方從未就軍事同盟進行任何實質性磋商——俄羅斯同樣不愿被朝鮮半島問題拖入不可控的沖突升級循環。

對莫斯科而言，當前對華合作模式堪稱理想狀態：既獲得中國龐大市場對俄能源出口的兜底保障，又獲取基建標準、數字技術、新能源裝備等關鍵領域支持；既緩解西方制裁帶來的技術斷供壓力，又無需承擔亞太安全義務。這種“精準滴灌式”合作，遠勝于“大水漫灌式”同盟的沉重包袱。

今日中俄關系的實際效能，早已突破傳統同盟的物理邊界。

雙方在能源、航天、極地科考、人工智能治理等數十個領域建立部長級協調機制；上合組織擴員至10國后，已成為覆蓋全球44%人口的最大區域性組織；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累計批準項目超320億美元，其中60%投向綠色低碳領域。這些多邊平臺的蓬勃生機，正是不結盟模式強大生命力的有力佐證。

這種超越冷戰范式的新型大國關系，不僅重塑了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版圖，更以實踐證明：真正的戰略互信，無需靠盟約來維系；持久的共同利益，不必以犧牲主權為代價。它所昭示的，或許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大國相處之道的未來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