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爭當常任理事國，向全球宣布一件大事，中方回懟：日本沒資格

2月20日，中日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再次爆發了“唇槍舌戰”，日本代表再次表達想當常任理事國的意愿，中方代表傅聰大使當場回懟，日本根本沒有資格。

而在這場口水戰爆發的前幾天，日本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件事，那么，中方再次重申日本沒資格日常釋放了哪些信號？日本又宣布了什么大事？

入常喊了二十年，日本差的是實際行動

日本對“入常”這件事并不陌，2004年前后，日本拉上德國、印度、巴西湊了個四國集團，想用“打包方案”把常任席位一起推進，聽起來很熱鬧，實際操作像在“擁擠地鐵里插隊”，誰都不想讓。

反對力量當時就很現實，中國、韓國、朝鮮對日本的態度很明確，核心點不在“日本有錢沒錢”，而在“日本對歷史怎么交代”。

印度那邊也沒能靠“人口和貢獻”自動通關，巴基斯坦直接反對印度，巴西也遇到地區鄰國的疑慮，墨西哥和阿根廷不愿讓巴西在拉美“坐大”。

歐洲內部也不消停，意大利、韓國、墨西哥等國還組織了一個專門反對擴充常任理事國的陣營，外號叫“咖啡俱樂部”，意思很直白：坐下來喝咖啡可以，別急著加椅子。

美國的態度也很耐人尋味，華盛頓在口頭上經常對日本說好話，畢竟盟友關系擺在那，可一談到常任理事國最核心的權力，也就是否決權，美國就變得謹慎了。

支持你進來可以，別把“按下否決鍵”的手也配齊，這種算盤各國都看得懂，結果也不意外，方案沒湊夠聯大需要的高門檻票數，最后成了廢案。

2006到2007年，日本又調整策略，更多去爭取英美等國表態，比如2007年1月，英國時任首相布萊爾公開支持日本“占據應有的位置”。

但這種支持更像“禮節性鼓掌”，解決不了根子問題，你周邊國家不信你，你的歷史賬沒算清，你的政治承諾缺少穩定錨點。

安理會席位本質上是“長期信任合約”，不是“年度評優獎狀”，日本在外交層面越努力，歷史議題越繞不過去，談判桌就越容易卡殼。

這一點也解釋了2026年這次交鋒為什么聲量這么大，日本把入常當成“國家正常升級”，中方把它看作“資格審查”，兩邊說的不是同一種語言，一個談地位，一個談底線，自然就對上了。

中方這次為什么用“沒資格”這種重話？傅聰大使的邏輯并不復雜：聯合國和安理會的法理基礎來自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的國際秩序。

常任理事國不只是“大國俱樂部”，更是“戰后秩序的守門人”，你要當守門人，起碼得承認門是怎么建起來的。

但問題在于，日本國內一些政治動作，長期給國際社會一種感覺：它不是在認真反省，而是在反復“試探底線”。

最典型的符號就是靖國神社，這里供奉的并不只是普通陣亡者，還包括二戰甲級戰犯，對周邊國家來說，這不是私人祭奠，這是公共政治信號，像把歷史的傷疤當成勛章展示。

近兩年的動向又讓這種擔憂更具體，202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0周年節點，多名政要參拜靖國神社，首相石破茂還通過代理人供奉祭祀費。

到了2026年2月9日，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又公開說要“營造能夠參拜靖國神社的環境”。

這類話的殺傷力在于，它不需要你真的走進去，國際社會只要聽到“要把參拜變成更方便的事”，就會下意識問一句：你到底想向誰證明什么？

中方的回應也圍繞這個點，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當時曾說過一句很直白的話：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否認罪責就意味著重犯。

這種表述不是為了吵架，而是在強調一個規則：歷史問題不處理好，政治信用就立不住，尤其2026年還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這個時間點本身就會放大“你對戰后秩序的態度”。

更麻煩的是，歷史不只在外交場合出現，它還會被寫進教科書，變成下一代的“默認常識”。

從2025年4月開始啟用的一批日本教材，引發外界持續關注，覆蓋率接近80%的幾家教材里，對南京大屠殺的表述出現了模糊化傾向。

比如把“南京大屠殺”弱化成“南京事件”，用“很多平民被殺”這種被動句式，卻不講加害者是誰，對受害人數也反復強調“無定論”，“慰安婦”問題則被淡化為“受到動員”、“在戰地被迫工作”，關鍵性質被輕輕帶過。

這種寫法的影響不在于某個詞，而在于它制造了一種“歷史霧化”，霧氣一大，責任就小，責任一小，反省就變成可選項。

日本國內也有人看到了風險，比如民間團體“兒童與教科書全國網絡21世紀”就警告，年輕人對戰爭的了解越來越少，甚至有人覺得戰爭沒什么大不了。

對國際社會來說，這不是文化爭論，而是安全預警：一個國家如果連侵略史都講不明白，你讓它在安理會承擔“維護和平”的職責，誰敢放心？

而現在，歷史問題還沒收尾，日本國內的安全政策又在往更硬的方向走，信任本來就不夠，現在還要加速“去約束化”，阻力只會更大。

想當常任理事國，卻在加快軍事松綁！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份工作，說白了就是在最敏感的國際安全議題上“拿得穩、壓得住”，人們看一個候選國，不只看經濟體量，還看它的安全理念是不是可預測、可克制、可被約束。

2026年2月，日本政壇釋放的信號很清晰：修憲進程要提速，首相高市早苗在眾議院選舉獲勝后，迅速提出要把自衛隊寫入憲法，推動修改憲法第九條，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也被報道已達成共識，計劃在2026年提交修憲議案。

憲法第九條的意義，國際社會太熟了：日本放棄戰爭權，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它是戰后日本“和平國家形象”的核心支柱，也是周邊國家對日本保持基本信心的重要原因。

現在如果把自衛隊寫入憲法，再配合自民黨2012年修憲草案里提出的“國防軍”設想，外界自然會聯想到一個問題，日本是不是要從“自衛隊”走向“正規軍隊”？“專守防衛”是不是會被架空？

這種擔憂并不只來自周邊國家媒體，日本國內學者青井未帆就提出“脫軌”風險，《朝日新聞》社論也強調，修憲需要廣泛共識，不能靠議會優勢硬推。

一些歐洲媒體也關注到高市政府可能采取漸進方式提高防務開支，韓國媒體的判斷更直接，認為日本正邁出成為“能戰之國”的關鍵一步。

把這些放到“入常”語境里看，就會出現一種尷尬的對照：日本對外說自己要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想要更大國際話語權，對內卻在推動降低軍事約束的制度性門檻。

這也是中方“沒資格”背后的現實邏輯,資格不是一句話評出來的，而是由行為記錄堆出來的。

對中國而言，反對日本入常并非針對日本人民，也不等于否定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的貢獻，而是強調一個底線：戰后國際秩序的核心原則不能被含糊處理，歷史問題不能被包裝成“翻篇”，軍事松綁不能被說成“正常化”。

總而言之，日本想入常，技術層面的談判可以繼續，政治層面的信任卻繞不過歷史這一關，中方的回懟看似強硬，本質是在提醒聯合國一個常識：席位越高，門檻越要硬。

把歷史講清楚，把制度約束守住，把和平承諾落到行動里，日本才有可能把“想要”變成“被認可”。

安理會改革談的是席位，考的是信用，最后拼的還是誰更像一個能守規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