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五代影視劇都以南唐為主角，太平年為什么以吳越為主角？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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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前提到五代十國，大家腦子里蹦出來的第一個畫面，多半是那位“問君能有幾多愁”的南唐后主李煜。

影視劇愛拍他，因為他慘，因為他美。亡國之君，詞壇皇帝，小周后的凄美愛情，金陵城破時的倉皇辭廟，這些元素疊加在一起，就是一出天然的古希臘式悲劇。

觀眾坐在屏幕前，看著才子佳人落難，掬一把同情淚，感嘆生不逢時。

但如果讓你穿越回那個年代，你真的愿意做李煜治下的百姓嗎？

現(xiàn)在的歷史劇風向變了，新劇《太平年》把鏡頭從風花雪月的南唐移開，對準了隔壁那個一直被視為小透明、甚至被詬病“缺乏骨氣”的吳越國。

為什么？因為觀眾成熟了。我們不再單純迷戀毀滅的美感，開始讀懂了生存的智慧。

當南唐還在搞浪漫主義政治的時候，吳越錢氏家族早就看透了亂世的底層邏輯。他們用一種極度隱忍、甚至在當時看來頗為屈辱的方式，在人命如草芥的五代十國，硬生生為東南百姓守出了七十二年的太平歲月。

史書翻過那一頁你才會發(fā)現(xiàn)，相比于李煜的春花秋月，錢俶的納土歸宋，才是這個民族在至暗時刻迸發(fā)出的頂級智慧，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聊聊南唐和吳越的這段往事～

亂世里的兩種活法

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之一，短短五十三年，中原換了五個朝代，六個姓氏的皇帝輪流坐莊。北方殺得血流漂杵，今天的皇帝明天就可能身首異處。

在南方，南唐和吳越是鄰居，但拿的劇本完全不同～

南唐一直有一種大國包袱，雖然偏安江南，但南唐自認為是李唐皇室的正統(tǒng)延續(xù)（盡管史學界對此存疑），骨子里帶著一股傲氣。

李煜的父親李璟，甚至李煜本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維持著一種“我很強，別惹我”的虛假繁榮。

而吳越國，從第一代國君錢镠開始，就定下了一條在這個亂世里看起來最沒出息，但實則最高明的國策。

《新五代史·吳越世家》里記載了錢镠臨終前留給子孫的遺訓：“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

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不管中原現(xiàn)在的皇帝姓李、姓趙還是姓耶律，只要他強，我們就認他做大哥。不管中原換了多少次朝代，我們都要保持臣子的禮節(jié)，千萬別為了所謂的面子，去跟北方的強權硬碰硬。

這在當時很多清流看來，簡直是軟骨頭。別人都在稱帝，都在爭正統(tǒng)，你吳越國坐擁東南富庶之地，兵精糧足，怎么就甘心當孫子？

但錢氏家族心里這筆賬算得很清楚。

五代時期，戰(zhàn)爭的成本極高。一旦開戰(zhàn)，就是屠城、掠奪、十室九空。吳越國地狹人稠，一旦卷入中原的爭霸泥潭，幾代人積累的財富瞬間就會化為烏有。

所以，當南唐還在為了帝王尊嚴跟后周、跟北宋反復拉扯，導致戰(zhàn)火連綿的時候，吳越國在干什么？

他們在茍～

這個茍，不是茍且偷生，而是為了百姓的安寧，犧牲統(tǒng)治者的尊嚴。

史料記載，吳越國對中原王朝的進貢從不間斷。不管是后梁、后唐、后晉、后漢還是后周，誰坐了汴梁的龍椅，吳越的貢船就開向誰。甚至在北宋建立之初，錢俶為了表示誠意，進貢的財物數(shù)量之巨，讓趙匡胤都感到驚訝。

這種策略換來的是什么？是時間，是空間。

當北方百姓在安史之亂后的余波中繼續(xù)流離失所時，吳越國境內(nèi)的百姓在種茶、織絲、燒瓷。杭州之所以能成為后來的人間天堂，地基全是在這幾十年里打下的。

一邊是濫發(fā)貨幣，一邊是修筑海塘

評價一個政權好不好，別看皇帝寫了什么詞，要看老百姓兜里有沒有錢，碗里有沒有飯。

在經(jīng)濟治理上，南唐和吳越簡直是反面教材和正面案例的典型對比。

南唐后期，因為連年征戰(zhàn)加上皇室揮霍無度，財政陷入崩潰。為了搞錢，南唐搞出了一波騷操作，濫發(fā)鐵錢。

熟悉經(jīng)濟史的朋友都知道，在金屬貨幣時代，鐵錢就是劣幣。《宋史》記載，南唐后期通貨膨脹嚴重，百姓拿著一堆鐵錢買不到一斗米，商路斷絕，民怨沸騰。

李煜在宮里吟風弄月的時候，金陵城外的百姓正為了生存苦苦掙扎。

反觀吳越這邊呢？

如果你去過杭州，一定聽過錢王射潮的傳說。拋開神話色彩，這背后是吳越國一項偉大的水利工程，修筑錢塘江海塘。

那個時候，錢塘江潮水兇猛，經(jīng)常沖毀堤壩，咸水倒灌，導致大量良田變成鹽堿地。

第一代吳越王錢镠沒有把錢花在修豪華宮殿上，而是投入巨資，發(fā)動軍民，甚至使用了當時最先進的竹籠石塘技術，硬是把兇悍的錢塘江潮水擋在了堤壩之外。

《吳越備史》里對此有詳細記載。海塘修好后，咸水不再倒灌，原本的爛泥灘變成了肥沃的良田。吳越國又大力推廣桑麻種植，鼓勵海外貿(mào)易。

當時的吳越，商業(yè)繁榮到什么程度？日本、高麗的商船往來如織，東南一帶“衣食富足，幾無凍餒”。

錢氏家族甚至立下家規(guī)：“民為貴，社稷次之，免除苛稅。”

這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在那個軍閥混戰(zhàn)、為了籌措軍費恨不得刮地三尺的年代，吳越國能做到保境安民，讓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所以，蘇軾后來在《表忠觀碑》里深情地寫道：“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

想一想這句話的分量，在五代十國那個修羅場，一個人能從出生到老死都沒見過打仗，這是多么奢侈的幸福？這是統(tǒng)治者送給百姓最大的禮物。

一場最高級的博弈與成全

納土歸宋，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政權平穩(wěn)過渡的時刻，也是錢氏家族政治智慧的巔峰。

公元960年，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了北宋。隨后，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統(tǒng)一戰(zhàn)略。南邊的割據(jù)政權一個個被收拾，南唐也在公元975年被攻滅。

李煜的結局我們都知道了，金陵城破，他肉袒出降，受盡屈辱，最后客死異鄉(xiāng)，南唐百姓也在戰(zhàn)火中遭受了巨大痛苦。

此時，擺在吳越王錢俶面前的，是一個死局。

整個南方只剩下吳越國了。打？肯定是打不過氣勢如虹的宋軍。守？只有死路一條。

這時候，趙匡胤展現(xiàn)出了極高的政治手腕，而錢俶也接住了這個高難度的球。

史書里記錄了一個非常有畫面感的細節(jié)。

錢俶第一次去開封朝見趙匡胤時，內(nèi)心是極度恐懼的。他不知道這一去還能不能活著回來，畢竟“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他在開封待了兩個月，畢恭畢敬。臨走時，趙匡胤沒有扣留他，反而給了他一個黃綢布包起來的包裹，讓他半路上再看。

錢俶提心吊膽地上了船，走到半路，顫顫巍巍地打開包裹。那一瞬間，他冷汗直流，緊接著便是痛哭流涕。

包裹里裝的，全是北宋朝廷大臣們要求扣留、殺掉錢俶的奏章。

趙匡胤把這些奏章全都打包給了錢俶，并留下話：“以此賜卿，可歸示子孫，使知朝廷待卿之意。”

這一招攻心計，太狠，也太高。趙匡胤是在告訴錢俶：我想殺你，易如反掌，全天下都讓我殺你，但我保了你，你自己看著辦。

回到杭州后的錢俶，明白大勢已去。但他更明白，如果負隅頑抗，杭州城就是下一個金陵，吳越百姓就是下一個南唐遺民。

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錢俶做出了那個對得起蒼生的決定。

他主動上奏，將吳越國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的土地、人口、賦稅、軍隊，全部無償獻給北宋。

《宋史》記載：“愿以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納于有司”

消息傳出，朝野震動。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沒有攻城略地，沒有血流成河，沒有巷戰(zhàn)屠殺。杭州城完好無損地交接，百姓的日常生活沒有受到任何打斷，集市照常開，生意照常做，只是城頭的旗幟換了顏色。

因為錢俶的這一退，吳越之地的經(jīng)濟、文化、人口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全。

后來的歷史證明了這一切，北宋最繁華的經(jīng)濟中心就在東南，蘇東坡能在那修蘇堤，柳永能在那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全都要感謝當年錢俶的不殺之恩。

為什么我們今天更需要讀懂吳越？

以前我們看歷史，容易陷入一種成王敗寇或者悲情英雄的誤區(qū)。

我們覺得項羽烏江自刎是英雄，覺得李煜亡國哀歌是絕唱。但如果是站在文明延續(xù)和百姓福祉的角度來看，錢镠和錢俶這樣的統(tǒng)治者，才是真正的人間清醒。

南唐的李煜，用一個國家的滅亡，成就了自己在詞壇的千古帝位。這是一種藝術上的勝利，卻是政治上的完敗，更是對蒼生的辜負。

吳越的錢氏，背負了納土降臣的名聲，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儒家正統(tǒng)觀念輕視，但他們卻護住了江南的元氣。

錢氏后人也因為祖先的積德，在宋朝乃至后世都人才輩出。大家熟知的錢學森、錢鐘書、錢三強、錢偉長……這些近代中國的脊梁，全都是吳越錢氏的后裔，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歷史的福報。

《太平年》之所以把主角換成吳越，其實是在傳遞一種更成熟的歷史觀：

真正的英雄，不一定非要站在尸山血海之上。在不可違逆的大勢面前，懂得為了萬千生靈而退讓，懂得如何用智慧去化解兵戈，這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慈悲。

老達子說

歷史書頁翻得太快，我們往往只記住了那些殺伐果斷的征服者。但如果讓你選，你是愿意在李煜的悲歌里流離失所，還是在錢俶的庇護下，安安穩(wěn)穩(wěn)地過完這一生？

我想，答案不言自明。

所謂的“太平年”，不是靠文人的筆墨寫出來的，而是靠這種務實、隱忍、心懷悲憫的政治智慧，一步步熬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