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的新桂系曾以鐵板一塊著稱,而新桂系也一直以來是蔣介石的心腹大患。然而新桂系三位核心人物最終的歸宿,卻更像一出悲喜劇。李宗仁解放前出走美國,后來又從美國歸來在北京走完一生,白崇禧在1966年的臺灣黯然離世,而黃紹竑解放前夕選擇留在大陸。當年一同起于草莽、并肩打下八桂江山的兄弟,為何在歷史的岔路口分道揚鑣,甚至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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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齊心
新桂系三駕馬車各有特色,李宗仁的寬厚、白崇禧的機敏、黃紹竑的練達,這三人的配合也曾是廣西這個邊陲省份迅速崛起的完美配方。
北伐之后,桂系的勢力如野草般從嶺南蔓延至兩湖甚至華北,那份“廣西人主天下事”的雄心,讓南京的蔣介石如芒在背。然而,這種急速擴張本身早早就埋下了隱患。
地盤大了,利益如何分配?聲音多了,聽誰的?1929年蔣桂戰爭的慘敗,與其說是蔣介石謀略險惡,倒不如說就是新桂系內部外強中干。
人各有志
黃紹竑的離開從表面上看,這是軍事失敗后的無奈選擇,實際上草蛇灰線早有伏筆。
1929年蔣桂戰爭中桂系兵敗如山倒,李、白、黃三人倉皇逃回廣西老家,昔日的宏圖霸業轉眼成空。1930年中原大戰中新桂系再度失利后,黃紹竑心中的厭倦達到了頂點。黃自己后來坦言,當時“深感軍閥混戰給地方和國家都造成很大災難”,并決心不再參與其中。
黃紹竑的性格中有著李、白二人不同的務實與靈活,或許更早看透了在蔣介石體系下地方軍閥的終極困境。于是,他做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有些“背叛”色彩的決定:接受蔣介石的招攬,轉身進入中央政界。
黃紹竑的這個選擇雖然看起來像背叛一樣,但是在李宗仁和白崇禧心中,他們卻可以理解,甚至他們也認為黃紹竑離開廣西去蔣介石那里,正好新桂系也有了一個內應,如此想來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在此后,黃紹竑從此游走于蔣與桂系之間,扮演起一個復雜的協調者角色,他自己形容為“左右逢源”,但這其中的孤獨與壓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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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之間
說起新桂系,大家更為熟知的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李白之間的合作也堪稱民國時期地方軍閥的最佳模范。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矛盾,李白二人合作無間的背后也有一些見不得光的小矛盾。
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都是廣西帶著部隊出身的。而白崇禧在民國時期負有大名,后來在廣西地區更是成為南寧軍校的校長。成為軍校校長就意味著對軍事將領有很強的話語權,而這也是掌控軍隊非常重要的一點。白崇禧和李宗仁在聚在一起的時候,手中都帶著部隊。而白崇禧野心更為強盛一些,即使在新桂系內部,他也想將部隊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此有一些始終效忠于李宗仁的老部下對此頗為不滿,這種不滿間接著也影響到了李宗仁這里,盡管李宗仁頗為大度,但是這種事且卻也不能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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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也心知肚明自己和李宗仁之間這種小矛盾。于是在1937年蔣介石邀請白崇禧前往軍中就任副參謀總長職務時,他一番思量之后還是答應了下來。
老蔣的邀請封電報在桂林引起了不小的波瀾。李宗仁的疑慮非常實際:基于多年與蔣打交道的經驗,他擔心這會不會是調虎離山甚至扣押人質的圈套。況且,他判斷日軍行動不會那么迅速,廣西尚有準備時間。換句話說,李宗仁更傾向于持重自保,先觀時局變化。
但白崇禧的想法則更為復雜。白身邊一位年輕的機要秘書謝和賡,連夜寫下了一封長信。他在信中指出中日民族矛盾已無可調和,蔣介石在此局勢下不可能逆流而行;桂系若想有所作為,就必須走出廣西,而白崇禧赴京正是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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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精準地觸動了白崇禧內心。最終,白崇禧于8月4日飛赴南京,就任副參謀總長。后來李宗仁出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二人一個在地方,一個在中樞,也開始又一番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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