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品德國政客那些話，我們就會明白，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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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有內容均源自權威信源，相關出處已統一標注于文末

大家好，這里是北境翁。今天，我們聚焦德國外交高層對中美關系的立場表達。近年來，中歐之間的互動始終彌漫著一種難以言明的張力與遲疑。

一面是德國企業加速布局中國市場，投資熱度持續攀升，雙邊經貿紐帶日益緊密；另一面則是歐洲政界人士頻繁釋放傾向性信號，高調呼應美方敘事，主動與中國保持政策距離。

德國外長瓦德富爾于新加坡公開宣稱“堅定依托美國戰略軌道”，其前任貝爾伯克曾多次發表措辭強硬的涉華表態，而現任總理默茨雖展現出一定務實傾向，卻仍反復重申“制度性競爭”與“供應鏈多元化”等關鍵詞。

更值得深思的是：歐洲社會對中國認知的偏差與政策取向的游移，究竟要歷經多久才能真正消解？全面轉向建設性對華關系，又需要跨越哪些現實門檻？

歐洲政客的矛盾言行

若想透徹理解中歐關系中的這種微妙失衡，必須首先拆解歐洲政界人士的“言行二元結構”——口頭強調價值觀同盟、安全協同與戰略警惕，實際行動卻始終無法脫離中國市場的深度支撐。

這種表里差異，并非源于認知短視或判斷失誤，而是政治形象塑造與現實經濟邏輯之間精密權衡的結果，體現的是高度成熟的治理理性。

最具典型意義的代表人物當屬德國外長瓦德富爾。據2月2日德國之聲報道，他在出訪新加坡期間明確釋放外交導向信號，指出“即便面臨多重挑戰，德國仍將堅定不移地與美國保持戰略一致”。

他還特別強調：“德國同美中兩國的關系性質截然不同，華盛頓始終是歐洲及德國最核心的戰略支點。”此外，他亦向各方發出警示，“不可因與美方存在局部分歧，便在整體戰略框架內轉向北京”。

這番言論表面立場鮮明，實則蘊含多重戰略意圖。選擇在新加坡發聲，既是對東盟國家釋放善意，彰顯德國對東南亞區域合作的重視，也意在強化自身在“印太”議題上的話語權重，間接配合美方地緣布局節奏。

同時，該表態亦面向歐洲內部、德國國內輿論場及華盛頓決策層三重受眾，旨在鞏固“跨大西洋忠誠者”的政治標簽，回應保守派壓力，規避被貼上“對華妥協”標簽的風險。

此類精準定位傳播對象的外交修辭，恰恰折射出歐洲政客嫻熟的政治操作能力——每一句公開表述，皆經過系統評估與策略推演，服務于長期執政穩定與國際影響力延展。

瓦德富爾的做法并非孤例，而是當前歐洲主流政界人士的共性特征。貝爾伯克則以更具攻擊性的語言風格介入對華敘事，頻繁渲染所謂“系統性挑戰”，借涉華議題制造輿論焦點，強化個人政治辨識度。

即便面對德國制造業巨頭持續加碼在華研發、生產與本地化運營的事實，她依然堅持原有立場不動搖，仿佛只要維持反華姿態，便可維系政治資本，全然忽視本國產業鏈對華依存度持續上升的客觀趨勢。

德國總理默茨則呈現出更為復雜的政策光譜，堪稱歐洲政壇“現實主義與路徑慣性交織”的縮影。就職初期，他深受跨大西洋陣營影響，對華政策基調偏硬，各項舉措明顯追隨美方節奏，在技術管制、市場準入等領域設置隱性壁壘。

但現實很快為其敲響警鐘：美方單邊加征關稅、能源價格操控、關鍵原材料出口限制等行為，正不斷侵蝕德國工業競爭力，倒逼其重新審視對華合作的戰略必要性。

在此背景下，默茨逐步調整姿態，主動推動中德政府間對話機制重啟，牽頭組織多輪企業對接活動。他深知，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中國最大貿易伙伴之一，中國是德國產業升級與綠色轉型不可或缺的協作方。

不過，即便轉向務實路線，默茨仍未擺脫結構性依賴。他一方面促成德企赴華設立研發中心與智能制造基地，另一方面又在正式場合反復使用“結構性競爭”“韌性重構”等術語，甚至偶爾援引西方媒體關于中國發展的片面解讀。

這種看似矛盾的政策組合，本質是在多重約束下尋求動態平衡：既要滿足國內產業界對華合作訴求，又要回應美方安全關切；既要爭取中國市場紅利，又須維系跨大西洋聯盟信任基礎，凸顯出歐洲領導人在戰略自主道路上的現實困境與審慎試探。

除德方三位關鍵人物外，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的表現同樣耐人尋味。有人調侃他“不提中國便無話可說”，看似缺乏外交縱深，實則暗含生存智慧。

卡拉斯在歐盟復雜多變的外交議程中難以主導全局性議題，于是將“中國議題”打造為個人標志性標簽，通過高頻次、高強度聚焦涉華話題提升曝光率，穩固自身政治地位。

這種“聚焦一點、持續發力”的策略，雖略顯單一，卻精準契合其資源稟賦與角色定位，在有限條件下實現政治效能最大化，足見歐洲政界人士普遍具備高度自覺的利益計算意識。

歐洲政客的雙重束縛

看到此處，不少讀者或許心生疑問：歐洲政界精英普遍受過良好教育，擁有豐富國際經驗，不可能忽視中國發展的客觀事實，也不可能低估對華合作帶來的實質收益，為何仍固守親美疏華的基本盤？

答案在于——他們不是看不見，而是不愿直面、不敢突破，深層動因植根于“歷史記憶固化”與“權力結構鎖定”的雙重枷鎖，使其深陷既有路徑依賴，既缺乏變革勇氣，也欠缺突破動力。

歐洲政客思維深處，牢牢錨定兩大歷史性認知范式。其一，是“美國即安全基石，中國屬外部變量”的集體潛意識。這一觀念并非憑空產生，而是戰后七十余年制度性建構的產物。

二戰結束時，歐洲大陸滿目瘡痍，正是美國啟動馬歇爾計劃，提供大規模經濟援助，助力西歐重建基礎設施、恢復工業產能、穩定社會秩序。

也是在美國主導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得以成立，為歐洲構筑起覆蓋全域的安全防護網，使其得以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專注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建設，享受前所未有的和平紅利。

對于當今執掌權柄的歐洲領導人而言，他們不僅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更是直接獲益者，屬于跨大西洋體系最堅定的既得利益群體。

在他們的價值坐標中，歐洲的繁榮、自身的政治成就乃至國民的高品質生活，都與美國的支持密不可分。這份由歷史積淀而成的情感聯結與利益綁定，早已升華為一種近乎本能的政治信仰。

即便近年美方屢次推行損害歐洲利益的單邊政策，他們仍傾向于將其歸因為“戰術偏差”，而非質疑聯盟根基本身。畢竟，延續熟悉的合作模式，遠比開啟充滿不確定性的新路徑更為穩妥、成本更低。

其二，則是“拒絕承認相對衰落，抗拒接受格局重塑”的心理屏障。過去數百年間，歐洲長期占據全球治理體系中心位置，主導規則制定、掌控金融命脈、引領科技潮流，這種歷史優越感已沉淀為深層文化基因。

而中國近二十年來的跨越式發展，正在深刻改寫全球經濟地理版圖，動搖歐洲傳統影響力輻射范圍，這種結構性位移帶來強烈的心理落差。

他們開始正視中國的體量與潛力，卻難以放下歷史包袱，不愿坦承自身在數字經濟、新能源裝備、人工智能應用等新興領域已顯滯后，更難接受“歐洲不再是世界唯一引擎”的全新現實。

這種根植于文化自信的隱性焦慮，催生出大量誤讀與曲解，進而演變為系統性話語壓制——從夸大所謂“債務陷阱”，到虛構“數字威權主義”，再到渲染“規則替代論”，無不折射出認知失調下的防御性反應。

他們寧愿選擇跟隨美方發起聯合施壓，也不愿以平等身份展開深度對話，本質上是尚未完成從“規則制定者”到“規則共建者”的心態轉換，擔心在合作進程中喪失話語權主導權。

疊加意識形態維度的天然隔閡，他們進一步將中國視為制度異質體，刻意維持政策距離。這種觀念層面的深層裂痕，其彌合難度遠超經貿摩擦或技術博弈所能涵蓋的范疇。

中歐關系未來走向

既然歐洲政界的猶豫與搖擺，根源在于歷史認知慣性與權力結構鎖定的雙重制約，那么打破僵局、推動對華關系實質性升級的關鍵突破口何在？答案指向一個清晰方向：代際更迭。

我們在與多位國際關系研究者交流時發現，大家普遍形成一項重要共識：當前中歐關系的階段性困局，本質上是一場“代際認知鴻溝”，唯有等待老一代政治力量逐步淡出舞臺，新一代領導者全面接棒，才可能迎來根本性轉機。

目前活躍于歐洲政壇的核心人物，年齡多集中于50至70歲區間，其成長軌跡與價值取向深受特定歷史階段塑造。

德國總理默茨現年70歲，外長瓦德富爾62歲，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68歲，他們均出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親身經歷戰后重建黃金期，全程見證美國援助對歐洲復興的關鍵作用，切身感受跨大西洋聯盟帶來的安全紅利與發展機遇。

這種生命體驗賦予他們對美特殊情感聯結與制度路徑依賴，要徹底扭轉其世界觀與外交哲學，幾乎不具備現實可行性。

但歷史進程總有例外，法國總統馬克龍便構成鮮明對照。他出生于1977年，彼時歐洲已完成戰后重建，法美關系正處于微妙調整期。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戴高樂總統便毅然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明確提出“歐洲人的歐洲”主張，強調戰略自主權不可讓渡。

馬克龍成長于這一思想氛圍濃厚的環境中，未經歷過物資匱乏年代，也未形成對美方援助的深切感恩，因而其外交思維更具開放性與彈性。

他多次在公開演講中強調：“歐洲必須成為獨立一極，不能淪為任何大國的地緣棋子；應主動拓展對華合作空間，在綠色轉型、人工智能治理、氣候變化等領域構建新型伙伴關系。”

2023年，他親自率領百人企業家代表團訪華，推動簽署涵蓋航空、農業、低碳技術等領域的數十項合作協議，為中歐關系注入難得的確定性與溫度。

馬克龍的實踐有力證明：成長背景的差異，會深刻影響政治人物的全球視野與政策偏好，新生代領導人的對華觀，注定帶有更強的務實底色與更少的歷史包袱。

然而現實挑戰在于，歐洲政治生態普遍存在“資歷至上”現象，權力交接節奏緩慢，青年政治家晉升通道受限。加之選舉周期長、政黨輪替機制復雜等因素，老一代政治人物完全退出公共舞臺，或將耗時十年以上。

結語

綜合研判可知，要實現50—70歲群體全面退場、30—50歲新生代成為歐洲政壇主力，并完成對中國角色與世界格局的系統性再認知，至少還需跨越十年時間周期。

這十年，將是中歐關系深度博弈與漸進調適的戰略窗口期。老一代政治人物仍將主導對華政策主軸，“若即若離”“欲迎還拒”將成為雙邊互動的常態特征。

但伴隨中國綜合國力持續躍升、中德產業鏈融合度不斷加深、中歐綠色與數字合作項目加速落地，以及新生代政治力量在地方治理、青年外交、智庫交流等層面持續滲透，歐洲對華認知將逐步發生結構性轉變——從被動適應轉向主動對接，從情緒化防范轉向理性化共治，從單向度評判轉向多維度互鑒。從來沒有真正轉向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