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毛澤民請示毛澤東如何處理錢，其處置方式注定了長征結局

一生未見過毛澤東的張學良，曾無數次坦言自己“極其佩服”毛澤東，對于他而言：毛澤東能夠領導紅軍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是一個巨大的奇跡。
晚年接受采訪時，張學良說：
“換誰領導都不行，因為只有毛主席，能讓一支軍隊在絕境中看到希望，能讓老百姓心甘情愿跟著走。”
張學良實際并不明白為什么隊伍會心甘情愿跟著走，他認為他們跟著毛澤東走，是因為“他能讓這支隊伍在絕境中看到希望”。

果真如此嗎？答案是否定的。
要揭開紅軍心甘情愿跟著毛澤東走兩萬五千里長征的真正原因，得回到長征前毛澤東給毛澤民的解惑說起——
1933年10月，蔣介石調集了百萬人的兵力， 采取“堡壘政策”，對中央蘇區進行了第5次大圍剿。此時，毛澤東處于被架空的階段，軍事指揮權并不在毛澤東手中。被排擠的毛澤東還經歷了多次病痛折磨，瘧疾、肺病如惡魔一樣纏繞著他。
國民黨軍隊不斷向中央蘇區腹地推進，飛機不時飛到瑞金沙洲壩轟炸。1934年7月間，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遷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
此間，被排擠的毛澤東被刻意安排在一座古廟居住，當時敵機肆意轟炸，他們卻將毛澤東安排在一個最高位置，即云石山古寺居住，其用意不言自明。

因毛澤東當時所居住的地方地勢高，加上政治上的微妙，他幾乎都是長期一個人的狀態。他后來在回憶中說：
“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然而，正是在此間，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上門了。此時和毛澤東接觸是危險的，他冒險敲開毛澤東的門，當然是有要事。
毛澤民字詠蓮，后改為潤蓮，只讀了幾年私塾就輟學參加農業勞動，父母相繼去世后，極其擅長理財的他挑起了生活的重擔。1921年春天，毛澤東回到韶山，在哥哥的影響下，毛澤民有了“舍小家為大家”思想，他迅速投入到了革命洪流，并于次年入黨。
毛澤東參加了湖南秋收暴動，后來又協助毛澤東籌備第一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大會，并管理后勤事務。正是這次大會后，毛澤東開始籌備成立國家銀行的事務，他僅僅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就使國家銀行正式營業。1932年3月，中華蘇維埃銀行成立，毛澤民任第一任行長。

毛澤民匆匆找到毛澤東前不久，他和他領導的國家銀行，從沙洲壩遷至下陵子，這個地方離云石山不到一公里。因為中央決定讓他們將銀行搬走，他萬分苦惱，便決定找毛澤東商量。
毛澤東聽后憂郁地說：“敵人已經到了藤田、東固、黃沙嶺一帶。你搬到興國去怎么行？”毛澤民沒有說話，顯然，毛澤東擔心的正是他所擔心的，這層擔心，也是他冒險來找毛澤東的原因。
毛澤東看了毛澤民一眼，他停頓了一會兒，又說：“我看還是立即分散，讓部隊自己管起來更好。你們研究研究，看行不行。”
毛澤東怕毛澤民沒聽明白，于是給了更加具體的意見，他說：
“我們讓部隊自己管理這些資金，可以化整為零，把東西分散到人，一個人背一點。這不就運走了。這樣走，既安全，又可靠，還可行，便于戰斗時部隊應急使用。你立即訂出一個具體方案告訴我。”
毛澤民將毛澤東的意見轉達了，可在那個黑暗的歲月，誰會聽呢？最終結果是：他們研究后，把這個“最佳方案”給否了。實際上，毛澤民也根本做不了主了，他在大部隊突圍前5天才得知銀行必須搬家的消息。他匆匆結束手頭的工作，率領國家銀行，踏上了漫漫長征路。
此時的毛澤民，心里一直不斷循環著毛澤東和他說的“立即分散，讓部隊自己管起來”的建議，他無比贊同毛澤東的觀點。逃亡的過程中，帶著大量鈔票、金銀等貴重物資轉移，這是非常危險且難度極大的工作。稍有不慎？毛澤民根本就不敢想。
最好的方法就是哥哥毛澤東說的“立即分散”，可如何分散？毛澤民沒數。
負責運送銀行資產的是隸屬于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國家銀行，長征開始后，它被編為中央縱隊第15大隊，大隊長是袁福清，毛澤民實際只是這個大隊的政治委員。
這個大隊有200多個運輸員和1個特務連，看起來人員很龐大，可這些錢是毛澤民擔任國家銀行行長以來辛苦積攢下的最后的家底，也是中央紅軍長征途中的后備資金。毛澤民不得不反復考慮該如何做。
盡管毛澤民已經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將金庫中的大部分家當分給各軍團保管使用，但剩下的仍有幾十擔光洋、部分紙幣，還有一些金子和珠寶首飾。
這么多的資產，如果集中運輸，萬一出了意外？那么，中央紅軍的命根子不就沒了嗎？
一路上，15大隊的運輸員們每人挑著三四十公斤重的擔子，幾乎天天急行軍，勞累和辛苦可以想見，這種種，毛澤民也看在了眼里。他每日跑前跑后，全力照顧著猶如長龍的“扁擔銀行”。
每次有高的山嶺需要翻閱，他都會自己先爬上去，站在高處給大家加油。而如果遇到河，他則會先自己淌水去試試深淺，一些特別艱險的路段，他會接過身體不好的運輸員身上的擔子，親自去挑。
到了宿營地，他還要燒熱水讓大家燙腳解乏，布置警戒，時刻保衛“扁擔銀行”的安全。
越往前，毛澤民越發覺得靠15大隊轉移財產不安全。最終，他下定決心：就按毛澤東的說法，將所有銀元全部分給每一個紅軍戰士，分散轉移。

于是，所有紅軍戰士全部都分到了銀元。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后來在著作《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里》一書中，這樣提到自己分到錢的具體，他說：
“這些金條、銀元、元寶，果然如毛主席所言，大部分分給了部隊、紅軍戰士，由紅軍戰士負責背著行軍。這些戰士背著的銀元、金條不是屬于個人的，而是屬于整個紅軍。戰士們背著的就是紅軍的一個流動銀行。
這銀行里的一分一文，任何人也不能也不會挪用、貪用。我當時就分到了30塊銀元，一直背著長征。在極其困難的爬雪山、過草地環境下，吃草根、啃樹皮，二萬五千里長征走完，我沒有丟失和借用其中一塊銀元。原來是哪30塊銀元，后來還是哪30塊；哪30塊里有幾塊袁大頭、幾塊龍字洋、幾塊蘇區造；每塊銀元上哪里有點疤痕，哪里劃有記號，我都記得一清二楚。因為這30塊銀元是紅軍的資產，像我的生命一樣重要。
我把這30塊銀元從瑞金背到延安，背到延安的國民經濟部的‘永豐棧’里。這從長征途中背到延安的資金，在邊區政府反國民黨封鎖時，又起到了重要作用……”
這些錢不是財富，是命，更是火種。當蘇區多年積攢的家底被分到各個軍團，軍團又分發到了每一個戰士干部的手中，一切都在悄然發生變化。
絕大多數紅軍都是窮苦出身，長征前分到的錢，讓他們這輩子第一次摸到了沉甸甸、叮當作響的銀元，他們小心地，甚至近乎神圣地將這些銀元、錢縫進衣角、揣進貼胸的口袋。
只有毛澤東知道：這些小圓片、小紙片，將在未來的艱難路途中，為他們換來救命的一把青稞、一個鹽巴，一碗熱水……
但他們都非常清楚，這些錢是組織給他們每個戰士的最后的、最實在的牽掛。
他們看似是在守護銀元、錢，可本質上卻是在守護他們作為人的全新的生活方式。過去，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過生而為人的尊重，幾千年來，農民，這群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苦命人，都未曾被當成人看待過。在地主老爺眼里，他們是泥腿子，是佃戶，是會說話的工具，可以隨意打罵，任意踐踏，然而，在分到銀元的這一刻，他們最大限度地感覺到了“平等”“愛”。
而在蘇區的日子里，昔日只能蜷縮在地主家牛棚里的長工，居然能挺直腰桿走進蘇維埃會場，大談對分田的看法，而且發言還會被記錄下來，甚至有可能變成政策。過去被認為是“賠錢貨”的女娃，也可以進入小學讀書，甚至能參加選舉，能為不公拍桌子……
全新的作為人的生活方式里，大家都是“同志”，而沒有老爺，沒有奴才，只有平等。

長征路上，那些拿命堵搶眼的，那些寧可凍死也不動群眾一棵草的，那些抬著傷員自己餓死的。這哪里是為守護土地，這分明是為著保衛一種全新的、作為人的活法。看得見的物質，可計量，影響也可計量，看不見的，才能迸發出神一般的力量。
說到此，紅軍會跟著毛澤東長征的真正原因也就找到了：他得了人心，他所做的一切，即是人心所向。他給人民尊嚴，人民還他天下。這種平等的力量，在任何年代，都能成為真正凝聚力的來源。
張學良終究只是一個軍閥，他懂得利益，懂得哥們義氣，可這些東西終只能短暫地籠絡部分人。張學良不懂真正的民心，民心所向，人心所向。因為不懂，他將毛澤東的長征奇跡，歸結于“毛澤東給了所有人希望”。
與人民共悲歡的崇高情感，能迸發出多么驚人的力量？長征的勝利，就是最好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