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概念與方法丨萬建中：重建民俗生活世界的故事學

主持人語

現代民間文學研究已一個多世紀了，翻檢這些著述，能夠過濾出諸多有學術價值的概念。這些概念被制造出來以后，大多數的境遇是被懸置，沒有得到有意識地言說和闡釋，便無以演繹成學說和思潮。本土概念的空虛是中國民間文學理論難以深化的病灶。概念需要不斷地闡釋，以構建概念之間的關系圖式，這是建立中國特色民間文學話語體系的必由路徑。而如何增加概念出現的頻度并豐富其內涵又是最值得訴諸于學術實踐的關鍵問題。

——專欄主持人：萬建中教授

主持人及作者簡介

萬建中，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聯全委會委員、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出版學術專著三十余部，發表學術論文二百三十余篇。曾獲國家級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寶鋼優秀教師獎，第六屆和第九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特等獎、兩次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優秀民間文藝學術著作獎。

重建民俗生活世界的故事學

故事學之故事絕非一種文體，“人們每時每刻都生活在故事當中，這里的‘故事’就溢出了體裁。每個人之所以愿意過民俗生活，在于每個人與民俗生活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就是故事”。其實，故事學的學術指向及愿景遠非民間文藝學，目前的民間文藝學難以涵蓋故事學，故事學必然突破文藝的范疇，挺進廣闊的民俗生活世界。

一

故事詩學嵌入田野書寫

民俗生活蘊含故事性，缺少故事的生活便不是民俗，因為唯有故事能夠體現和透示生活之美。既然民俗生活世界是由故事構成的，所有的民俗之民都是“故事的歌手”，那就有必要在民俗生活世界重建故事學。這樣的故事學與當下民間文學視域的故事學迥然不同。

民俗田野作業及其書寫應該是故事學的，將故事學引進民俗田野，才能還原民俗學的本真，民俗學不是考古學，也不是社會學，而是洋溢濃郁的生活氣息，充滿歡愉情愫的故事之學。“故事由處在時間和因果秩序之中的、尚未被形諸話語的事件構成。”“形諸話語”亦即講述故事，就是故事學。在民俗生活的層面發現、言說故事，或者從故事學視域進入民俗田野，這就是故事詩學。故事詩學不只是讓民間故事回歸文學或藝術世界，而是直抵民俗生活世界。民俗學者的立身之本是田野作業。田野原本就存在，似乎先于作業。田野不是自在和自足的，也不是既定的，需要被發現，被建構，被賦予某種指向明確的學術意義。“生活經驗自身并沒有自足的意義，其意義要通過表達才能實現。”田野訴諸表達，意義方可形成。既然田野是由民俗學者建構出來的，那么如何建構就成為作業的關鍵。然而，時至今日，田野作業仍為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及實證主義所掌控和把持——充分掌握資料及事實依據，憑借某種理論加以分析、論證，直至歸納出某種“主義”，田野的“他者”身份袒露無遺。民俗主義、神話主義、遺產主義乃至結構主義大行其道便是一個明證。在以往的田野作業觀中，田野是確定的、必然的，“作業”旨在得出一個富有創見的嚴謹的結論。殊不知田野具有難以預測的偶然性及不確定性，任何對田野的“主義”性判斷都不可避免帶有武斷的成分。基于此，“解構民俗生活”便提到議事日程。近十多年來，民俗學發生轉型或轉向成為學界共識，這種轉型實際上是對整個學術界回歸生活、回歸田野、回歸民間的一種呼應，至于如何回歸，并沒有超越傳統的學術路徑。回歸并非目的，關鍵在于“作業”應轉向人文、體驗、理解、闡釋、解構，突出田野書寫的主觀性、建構性、話語性及意義的創造，使故事詩學成為田野作業的一種實驗方法。故事詩學之所以能夠嵌入田野書寫，在于主客體兩方面的基本驅動：一方面，“生活文化的整體性，其實是與作為生活實踐主體的主觀感受性聯系在一起的，民俗作為交往的語言和手段最豐富和最充分地凝結了當地人心心相通的生活感受”。“生活感受”是故事詩學的根本追尋和落腳點。另一方面，民俗學者對田野的認知是一個由感覺到感觸、感性到理性的過程。因感而受，感受貫徹田野的始終。所謂“有感而發”直截了當地說明了兩者之間的關系。這里的“發”可理解為“感觸”后的故事學過程，這種過程充溢“詩性的意味”。

二

故事詩學嵌入田野書寫

劉鐵梁教授曾提出“民俗學是一門感受之學”的創見。此創見獲得學界普遍稱道，主要是揭示了民俗學的真諦。民俗主要特征是日常性，所謂日常性就是重復性和相對的穩定性。黑格爾定義為“日漸采取按照一般常規的機械方式”。這種機械方式牢固得像“鐵籠”。缺乏刺激因素的日常往往令民俗學者習以為常，以至昏昏欲睡，毫無感覺。擊碎“鐵籠”的方式莫過于“感受”，即對民俗生活徹底的詩意改造和征服。維柯在《新科學》中把感覺和情欲視為“詩性智慧”的核心要素，“詩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賦予感覺和情欲于本無感覺的事物”,故事詩性則“以肉體感覺和情感體驗為認知的基礎、以想象為思維的動力”。如果用詩意的眼光去觀察體會民俗生活，當故事的思維方式成為一種習慣，那生活便隨即愉悅靈動起來。同時，作為感受之學的民俗學也便變得趣味盎然，并注入強勁的生命活力。

除了賦予民俗生活詩意的感覺，感受之學的另一面就是充分表達出來詩意的感覺。格爾茨認為人類學家所寫的民族志必須讓讀者身臨其境地感受到異族文化，確信作者到過此地。而要達到此般書寫境界，最好的方式莫過于將所有的詩意傾注于故事當中。因為沒有任何一種方式比講述故事更令人身臨其境。民俗生活離不開故事，“故事”是民俗之民的一種傾訴，一種依賴，一種寄托，一種安慰，“故事”是民俗生活最為生動的存在形式。民俗學者唯有運用故事才能詮釋民俗文化，并“讓讀者身臨其境地感受到”當地的民俗文化。羅蘭·巴特曾這樣突出敘事即講故事與人類生活的密切聯系：敘事以人類歷史為起始，從來不曾有過沒有敘事的地方、沒有敘事的民族，所有階級、人群都有自己的故事……如同生活本身。在民俗生活世界中，敘事即講故事成為最具魅力和生命意義的活動及行為，遍布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麥金泰爾所說，“生活已經擁有了一種敘事形態”，或者說，民俗生活世界是訴諸故事的。

但故事并不是現成的，需要去發現、建構和講述，這是故事學的任務。故事學就是研究故事的，或者說以故事文本及故事行為為研究對象，旨在探尋故事的結構形態和生存規律，這似乎不言自明。其實不盡然，想象故事、建構故事、運用故事、講述故事、故事表達等都屬于故事學的基本職能。這些基本職能概括起來即敘事(敘述)。“故事”這一概念似乎過于客體化，為純粹的體裁指稱，將“故”置換為“敘”,便涵蓋了主客體及其行為、過程。顯然，“敘事”肇始于“故事”，敘事學源自故事學。“故事形態學”的始創者普羅普被奉為敘事學的鼻祖之一，也足以證明兩者的淵源關系。敘事離不開故事，所敘之事必定是故事。關于過去的想象與回憶，關于情節的描述和創造性虛擬，關于事件的可能性情境的再現和表現所構成的一個相對完整的歷史性過程就是“故事”。順便指出，近些年，“民間敘事學”這一概念頻頻出現，至于什么是民間敘事學大多語焉不詳，其實，民間敘事學的核心是故事學。由此，故事學的學術重心轉移為“敘什么事”和“如何敘事”。

三

民俗研究的故事學范式

在民俗生活的田野中，如何經營故事學，故事學如何植入民俗生活世界呢?根據田野的實際情況及以往田野書寫的經驗，無外乎以下三種方式和途徑。

一是關注民間故事的講述活動。民間故事傳承和講述活動是生存和生存經驗的本質體現，當地人是在美感的世界里尋求到愉悅身心的方案和自我滿足。基于故事學立場，一方面，當地人生存的詩性本質并不在于民間故事本身的精彩和生動，而是出自對口頭傳統的精神依附和眷戀。一個地方的人對故事文本津津樂道，熱衷于故事講述活動，與其說是被故事文本所吸引，不如說為了祖先口頭經驗的延續。從根本上而言，好聽故事及好講故事，并不取決于故事的人物與情節，而是故事的性質，即過去的事情。建構故事實際上是建構過去，即自己的歷史。故事被定義為娛樂的敘事，并不十分恰當。除了娛樂的一面，故事同樣具有神圣性和真實性，否則，故事詩學便難以成立。

另一方面，交流是故事講述活動的核心功能，“所謂的故事文本并不重要，它們僅僅是這一交流活動的附屬品，或者說是讓交流活動持續下去的話語。給在場者帶來身心愉悅的并非‘故事’，而是‘故事性’的交流活動”。其實，所有的民間文學活動都釋放出交流的功能，不只是故事，民間戲曲和說唱等莫不如此。其他民間文學文類的演述同樣是故事性的，演述時間長度都是由其中的故事決定的，故事給予演述過程的邏輯性，也是吸引觀眾(聽眾)欣賞下去的關鍵動因。

民間文學范疇的故事學亟待突破學科的拘囿，將學術視野投向其他學科，民間故事不僅是文學的、審美的、娛樂的，也是歷史的、政治的、倫理的、教育的、法律的和哲學的，在如此廣闊的學科領域把握和運作民間故事，才能步入故事詩學的學術境界。

二是關注民俗生活世界中的事件。平時，各種關系都是隱藏的，難以被捕捉，田野當中能夠觀察到的都是些直觀的行為和表現。而事件一旦爆發，各種潛在的人事關系便袒露無遺，故事自然生發。敘事學中，事件是指構成故事的元素，指的是故事“從某一狀態向另一狀態的轉化”。事件必須是一個過程，一種變化。

已故烏丙安先生曾講述了他的一次親身經歷：有一家庭有兄妹三人，長兄一直在家務農，悉心照顧弟弟妹妹，并供弟弟讀書，弟弟大學畢業后留在城里工作，由于能力出眾，擔任了處級領導。這一年，妹妹出嫁，弟弟回到村里。婚宴上，親戚朋友簇擁著弟弟，因其職位最高，一定要他坐在主桌上位。長兄則被勸告，暫時不要落座，因熟悉自家環境，應多多幫持家務。于是，長兄忙于上菜端菜，在廚房進進出出。與此同時，弟弟坐在主位上眉飛色舞，得意忘形地大談自己的從政業績，令同桌的親友仰慕不已。最后一道菜是湯，端至主桌時，長兄氣憤地將整盆湯潑向了弟弟。烏先生稱之為“民俗事件”。“潑湯”行為導致婚宴程序發生急劇變化，突如其來的“麻煩”暴露了潛在的因果關系。“一個故事(虛構的或是實際發生的)至少要求有一個行動者，他為了達成一個目標，在一個可認知的場合中，通過某種方式，采取了一個行動……驅動故事產生的是五要素之間的某種不適應狀況：麻煩(Trouble)。”長兄作為一個行動者，何以制造“麻煩”,追問起來便可扯出一連串故事。

民俗事件多發生在儀式場合。日常，關系結構往往是顛倒的，而長幼有序的鐵定儀式程序則是正義的，不容被篡改。田野作業應做好應對“麻煩”的準備，因為意外的“麻煩”越復雜越出乎意料，懸念隨即得以形成，也就越能超出“機械方式”，各種關系便不可抗拒地涌入故事當中，敘事水到渠成。可見，民俗研究落實于故事學，才能真正觸及民俗生活的深層實質。

三是關注民俗現象背后的關系。客來敬茶，這是一種基本禮儀。當調查者了解到雙手端茶給客人是一種尊敬表示和禮節行為，便以為理解了這一民俗事象。其實，民俗意義并不由“雙手端茶”演繹出來，而是取決于主客之間的相互關系，故事隱藏于這種關系之中。所有的民俗活動背后都有故事，客來敬茶的民俗意義既有共同認知的，更是蘊含于一個個具體生動的故事當中。在日常生活世界，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關系的維系，都是通過故事得以實現的。主客之間的故事通過“雙手端茶”的民俗行為表達出來，就這一維度而言，故事學是民俗學最終的歸宿。

故事由時間、空間、關系三個基本要素構成，缺某一要素，故事無從形成。到目前為止，故事研究仍聚焦于故事本身，諸如故事的內涵、結構形態、流變、母題、異文、傳播、講述過程、講述現場、價值意義、敘述方式、故事家、故事村等方面，從三個基本要素進入故事生活世界的研究十分罕見。引入語境概念之后，置于具體時空的故事研究流行開來，但依舊沒有顧及故事背后的故事，即人與事、人與人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故事既是作為人的存在方式，也是認識、理解和闡釋人的存在方式的方式。唯其如此，才是真正的故事詩學。

文章來源：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11月第57卷第6期。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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