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慈禧太后的讀書札記與思考提綱

關于慈禧太后的讀書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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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為資深學者徐徹所撰，線條清晰地勾勒出慈禧太后一生的主要活動，態度客觀平實，且引用史料最新，如對光緒死因的最新研究結果等。但是，作為一位政治人物的傳記，對西太后主要政治思想和政策的決策過程挖掘不深，流于膚淺，不能不說是本書的一個遺憾。

讀此書的同時，我一并閱讀了德齡所著《我在慈禧身邊的兩年》（中國書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這里記錄的是關于這兩本書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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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得解決一個如何評價慈禧太后的問題，即我們以何種參照系來評價慈禧。

長期以來，我們沉浸于就事論事的評價思維之中，而且，執著于對歷史當事人之間的是非對錯分析，這使我們實際上陷入歷史之中。比如，在戊戌變法的研究中，人們只局限于討論“維新派”和“保守派”，更具體地說是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兩人誰對誰錯，孰是孰非的爭議中，而沒有考慮也許他們都有問題。

我主張，我們應跳出歷史看歷史。怎么講？說是假設一種理想的“變法模式”，以此理想之模式來度量西太后及光緒，康有為等人的所作所為，由是，方可檢討出雙方真正的得失之處，才能對現代產生真正的啟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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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兩本書，讓我們了解到了與過去印象截然不同的一個慈禧太后。

第一，她不是一個守在深宮，對社會上的事情，對民間的疾苦毫無所知的人，相反，她勤于政事，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外部信息，各地的經濟、政治情況她了如指掌，對于自己官員隊伍的狀況，更是清楚萬分。有相當一部分官員見了慈禧，講的是真話，讀當時大臣與慈禧的奏對，會感覺到，她對國家和官員隊伍的實際情況是很清楚的，她與大臣間討論問題時的氛圍自由且平等，沒有什么只聽頌揚之詞的壞毛病。比如，在討論新政變法之時，她與河南巡撫于蔭霖之間的討論，就極坦率，于蔭霖尖銳地指出中國如果人心不變，任何形式的變法都不能成功，而且幾乎所有中國官員都貪財舞弊，這是大患。這位被史家們稱為保守的官員，居然提出了一個直至今天都是激進的政治主張：各級政府的財務賬目公開。在于蔭霖提出這么尖銳的意見的時候，慈禧沒做任何申斥和辯解，全然沒有一句什么“主流是好的，只有個別人有題”的推脫之詞（參見《慈禧太后》P274-275）。這種情況提醒我們，應具體深入研究，慈禧面對諸多積弊，為何只采取那樣一種決策？比如，她不覺得解決人心問題為第一要務，相反，練兵是第一要務。當時的情況很復雜，如于蔭霖，他提出了極有深度的問題，如變法的基礎是人心（即人的思維方式）而不只是具體的制度，也提出了極超前的改革方法，如財務公開。但是，他又對廢除科舉耿耿于懷，竟然寄希望于恢復科舉（這也許是 徐徹 教授稱他思想保守的原因）。這個例子說明，在復雜的形式面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按照今天的標準，同一個人的各個看法中，這一項是進步的，另一項可能就是保守的，很難把某一個人物劃分為某一派，而慈禧要在諸多紛紜的意見中做出自己的決策，總要有所取舍。總的來說，多數情況下她是解決當前最急迫的問題，如軍隊問題，政權問題，而對于更為久遠深刻的人心問題、吏治問題，就顧不上采取措施。

第二，她不是一個搞一言堂的專制君主，她不獨裁，凡事均廣泛征求意見，有些想法遇著大臣阻力太大時，她會尊重大臣的意見。當然，她深諳權術，她是那個時代中國手藝最為高超的權術大師。但大多數情況下，她對大臣是信任的，態度是坦誠的，我推測，慈禧之所以能獲得滿朝文武的擁戴，和這種坦誠的態度，以及睿智的判斷力有關。

第三，她是個思想開明，與時俱進的人。她算不上太好學，但領悟力極強，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絕不是保守派。她讀了不少書，除了傳統的《治平寶鑒》之類的，她也讀介紹西方文化的東西，她讓德齡給她讀西方的報紙新聞，甚至有一段時間，還想親自學習英語。她讀過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傳記（見德齡回憶錄），還讀魏源編的《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總之是有世界視野的政治家。她接受了電燈，鐵路，現代工業等新生事物，讓這些東西最早出現于中國。中國的開放實際上始于慈禧洋務運動，新政，立憲等均是在她手上發展起來的。她對于很多新事物的了解也是很細致的，比如關于修建京漢鐵路問題，她在接見盛宣懷時，甚至討論了如何在黃河流沙之上建造鐵路大橋這種具體的技術問題。（P244）

第四，她在政治上十分成熟穩重，深諳打擊主要敵人、團結大多數的道理，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她能把對人的處理和政策上的延續性區分開來，比如，她捕殺康有為一黨，但是并不反對變法的政策。捕殺康有為等，是因為這幾個人確實在謀劃囚禁甚至殺害她的政變，但在康有為、梁啟超逃亡，譚嗣同等人被殺的同時，她強調“變法新政”的政策不能停（P242）。

第五，她十分重視政策的連續性和人事上的連續性，她用的人、特別是重臣，主要就是那么幾個人，一用就是幾十年。對于新人，提拔得較慢，這可能是她的缺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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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的錯誤是什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她犯了這些錯誤？

我覺得她的錯誤主要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甲午戰爭之前，放松了備戰和國防建設，甚至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

之所以會犯這種錯誤，是傳統的中 國 君王們常見的原因：未能克制自己的享樂欲望，也和她對中國面臨的世界性挑戰的威脅認識不深有關，她有些傳統中國官僚們的妄自尊大的毛病，沒有深刻的危機意識，沒有爭當強國的戰略目標，幾天不打仗，就認為天下太平了。

第二個錯誤：支持義和團，貿然向外國宣戰，這是最為糟糕的敗筆。

之所會犯這一錯誤，說明她對西方軍隊的實力了解得不夠到位，相信了義和團的戰斗力。

第三個錯誤：沒有系統的改革戰略。

她雖然意識到了中國面臨著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但對如何應對這種變革，都沒有系統的思路，她坦承“時勢逼我們革新，可又不知從何著手。”（見德齡之書P112）由于沒有系統的維新變法戰略。她的變革多是時勢逼到那兒后的被動反應，走一步看一步，總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當然，我們應該看到，慈禧太后的錯誤，也是當時一切中國人的錯誤，不僅她沒有系統的改革戰略，就是康有為等人，也沒提出來系統的改革戰略，在改革政策的完整性上，康有為等人還不如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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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里，得認真研究一下慈禧太后與戊戌變法的關系，通常的說法是慈禧太后鎮壓了變法派，從此，保守派又當政了。此說法不準確。康有為等人的變法主張確有不合實際的地方，他們最致命的錯誤，就在于本身對世界上那些變法成功的國家如俄國的彼得變法，日本的明治維新，認識也不夠到位。事實上，他們更多的是以中國傳統的政治權術思維來理解俄彼得大帝變法和日本明治維新的。在他們的變法綱領中，重點是讓光緒皇帝親政，是奪權，甚至冒冒失失地準備發動囚禁慈禧的政變，慈禧下令追殺康梁一黨，主要是粉碎他們的政變，而不是摧毀近代化改革方案。應該準確地說，慈禧只是反對康有為不負責任的奪權方案，而不是變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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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我就說過，應提一個理想的政治變革模式來衡量慈禧，只有比照這個理想的模式來看慈禧，才能正確地認識她的錯誤與不足。我們不能把她和同時代中國的政治家相比，如果和同時代的中國政治家相比，李鴻章等人的見識不如她，孫中山思想超前，可是缺少實際的政治操作能力，所以，如果那樣比下來，她反而是最優秀的人了。的確，也正是因為她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政治家，才能左右政局近50年。可是，也正是這位最優秀的人物水平也不過如此，中國也因此沒有實現徹底的自我變革，變成一個獨立自主，富強的近代國家。

我們提出一種理想的政治模式，是想說歷史本應有另一種可能性，而且只有實現另一種可能性，中國才能實現脫胎換骨的自我變革。

一個能領導中國成功應對“三千年來有之變局”的理想的政治家應有如下特點：

1、具有嫻熟的中國傳統政治手段，是權術大師，唯有如此，才能控制住中國的政權（這一點素質，慈禧具備了）。

2、對于西方文明的本質有深刻的認識。何謂西方文明的本質？無非兩條：一是科學思維，二是公共理性。何謂對西方文明的本質有深刻的認識？概括起來無非兩點，一是我們必須毫不動搖而且完全徹底地學會運用科學思維和公共理性；二是在引入科學和現代政治體制后，中國將放棄什么，即對自己應付出的代價必須承受。比如，專制的皇權統治必然要放棄，傳統的知識體系必須放棄。（在這一點上，慈禧是缺乏認識能力的）

3、明確必須接受西方的科學思維和公共理性的目標的話，應制定出逐步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案，包括教育科研、工業、商業、軍事諸方面，均應有系統的計劃，有條不紊地推行下去，采取一切有效的手段，不斷地實現一個又一個目標。（在這方面，慈禧完全沒有概念，她的變革手段純屬被動應付，走一步看一步。）

從上述三點來看，慈禧不是個現代政治家，而是個傳統政治家，她有時間、有機會將中國引上近代化的道路，如果她有正確的思想認識，是可以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的。但遺憾的是她沒有，所以她失敗了，而她的失敗，意味著中國的失敗，她的失敗不僅延誤了中國五十年的發展機遇，而且使得國家日益衰亡，直到出現了幾乎被日本人滅亡的慘局。這是我們對她最主要的批評。

而且，時至今日，我們對于中國文明的轉型（即所謂的現代化）又有多么深刻的認識呢？以筆者悲觀的看法，可能還沒有超過慈禧太后的水平。因為我們仍沒有一個系統的從本質上解決問題的現代化戰略。

當然，中國不是沒有對于現代化問題認識深刻的思想家，如孫中山、毛澤東，均是有系統的現代化思想的政治家，只是孫中山沒有機會實現自己正確的思想，毛澤東只實現了一部分，所以，才有今日中國之進步。然而，目前的某些思想是倒退，倒退回了慈禧的精神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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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是一個舊時代的政治家，她的基本思維方式是舊式的，所以，在她的施政方針中，守舊、維持傳統的地方多于創新、接受新生事物。她喜用舊臣，而且用舊臣中的開明派，對于過去行之有效的“祖宗家法”很看重，不輕易改變，她試圖用舊臣變出新法，結果當然是緣木求魚；而且，她對那些反對新生物、反對西方文化的人依然重用，這些人對變法派形成的阻力和掣肘，也是新事物發展慢的原因。這倒不是出于她平衡各種力量的權術考慮，而是她努力維持和諧穩定局面的政治理想。從根本上講，她對于中國的近代化沒有那么強烈的緊迫感，危機感，所以，就不用鐵血手段去推行各種現代化改革措施，比如搞同文館，雖然她支持奕等改革派，幫他們抵抗保守派的攻擊，但沒有進一步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改變全國士大夫階層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仍堅持科舉制，結果導致沒人愿意進同文館，同文館接近名存實亡。（參見劉北汜編《實況慈禧》P127），如果她在那時，廢掉科舉，改變民風，則格局完全是另一回事。

總的來說，近代化（現代化）是全體人民的事，不深入地進行社會動員，進而以強制性的手段自上而下強行推進的話，是絕不能成功的。今人多以為只有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推進現代化，殊不知，革命本身的直接目的不是現代化，而是奪取權力，只有掌握了最高權力之后，才有強制人民改變思維方式的力量，才能有實現現代化的條件。那么，如果說掌權者本身思想發生了變化，用手中既有的權力推動現代化改革，從理論上講，也是可以做到的。彼得，明治，均如此，戈爾巴喬夫也如此。這一點上要批評慈禧，她本可以做得很好，可惜未實現自我的思想革命。

關于慈禧太后的思考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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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對慈禧太后的評價是，多是謾罵與譏諷，缺少科學的態度，這不僅不公平，而且不負責任：對歷史、對現在、對后人，都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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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61年當政，到1908年駕崩，慈禧太后控制中國實際政治近五十年之久，其間處理應對了很多大事：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善后、平定太平天國、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新政改革，等等。在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里，她是中國的實際掌舵人，她的功與過是與非，都有太多的總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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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國傳統政治的標準她不失一代英主，可以說，她是清后期皇室家族中最有才干的政治家，能領導國家應對那么多大事，而國家沒有敗亡，殊為不易。因而，按政治智慧和才干而言，她是可以躋身入中國二流帝王之中的（一流的為秦皇漢武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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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才干之一是識人，用人，清后期諸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袁世凱，皆出于她的賞識和重用，這些人也樂于為她所用，能統馭善用這些當時最優秀的人物，說明慈禧太后的本事。

她的才干之二是能體驗民間疾苦，她是從民間選入宮中的秀女，對民間生活有直接的了解，這種出身使她不同于自嘉慶之后歷代出身深宮的皇帝，這對她的政治決策作用很大。

她的才干之三是與世俱進，盡管她對“三千年未有之巨變”的性質缺少了解，但也不頑固保守，而是亦步亦趨地做了適應性的調整，辦工業、廢科舉、備憲政，均是在她的任期內發生的。中國的現代化起步是由她領導的，不管你承認與否，這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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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最大不足是沒有認識西方文明的性質——科學與民主。更沒有想出如何對中華民族進行轉型的整體戰略與方法。而這種缺陷至今仍是我國人民的缺陷，從最高決策者到學術精英共有的缺陷，說到底，今天的很多人并沒有超越慈禧太后，這才是真正值得深思的問題。

《關于慈禧太后的讀書札記與思考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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