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紅軍粉碎第四次圍剿

以前介紹過很多中央工農紅軍堅定信仰，打敗敵人的故事。1932年底，國民黨贛粵閩邊區(qū)“剿共”總司令部陸續(xù)調集近40萬兵力，組織對中央蘇區(qū)的第四次“圍剿”。因為在這個之前國軍有對中央蘇區(qū)的三次圍剿行動，都失敗了，所以用嫡系部隊比如陳誠等人，開始進行第四次，以前講過的蔡廷鍇在左路輔助。當時的蔣光頭調集了將近40萬兵力，打算報前三次失敗的仇。以前也講過，他總是說攘外必先安內，對待打進國門，蹂躪東北地區(qū)的日寇視而不見，并且態(tài)度模糊，但是對抗日的紅軍試圖剿滅。

第四次圍剿是以嫡系部隊為核心，采取分進合擊的戰(zhàn)術，試圖將紅軍主力殲滅在黎川、建寧地區(qū)。這個時候中央蘇區(qū)雖然已經通過土地革命鞏固了群眾基礎，但是黨內有左傾錯誤。很可惜的是，他們居然占據了主導。臨時中央要求紅軍強攻南豐等等堅固的據點。與周恩來，朱德等同志主張的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產生了分歧。當時的毛澤東同志被擠出了領導層，左傾錯誤的力量還百般指責他，所以，當時紅軍面臨著一個戰(zhàn)略被動和內部路線斗爭的雙重壓力。

1933年2月，紅軍佯攻南豐城，吸引敵軍增援。面對國民黨第8師的頑固抵抗，紅軍強攻未克，傷亡400余人。周恩來、朱德等果斷撤圍，秘密轉移至黃陂地區(qū)隱蔽待機，同時派紅11軍佯動迷惑敵軍，成功將敵主力引向黎川方向。

這一決策體現了紅軍避實擊虛的戰(zhàn)術精髓，避免了與強敵正面硬拼。所以這個就是戰(zhàn)略轉移的過程。2月27日，紅軍主力在黃陂山區(qū)設伏。敵第52師和59師因連日行軍疲憊且地形不熟，進入紅軍預設戰(zhàn)場。紅軍以密集火力分割敵軍，紅9師師長李聚奎率部直插敵指揮部，擊斃師長李明，就是說先中彈，后來被俘，再后來他死掉了。

并全殲第52師。紅5軍團第39師師長王樹亞在圍殲第59師時犧牲，但紅軍仍以巨大代價殲敵1.2萬余人。還繳獲槍支1萬余支、火炮40門。這次是創(chuàng)紀錄，創(chuàng)下紅軍首次大兵團伏擊戰(zhàn)的范例，蔣介石哀嘆，“唯此次挫失慘凄異常”……

到3月21日，紅軍們乘勝追擊，他們在草臺崗地區(qū)圍殲敵人第11師。雖然有敵機在頭上投彈，紅軍是用白刃戰(zhàn)突破防線的，當時擊斃旅長和以下多人。俘虜3000余人。

這一仗打的非常好，徹底擊潰了陳誠帶的嫡系精銳，粉碎了當時的國民黨中間突破的企圖。在這一戰(zhàn)之后，中央蘇區(qū)和閩浙贛根據地連成了一片。紅軍兵力增加到10萬，裝備顯著改善了。

我們打贏了，但是贏得特別不容易。第四次反圍剿打的是運動戰(zhàn)，紅軍面臨的補給困境是很嚴峻的。像紅米飯，南瓜湯這種歌謠，都是理想狀態(tài)了，那最起碼還有飯吃。

在1933年2月到3月期間本來就是冬天和初春，山里沒收成，地上也不長什么東西。國民黨軍的封鎖就是造成外部物資輸入幾乎斷絕了。那么一方面蘇區(qū)本身資源就有限，當時中央蘇區(qū)面積大約80000k㎡，人口大約300萬。然后要支撐當時7萬紅軍的長期作戰(zhàn)，這個比例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紅軍和當地群眾就是有軍民魚水情，走的是群眾路線。也就是說是白色恐怖的國軍來搶東西，那就藏起來，盡量不給，但是紅軍要是需要的話，他們是愿意白給的，當然，我軍是不白要的。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在作戰(zhàn)的時候會非常充分體現出來的。我軍用靈活務實的補給策略和官兵一致的奉獻精神，成功破解了當時補給的難題。

前面也介紹過?。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根基，是中央蘇區(qū)通過土地革命建立的深厚群眾基礎。

蘇區(qū)農民因分到土地，得到“打土豪、分田地”的好處，深知紅軍是自己的軍隊，因此自發(fā)形成了“前方打仗、后方支前”的全社會補給體系。

首先是有組織地取之于民，用之于軍，這是就地籌糧。紅軍嚴格執(zhí)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通過蘇維埃政府向農民征收戰(zhàn)爭公糧，這個就是一點點的稅，比民國政府的民國萬歲要公道多了，或者是有一些有余糧的小地主和條件好一點的農民，他們就動員借點糧食，打完仗會償還。比如在黃陂伏擊戰(zhàn)之前，紅軍轉移到宜黃縣山區(qū)。他們要隱蔽起來，然后當地的蘇維埃干部就帶領群眾挑著稻谷和蔬菜翻山越嶺送到陣地上。參與支前的農民甚至會把自己家僅存的紅薯干和腌菜都送給他們。一位曾經參與過之前的農村婦女回憶說，“紅軍是為我們窮人拼命的，我們少吃一口，也要讓他們吃飽。”

蘇區(qū)還組織了赤衛(wèi)隊、少先隊，婦女聯(lián)合會等等群眾的武裝組織。這些人承擔著物資運輸，傷員轉運的任務。

在草臺崗決戰(zhàn)當中宜黃縣的紅色運輸隊用扁擔挑著彈藥箱和糧食袋，冒著敵機的轟炸在前線后方往返著。婦女們組成了洗衣隊，縫衣隊，她們還趕制了幾千雙擁軍的布鞋，大家要知道光是幫助紅軍在國軍看來都是罪，所以這些人哪怕是在縫補衣服都是冒著生命危險幫著做的。蘇區(qū)群眾熟悉當地地形，他們知道山里的小路怎么走，他們就是紅軍的活地圖，比如在佯攻南豐時，黎川縣老鄉(xiāng)們故意說紅軍要攻打撫州的假消息。他們誤導國民黨軍調動的路線，而且還為紅軍主動帶路，偵察敵情。在黃陂伏擊戰(zhàn)當中，當地的獵戶們帶領紅軍繞過敵軍的哨卡，就悄悄摸到敵軍52師和59師的必經之路設伏……

所以說走群眾路線和走上層精英路線是不一樣的，走群眾路線的話就會有絕大多數人跟著你。

在第四次反圍剿當中紅軍還是采用誘敵深入，集中優(yōu)勢兵力打殲滅戰(zhàn)的戰(zhàn)術。這個正確路線，沒有完全被左傾主義者給帶歪了，所以當時還是能取得勝利，每一次能大量殲敵，所以能夠繳獲補給，這個就是戰(zhàn)術創(chuàng)造的資源再生。

過去唱的歌就叫做“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也就是說對于武器彈藥來說，這是即時補充。在黃陂伏擊戰(zhàn)當中，紅軍全殲李明的敵52師，陳時驥的敵59師，繳獲了步槍8000余支，機槍300余挺，迫擊炮20門。在草臺崗決戰(zhàn)中擊潰了陳誠嫡系敵11師，繳獲步槍5000余支，子彈數十萬發(fā)。

這些繳獲不僅彌補了紅軍武器的不足，也直接轉化成為戰(zhàn)斗力，比如說紅九師用繳獲的捷克式輕機槍換掉了老式步槍。再加上物資，也就是說在戰(zhàn)地上變現，在草臺崗戰(zhàn)斗之后紅軍從敵11師輜重隊繳獲了數千斤大米和幾百匹布。實在是太及時了，馬上就可以做新的軍裝，并且裝滿他們的干糧袋。所以我們這種繳獲之后變成補給的策略就減輕了蘇區(qū)后方百姓的負擔，戰(zhàn)士們能直觀感受到，消滅敵人就是保護自己。

另外就是戰(zhàn)時的后勤是信仰驅動的，我們在與官兵一致的艱苦奮斗，所以我們能花小錢辦大事。用現代的詞來說叫做最小化冗余，和扁平化運作。比如我們是指揮員們都以身作則的周恩來同志作為紅軍的總政委和普通戰(zhàn)士碗里吃的飯是一樣的，大家都是糙米飯，很多人在采訪到紅軍之后，會很驚訝他們的基層的戰(zhàn)士們。大家待遇都一致，而且會優(yōu)先保證年輕戰(zhàn)士先吃飽。因為他們覺得要愛護年輕戰(zhàn)士，而不是說誰官大誰先搶。周恩來同志也蓋破棉絮被子，朱總司令親自帶著警衛(wèi)員上山砍柴，挖野菜。他把自己的飯都接省下來給傷病員。這種上下一致，同甘共苦的作風，讓全軍形成了節(jié)約每一粒米，節(jié)約每一顆子彈的自覺性。在南豐佯攻時，先頭的部隊戰(zhàn)士們會把軍糧省下來留給后續(xù)部隊吃。在伏擊戰(zhàn)當中，輕傷員都說輕傷不下火線，他們說彈藥比我們的傷重要，要省著給重傷員用。

紅軍沒有龐大的后方倉庫，當時的總供給部直接對接著蘇區(qū)的蘇維埃政府，按需調配。在戰(zhàn)役之前總供給部根據各部隊的作戰(zhàn)計劃，提前和益陽樂安等縣的蘇維埃政府聯(lián)系。他們會確定糧食彈藥的征集數量，避免盲目的囤積，如果用不完也會帶不走。這種精準的補給的模式讓有限的資源發(fā)揮了最大的作用。而且在本質上這不是技巧的問題，這是為人民而戰(zhàn)的信仰。對紅軍戰(zhàn)士來說，補給困難也能忍受，或者說大家省一省，這是為了讓群眾不再受地主剝削，不再遭國民黨屠殺，本來就是為群眾而戰(zhàn)的，所以他們甘愿忍受饑餓，寒冷和犧牲生命。紅軍就是有犧牲自我，造福大眾的信念。那么對于蘇區(qū)的群眾而言，支援紅軍是為了保衛(wèi)自己剛分到的土地和剛建立的新政權這是保家衛(wèi)國的樸素情感，他們不愿意再受地主的剝削。如果可以的話，他們當然會不計得失的，拿出最后一口糧食和最后一尺布，而且會把最后一個孩子送到紅軍隊伍里。也就是說雙方都很互相體諒的。一位參加過第四次反圍剿的同志說，我們不是靠背包里的糧食打仗，是靠老鄉(xiāng)的熱飯、婦女的布鞋、孩子的歌聲打仗。這些東西比子彈更有力量。

第四次反圍剿的補給實踐也印證了毛澤東同志說的，戰(zhàn)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不像其他某些人那樣，光指望外部援助。紅軍沒有光靠共產國際等等力量來幫助，他們不能光指望外部輸血，而是通過扎根群眾的造血，把蘇區(qū)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個人都變成了補給站。

這種軍民一體的補給模式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更是中國共產黨群眾路線的早期實踐典范。當一支軍隊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會成為它最堅實的后盾。

所以第四次反圍剿的歷史貢獻是巨大的。這是紅軍首次大規(guī)模運用運動戰(zhàn)與伏擊戰(zhàn)結合的典范。周恩來，朱德等同志摒棄教條主義，堅持誘敵深入，集中優(yōu)勢兵力的靈活戰(zhàn)術，為后世戰(zhàn)爭提供了以少勝多的經典案例。毛澤東同志后來評價說，第四次反圍剿是空前光榮，偉大的勝利。

紅軍在極端劣勢下展現的堅定信仰，成為勝利的核心。這也是革命信念的淬煉，紅3師師長彭鰲在南豐戰(zhàn)斗中犧牲前仍高呼“沖鋒”，紅5軍團參謀長趙博生為掩護主力，在金資戰(zhàn)役中率部阻擊敵軍，最終壯烈殉國。這些英雄事跡體現了紅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不屈精神。 在勝利之后，中央蘇區(qū)面積擴大到福建，江西，廣東三省交界地帶人口超過300萬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發(fā)展，群眾們通過參軍和支前，進一步鞏固政權，為第五次反圍剿前的戰(zhàn)略儲備奠定了基礎。在寧都會議之后周恩來，朱德等同志仍然堅定正確的軍事路線。通過靈活轉速彌補路線的分歧。所以證明了紅軍領導層在逆境當中維護團結，堅持真理的革命性，這種在錯誤路線壓力之下仍能取得勝利的能力成為中共領導革命的關鍵因素。

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不光是軍事和戰(zhàn)術，主要是體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以堅定信仰，靈活策略和群眾基礎戰(zhàn)勝強大敵人的典范。這就證明了只有扎根人民，堅持實事求是，才能在絕境當中開辟生路。劉伯承同志說，“只要你是為人民大眾的切身利益而戰(zhàn)，戰(zhàn)爭奪取你一只眼睛，群眾會給你千萬只眼睛，奪取你一只手，群眾會給你千萬只手……”他在寧都戰(zhàn)役當中右眼受傷失明了，但是他后來得到了無數只手和無數只眼睛的幫助。有的國軍嫡系部隊在看到大勢已去的時候直接跑掉了，朱德同志說“那都是最精銳的兵，有最新式的捷克輕機關槍幾百挺，還都是一槍未放過的……”為軍閥而戰(zhàn)的雇傭兵和為人民而戰(zhàn)的子弟兵的士氣就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們丟盔棄甲的跑了，把武器扔給了紅軍。

所以，紅軍的這次勝利為后來長征的戰(zhàn)略轉移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為中國革命最終勝利埋下了勝利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