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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閱讀量:123,742)
2025年11月14日,曾在拜登政府擔任總統副助理兼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首席副顧問的麗貝卡·利斯納(Rebecca Lissner)發文指出,美國與部分“準盟友”之間正日益暴露出深層戰略困境。目前,美國與“準盟友”的關系介于正式同盟與普通伙伴之間,本身就缺乏明確的安全保障條約;這些“準盟友”往往位于高風險的“地緣斷層帶”,美國雖可能向其提供大量軍援,卻難以保證在危機時一定出兵。投入與承諾之間的落差,使雙方在目標和風險承擔上頻頻出現不一致。
作者以美烏、美以關系為例,具體分析美國在支持“準同盟”國家的同時,為何會陷入難以調和的利益分歧、風險升級與影響力受損的困局。她警告稱,若美國無法正視并妥善管理這些戰略模糊地帶,在未來可能發生的如臺海危機等高風險地緣政治沖突中,美國將可能在“全力介入”與“戰略失控”之間陷入兩難,其全球信譽與地緣戰略部署也將被動搖。作者還呼吁華盛頓制定更系統的準盟友戰略,以避免“代價高昂卻收效甚微”的局面在未來重演。
(編譯:李政儒)
第二名:
(閱讀量:10萬+ (騰訊新聞))
2025年9月10日,前美國駐北約大使伊沃·達爾德(Ivo H. Daalder)在《外交事務》上撰文表示,在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向烏克蘭提供直接安全承諾、并要求歐洲承擔主要責任的背景下,歐洲必須尋找新的方式來保障烏克蘭安全。
作者強調,歐洲必須使莫斯科相信在停火后重新發動戰爭將等同于與北約交戰,從而有效威懾俄羅斯。他認為歐洲領導人需要確保烏克蘭軍隊盡可能強大且具備戰斗力,并且要借助北約資源支持烏克蘭,推動烏克蘭建立“三大支柱”:一是打造能讓俄羅斯付出高昂代價的高強度防御體系;二是在烏克蘭及其周邊部署地面部隊、空中力量和海軍兵力,提供直接威懾的能力;三是推動烏克蘭進一步融入歐洲制度性框架,包括加入歐盟并保持未來加入北約的開放性。任何與俄羅斯達成的和平協議都不能限制烏克蘭的軍力、主權與外交自主權。他表示,烏克蘭的長期安全根本上取決于其全面融入跨大西洋安全體系。雖然戰爭期間沒法讓烏克蘭加入北約,但可以借鑒1955年西德入盟的先例,讓安全承諾僅適用于烏克蘭實際控制領土。
(編譯:張樂詞)
第三名:
(閱讀量:71,694)
2025年12月2日,芬蘭總統亞歷山大·斯圖布在《外交事務》發布文章——《西方的最后機會:如何在為時已晚之前建立新的全球秩序》。斯圖布總統被外界廣泛認為是特朗普“最信賴的歐洲伙伴之一”,他的觀點對于理解西方政界對于未來全球局勢的走向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斯圖布指出,二戰后建立的自由主義、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正走向消亡,當前國際秩序正從多邊主義轉向多極化,前者基于國際機構和共同規則,后者則是權力寡頭壟斷,易導致混亂與沖突。斯圖布表示,芬蘭奉行的“基于價值觀的現實主義”,既堅守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又尊重世界多樣性。這一理念對全球具有借鑒意義:各國需在價值觀與利益間尋求平衡,既堅守不可談判的原則,又正視國家權力的局限性。
他認為,全球南方國家將決定新世界秩序走向,西方需通過資助發展項目、分享權力來爭取其支持,而非單純說教。聯合國應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取消否決權、暫停違反憲章國家的成員資格;世貿組織等貿易金融機構也需提升透明度與決策靈活性。未來十年,世界可能出現混亂持續、秩序崩潰或重新平衡三種情景。唯有以多邊主義為導向,通過改革與合作,才能避免沖突加劇,構建公正持久的新全球秩序。
(編譯:劉深)
第四名:
(閱讀量:31,965)
2025年10月14日,曾任美國國務院情報和研究局中國部主任的羅伯特·薩特(Robert Sutter)在《外交學人》(The Diplomat) 撰文《 特朗普、中國與美國在亞洲影響力的衰退》 系統分析了特朗普2.0時期,美國在印太地區對華政策的重大轉變及其對地區格局的影響。
薩特認為, 美國正越來越成為一個專斷且不可預測的超級大國, 特朗普政府利用市場準入的“杠桿效應”在短期內迫使各國與美國談判、提升了關稅收入與投資流入,但對盟友的苛刻要求與對多邊機制和規則的蔑視,不可避免嚴重削弱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長期影響力與信任基礎。但同時要留意的是,就目前而言,特朗普那些高度破壞性的政策,并未導致地區國家的政府出現明顯的“倒向中國、疏遠美國”的趨勢。印太國家在面對特朗普政策時表現出某種“務實與克制”在,背后的原因,除制衡大國和安全依賴外,還有出于商品出口與市場競爭的考量。在薩特看來,中國目前在與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之爭中占據有利位置,盡管暫時面臨內部經濟困境與國際形象問題,但因為政策的連續性和可預測性,也在相對意義上獲得了一定的戰略空間。
(編譯:張樂詞)
第五名:
(閱讀量:30475)
2025年4月10日,《外交事務》雜志(Foreign Affairs)發表了美國前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與中國戰略專家杜如松(Rush Doshi)共同撰寫的分析性文章。作者呼吁美國在應對中國時摒棄自滿情緒,轉向以“聯盟規模”為核心的戰略路徑。
文章認為,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的評估從過度恐慌轉向過度自信,這種“勝利主義”情緒掩蓋了中國在制造、科技、軍事等領域所具備的持久優勢。文章指出,盡管中國經濟增速放緩、面臨人口老齡化和房地產危機,但在諸多對戰略競爭至關重要的指標上,中國已超越美國或即將超越。最后,作者批評美國長期以來將盟友視為次要依賴者,主張美國應該轉型為一個以“共享能力”為核心的平臺型大國,構建真正融合的聯盟網絡。這不僅僅是安全層面的合作,還包括經濟、技術、產業整合等全面領域。
(編譯:張樂詞)
第六名:
(閱讀量:29,621)
2025年11月18日,美國外交事務雜志刊發學者奧利弗·施滕克爾(Oliver Stuenkel)和亞歷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的文章《金磚國家正在錯失良機》。文章認為,盡管外部壓力為金磚提供了重新整合的窗口期,這個十國集團本身卻因內部矛盾而難以把握機遇。去美元化、對美國的敵意程度、對中國主導地位的疑慮、經濟結構沖突以及成員急速擴張帶來的制度摩擦,使金磚集團難以形成統一立場。無論是對美國襲擊伊朗的應對,還是對外發布聯合聲明的能力,該集團均暴露出行動不一致、戰略不協調的問題。
因此,盡管特朗普的政策讓金磚國家集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必要,它卻仍遠不足以成為新的全球治理架構替代選項。成員國既希望利用該集團對沖美國,又不愿在集團內犧牲戰略自主,導致其無法像G7那樣形成高一致性的政策協調機制。正如本文所強調的那樣,金磚國家集團的地緣政治重要性正在上升,但其內部裂痕同樣顯而易見,使其注定在短期內只能“勉強維持”,難以真正抓住時代賦予的契機。
(編譯:張樂詞)
第七名:
(閱讀量:15,427)
11月14日,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CFR)刊登了香農·K·奧尼爾、朱莉婭·休薩與加夫列拉·帕斯-索爾丹聯合撰寫的文章。文章系統梳理了特朗普政府依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以“國家安全”為由已實施及正在考慮的各類關稅措施,涵蓋鋼鐵、鋁、半導體、關鍵礦物等眾多產品類別。
通過詳盡的圖表與數據,文章展示了美國在這些關鍵產品上的高度進口依賴,并比較了不同供應國(尤其是美國盟友、中國及其他國家)受到的影響差異,可為理解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美國貿易政策的走向、關鍵產業進口結構與全球供應鏈可能面臨的壓力提供參考。文章指出,盡管部分關稅聲稱旨在針對中國,但其主要負擔卻更多落在加拿大、墨西哥、歐盟等美國傳統盟友和自由貿易伙伴身上。
(編譯: 姜心悅 )
第八名:
(閱讀量:15,906)
2025年11月5日,特朗普政府第一個任期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羅伯特·C·奧布萊恩(Robert C. O’Brien)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撰文強調,相比外界對特朗普“削弱盟友體系”的諸多批評,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推行的“以實力求和平”戰略反而展現出務實成效。
文章認為,通過“恫嚇”策略,特朗普成功讓盟友和伙伴國將國防開支目標提高至GDP的5%,制造出前所未有的安全緊迫感,推動各國加大本國防務的有形投資。在歐洲,由此掀起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再武裝浪潮。與此同時,特朗普在對烏克蘭政策上采取了“有條件支持”的做法不僅減輕了美國的財政壓力,也使歐洲對烏援助額度在特朗普任期內實現了大幅提升。在地區事務上,文章強調特朗普堅定支持以色列、打擊哈馬斯,并重啟對伊朗的“極限施壓”,包括直接攻擊濃縮設施,并利用關稅與制裁促成停火與外交協議。在西半球,美國通過邊境軍事部署、關稅施壓、打擊毒品走私、限制中國和俄羅斯的影響來鞏固地區主導權。在奧布萊恩看來,特朗普正讓動蕩的世界重新趨向穩定。
(編譯:張樂詞)
第九名:
(閱讀量:13,882)
2025年12月16日,美國雜志《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刊登了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莫里斯·R·格林伯格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劉宗媛(ZONGYUAN ZOE LIU)圍繞中美長期競爭的分析文章《中國的長期經濟戰》。文章指出,中國并未將當前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和技術沖突視為階段性博弈,而是將其納入一場以數十年為時間尺度的結構性競爭之中。中國的戰略目標并非通過軍事擴張或正面沖突取代美國,而是在避免觸發“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下,通過持續積累工業能力、金融資本與制度性影響力,逐步削弱美國的結構性優勢,并爭取在全球體系中獲得與美國并列、甚至在部分領域實現超越的地位。
文章批評以GDP、軍事實力或單一技術指標為核心的傳統比較方式,認為其難以揭示中美競爭的真實走向。為此,作者引入源自信貸分析的“四個C”框架——能力(capacity)、資本(capital)、品格(character)與可信度(credibility),系統評估中國崛起的物質基礎、政策取向與國際影響。在作者看來,中國具備承受成本并持續施壓的能力,但全球領導地位仍受限;美國則已無法依賴戰后形成的傳統優勢,卻依然在制度信譽、聯盟網絡與國際秩序塑造方面保有籌碼。
(編譯:李政儒)
第十名:
(閱讀量:10,439)
12月22日,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接近一周年之際,梳理了對其外交政策有重要影響的核心官員。上榜的名單包括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J.D.萬斯(J.D. Vance)、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梅拉尼婭·特朗普(Melania Trump)以及蘇西·威爾斯(Susie Wiles)等十人。
值得留意的是,2025年4月25日,《外交政策》雜志曾在特朗普執政100天之際曾推出類似的榜單。而在當時,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賈米森·格里爾(Jamieson Greer)、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基思·凱洛格(Keith Kellogg)等四人仍在榜單之上。而在此次的榜單中,不僅科爾比、庫什納、梅拉尼婭·特朗普及蘇西·威爾斯取代了他們,馬可·魯比奧、皮特·赫格塞斯的重要性也有了明顯的提升。這一榜單的變化,除了體現出特朗普與其核心團隊人員之間親疏和信任程度的變動之外,也同樣折射出特朗普外交政策重心和策略的某種轉變。
(編譯: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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