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號那天,華盛頓的熱鬧沒在股市里——最高法院直接給特朗普的關稅權判了“越權”:6比3的票,明擺著告訴他,你踩憲法紅線了。那天沒什么指數漲跌的戲碼,但一條老規矩被拎出來敲黑板:稅權是國會的,白宮再急也不能拿緊急法當萬能鑰匙。特朗普之前靠1977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幾乎所有貿易伙伴加關稅,最高法院說這超了總統權限,碰了憲法結構的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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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意見是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寫的,其實邏輯很直白:IEEPA只允許緊急狀態下監管進口,沒說能讓總統收關稅啊。國會要是真把這么大的征稅權給總統,得寫得明明白白,不能讓白宮把“監管”解釋成“想收就收、想收多久收多久、想對誰收對誰收”。判決里對“無邊界、無上限、無期限權力”的警惕,就是給關稅萬能化的沖動踩了剎車。
那三個投反對票的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諾他們)也有話說:監管進口的傳統工具本來就包括關稅,文本、歷史、實踐都能支持白宮的解釋。他們還擔心,這裁決會引發巨額退稅,沖擊現有的貿易安排和政策穩定性。不過他們不是幫關稅說話,就是覺得白宮用關稅順手,別斷了這個“工具”——畢竟同是保守派,有人更在意國家機器能不能順暢轉。
這場官司不是爭某一個產業政策,是爭一種“粗暴治理想象”:把全球貿易塞進國家緊急狀態,再把緊急變常態,把常態變財政工具。特朗普第二任期把關稅包裝成“解放日”動作,把貿易逆差、制造業空心化、邊境毒品甚至對外不滿全塞關稅里,跟說“世界欠美國答案,加稅就是答案”似的。最高法院這次等于拆了他的“萬能關稅開關”,提醒美國制度還有個老規矩:想收稅,先找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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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也不含糊,說IEEPA這條路堵了,就換232國家安全關稅和301不公平貿易調查繼續搞。所以關稅不會退場,只是換個法條演——但232和301更具體、更程序化,容易被挑戰,沒法像緊急權力那樣把全世界打包收稅。
有意思的是,法院在制度上給國會收了點權,但國際上已經被關稅逼出來的承諾、投資、供應鏈調整,不會自動回去。很多國家和企業面對的不只是稅率,是進美國市場和安全體系的綜合成本——關稅更像可調節的壓力閥,目的是逼對方做帶沉沒成本的動作。比如工廠都選好址了、合同都簽了,再討論關稅合法不合法,現實哪像法學院課堂能倒回時間?
退稅這事兒更有黑色幽默:關稅收上來快得很,退回去卻極慢,動輒千億美元級別的規模。退多少、退給誰、怎么退,得進漫長的技術和訴訟泥潭。財政部像拿到刷爆的信用卡賬單,企業像被迫墊了政策押金,特朗普呢?又多了個敘事舞臺——一邊罵法院阻礙復興,一邊換法條繼續施壓。
說白了,最高法院沒消滅特朗普的“強人沖動”,只是把“萬能開關”改成了“多鍵組合”。當關稅被當成解決財政、產業、外交、選舉甚至情緒的超級工具,肯定撞憲政分工——羅伯茨其實在說:總統可以強勢,但不能把國會稅權當談判籌碼。特朗普的黑色幽默在于,他不怕輸官司,反而擅長把制度挫敗變成敘事燃料:法院阻撓、建制作對、外部掠奪、內部背叛——全是素材。
要是關稅得一國一國談,同一套壓力就拆成更多回合的交易和施壓,戲更長、鏡頭更多、情緒更密。判決劃了紅線,但紅線外的權力博弈還會繼續,只是換了包裝、換了按鈕、換了話術。法律能讓總統沒法“一鍵收稅”,但很難讓白宮停止把世界當談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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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壓力結構未必消失,只是更迂回、更程序化,更考驗各國在法律權益和政治記賬之間的權衡。形式上是關稅權邊界之爭,實質上是美國在制度約束下繼續輸出成本的能力測試——而特朗普最擅長把這種測試講成“美國再次偉大”的真人秀。
參考資料:新華社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違反憲法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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