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大壩運行20余年投資2500億，如今收支回本了嗎？

2026年，三峽大壩運行已滿20余年，當年約2500億的巨額投入，始終是大眾熱議的焦點。

有人覺得它耗資巨大、得不償失，也有人堅信它的價值遠超金錢。

如今，三峽大壩最新運行數據全面曝光，這份跨越20余年的“收支賬本”終于清晰落地。

它不僅用實打實的數據回應了所有質疑，更揭開了國之重器背后，遠超金錢的多重價值。

2500億投入究竟有沒有回本？它的回報，又藏著哪些不為人知的底氣？

1994年12月，宜昌三斗坪江灘上第一次放炮，三峽工程算是真正開工了。

那時候定下的動態總投資是2485億，最后結賬只花了2078億，還比預算少了400多億，在世界大型基建項目里都算很少見——多數是超支，這個是“打折”。

錢從哪兒來？不是天上掉的，也不是一兩家機構砸出來的，而是全國人民一點點“湊”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全國電價里悄悄加了一項“三峽建設基金”，老百姓家里一開燈、一用電，就有幾分錢被抽出來投進三峽工程，占了總投資的大約七成。

剩下的缺口，一部分靠葛洲壩電站發電掙錢，一部分靠三峽工程邊建邊發電“滾動”回籠資金，說白了是“自己養自己”。

從1994年開始，到2013年工程投資基本回本，一共前后折騰了快二十年。

這些錢絕不是只砌了一堵壩。

三峽蓄水以后，要把大批人從江邊、庫底安全遷走，總共涉及131萬人搬家，安置補償、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加起來接近900億元。

為了讓三峽水電能送到華中、華東、華南等地，國家在壩區往外鋪設超高壓輸電線路，跨越九省兩市，在這上面又砸了150多億，各類配套電網投資累加起來遠不止這個數字。

工程技術方案中最典型的一次利益博弈發生在1984年前后。

最早的設想是水位150米，這樣庫區淹沒少一些，但重慶方面強烈反對：水位太低，萬噸級船隊上不了重慶港，成渝一帶內河航運發展會被卡死。

幾輪反復權衡、論證之后，水位被抬到了175米。

結果，一下子既提高了庫容和防洪能力，又讓重慶真正變成長江上游的大港口。

可見這2485億，本質上是拿真實的資金，把長江沿線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發展基礎，一次性重構了一遍。

它不是只服務一個電站，而是牽動了長江干流、支流、沿岸城市和港口的整體格局，屬于全國性“底層設施”的一次大升級。

要說回報，最直觀的就是發電收入。

截至2025年8月，三峽電站累計發電已經超過1.8萬億度。

假設平均按每度電0.25元來算，發電收入就超過4500億，這已經遠遠蓋過當初全部投資。

三峽電站設計裝機容量是2250萬千瓦，由32臺70萬千瓦和2臺50萬千瓦機組組成，原本設計的年發電量是880億度。

但從投產以來幾乎年年超額完成任務，2024年直接干到1046億度，刷新世界水電站年度發電紀錄。

2025年上半年就發了762.61億度，同比還增長了6%左右。

2013年左右，投資已基本回收，此后發出的一度電，除去必要的運行維護成本，基本都是凈收益。

除了電，三峽還悄悄給長江航運動了“大手術”。

在三峽蓄水前，川江河段又淺又窄，枯水季節經常出現船跑不動、甚至斷航的情況，一年最多也就勉強運個一千萬噸貨。

大型船隊上不了重慶，只能多次中轉，時間長、運費貴。

蓄水后，庫區形成了深水航道，長江上游的通航標準提高到一級航道，萬噸級貨輪可以直接抵達重慶港。

運輸成本隨之大幅下降：原來每噸貨差不多要120元運費，現在只要40元左右，同樣的路線價格直接砍掉了三分之二。

到2025年，三峽樞紐船閘年通過貨運量達到1.69億噸，又創下歷史新高。

二十多年累計下來，沿江企業光是物流成本就省下了千億級別的開支，這些錢沒體現在三峽公司賬面，卻真真實實進了長江經濟帶企業和地方經濟的口袋。

再看防洪方面的“隱形收益”。

1998年特大洪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約2500億元，死亡和失蹤人口上千人，當時三峽還沒正式發揮作用，荊江河段大堤的防洪標準只有“十年一遇”，一旦來水偏大，沿線城市和村鎮就得全民上堤、日夜巡堤。

三峽工程建成后，長江中下游的防洪格局完全改寫，荊江河段的防洪標準提高到了“百年一遇”。

截至目前，三峽已經累計攔洪近70次，總攔洪量超過2400億立方米。

以2020年的洪水為例，最大入庫流量每秒7.5萬立方米，通過調度，把出庫流量壓到5.3萬立方米，相當于硬生生在庫區里存住了160億立方米洪水。

這些水如果直接下泄，荊江大堤、洞庭湖區和武漢下游的城市群要面臨多大的壓力，幾乎可以類比一場甚至多場1998年的災情。

防住一次大洪水，就等于避免掉一大筆成百上千億級別的損失，這種“省出來的錢”，沒有寫在任何發票上，卻實實在在存在。

除去這些算得清的現金流，還有不少收益是難以完全用錢標價的。

首先是替代效應和環保賬本。

三峽電站投運以來累計發電1.8萬億度，這些清潔電力相當于替代了大約5.5億噸標準煤的發電需求，換算下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超過14億噸。

要靠植樹來抵消這部分碳排，大致需要幾十億棵樹的規模，相當于給華中和華東又“種”出了一片看不見的森林。

沿江水環境治理也同步推進，長江重慶段多年保持在地表水Ⅱ類水質標準，三峽庫區實施岸線整治近700公里，庫區森林覆蓋率超過50%。

早些年有人擔心建大壩會帶來嚴重生態災難，從目前監測看，并沒有出現預想中的“生態崩潰”。

再往深里看，還有一筆技術和產業升級的賬。

三峽工程一開始大量引進國外技術，但沒有止步于買設備、買圖紙，而是通過工程實踐逐步實現消化、吸收、再創新。

以70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為例，從最初依賴外方，到后面完全實現自主設計制造，中國企業在大型水電成套設備領域拿下了話語權。

圍繞三峽工程，國內相關科研單位和企業拿下了上千項科技成果，僅專利就有九百多項，“蓄清排渾”等泥沙調控技術解決了世界水利界公認的難題。

后來中國在瀾滄江、雅魯藏布江等河流以及境外的大型水電項目中，都在延用和升級這些技術。

“一帶一路”沿線不少水電站里，發電機組、金屬結構件、施工方法都能看到三峽時期技術路線的延伸，中國從“買技術”變成“賣技術”“賣方案”。

最后不得不提那131萬三峽移民。

搬遷對個人和家庭的打擊是實實在在的，一輩子的房子、地盤都得重新來過。

但配套的移民資金投入、產業扶持、城鎮建設，也客觀上抬高了庫區的整體發展水平。

統計顯示，三峽庫區相關地區在工程建設和運行帶動下，GDP年均增速接近16%，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6個多百分點，一批原本交通閉塞、產業單一的縣城，逐漸形成旅游、特色農業、水電配套等多元產業。

比如重慶巫山的脆李，借著三峽庫區生態和交通優勢迅速打出名氣，品牌價值超過百億，帶動十幾萬果農增收。

原先被認為是“犧牲者”的庫區群眾，正在逐步變成發展紅利的享有者。

把這些線索串起來看，當年那2485億絕不是簡單的一次性支出，而是一筆典型的“復利投資”。

1992年全國人大表決三峽工程時，2633票贊成、177票反對，爭議持續至今，但從二十多年實際運行數據看，這座大壩已經交出了一份超額完成的“收益表”。

未來二三十年，它還會繼續發電、攔洪、通航、輸出技術，這些收益會一輪又一輪滾下去。

真正值得追問的是，在資源、環境、安全等多重約束下，我們能否再謀劃出下一個具有類似綜合影響力的“超級工程”，而不僅僅是再砌一堵同樣規模的混凝土大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