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珍貴的資源，不是石油，不是稀土，而是北方最常見的黃土層

說到中國不可替代的戰略資源，你腦海中浮現的是否仍是稀土或原油？這些被冠以“工業維生素”“能源命脈”的要素，確實在現代制造業與能源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但鮮為人知的是，在華北平原與黃土高原縱橫交錯的田野間，一種更古老、更沉默、更豐饒的資源正悄然重估其價值——那便是覆蓋廣袤地域的第四紀風成黃土。它不似稀土般稀有，亦無原油之暴利，卻默默支撐起中華文明五千年綿延不絕的農耕根基與文明厚度。

這層看似尋常的沉積物，究竟蘊藏著怎樣被長期低估的深層價值？

黃土被重新定價了

提起黃土高原，公眾記憶里常是溝壑縱橫、植被稀疏、水土流失嚴重的圖景，“靠天吃飯”“生態脆弱”幾乎是刻板標簽，極少有人將其與經濟收益掛鉤。

轉折點出現在2025年1月的陜北米脂縣高西溝村——一座建成于上世紀70年代的淤地壩內，2萬噸經科學核算認證的“土壤固碳量”，正式登陸全國自愿減排交易市場，成交總額達150萬元，折合每噸75元。

而早在2024年，延安市已在全市范圍開展系統性試點：一次性掛牌交易15.1萬噸水土保持類碳匯，實現財政性收入543.6萬元，創下西北地區同類交易規模之最。

為何一方泥土竟能轉化為可計量、可交易、可變現的資產？答案源于一套清晰透明的生態賬本邏輯。

陜北地下富集煤炭、天然氣等傳統能源，區域內高耗能企業密集，碳排放壓力突出，亟需通過市場化手段完成履約清繳。

與此同時，歷經數十年持續開展的小流域綜合治理、退耕還林還草及梯田建設，已使黃土高原大量有機質被穩定封存在淤地壩沉積層、梯田表土及林草根系網絡中，形成可觀的“土壤碳庫”，實質上承擔了區域尺度的大氣碳截留功能。

在國家“雙碳”戰略縱深推進與地方碳交易機制日趨成熟的雙重驅動下，企業支付資金購買鄉村生態治理成果，農民則憑借長期守護土地、修復植被的行為，獲得可持續的碳匯收益。

這種曾專屬于國際碳金融體系的創新模式，如今已扎根于黃土高原的千溝萬壑之中，成為鄉村振興的新支點。

那些曾被視作貧瘠象征的黃土溝壑，正被一筆筆真實到賬的交易記錄，改寫為看得見、摸得著的增收賬本。

生態修復越扎實、碳匯儲量越穩定、計量方法越精準，換來的經濟回報就越豐厚。

對于世代與黃土打交道的村落而言，這是歷史性的一刻：腳下這片曾被稱作“難耕之地”“流失之源”的土壤，首次在全國統一碳市場中擁有了權威認證的單位價格與流通價值。

封著礦產后手，也撐著飯碗和基建

將視野拉升至宏觀地理尺度，整片黃土覆蓋區躍然眼前——總面積約63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六個浙江省疊加的遼闊疆域。

平均厚度逾百米的連續沉積層，遠不止教科書所載“結構松散、抗蝕性弱”的單一屬性；從國家戰略資源安全維度審視，它實為一層天然形成的巨型“地質封蓋層”。

據自然資源部最新勘查評估，我國近半數尚未動用的高潛力礦產資源賦存于該黃土覆蓋帶之下：包括優質動力煤與煉焦煤、大型鋁土礦床、高豐度煤層氣與頁巖氣藏等。

相較東部平原淺層礦產早已歷經百余年高強度開發，黃土因覆蓋巨厚、埋深大、工程條件復雜，客觀上延緩了開采節奏，反而為國家戰略性資源儲備贏得寶貴時間窗口。

這無異于在國土深處預留了一座“未來資源保險倉”：暫不啟用，卻始終握有主動權。

黃土本身亦非“低值填充物”。

農業維度上，其顆粒結構疏松多孔、陽離子交換能力強、保水保肥性能優異，歷史上關中平原、汾渭谷地等核心農區實現連續數千年高強度耕作而未明顯退化，正是仰賴于此種獨特土壤稟賦。

當前，全國約32.7%的糧食總產與35.4%的肉蛋奶供給，直接或間接源自黃土區，構成極端氣候與外部供應鏈擾動下的關鍵韌性支撐。

昔日黃河泥沙滾滾，根源在于黃土遇強降雨即發生面蝕、溝蝕乃至滑塌，導致大量表土隨徑流涌入河道。

但近三十年來，伴隨大規模生態修復與高標準農田建設，“人治之力”正系統性重塑黃土性能。

寧夏南部、甘肅隴東、陜西北部等地全面推進耕地“宜機化”改造，運用大型工程機械將碎片化坡耕地整合為連片平田，對臺塬邊緣與侵蝕溝實施工程穩坡、生物護岸與梯級布設，顯著提升機械化作業適配度，同步推動單產提升與耕作成本下降。

尤為典型的是寧夏彭陽縣實踐：將原狀黃土經復合固化劑改良與分層壓實工藝處理后，作為高等級公路路基主材，其承載力與耐久性接近C20混凝土標準，單公里建設成本降低18.6萬元，工期壓縮超22%，開創黃土材料工程化應用新范式。

這本質上是一場靜默而深刻的“土壤價值升維”：同一方黃土，過去被定義為生態負資產，如今兼具耕地生產力、基礎設施承載力、碳匯交易力與礦產保護力四位一體的復合資產屬性。

黃河高原的綠色反攻

沿黃河溯源而上，黃土高原最顯著的視覺變遷，正在由“黃為主調”轉向“綠意主導”。

水利部最新遙感監測數據顯示，黃河流域整體水土保持率已達69.3%，其中陜西省境內生態恢復前沿線較上世紀80年代向北推移約412公里，植被覆蓋密度提升幅度達歷史峰值。

這一轉變背后，不僅是植樹數量的增長，更是全流域治理范式的根本躍遷。

舊有模式下，黃土被視為必須“攔截外運”的災害因子，政府投入主要用于修建淤地壩、修筑梯田等被動防御型工程。

新時代路徑中，黃土被穩固于高原之上，便同步釋放多重正向效益：為下游節省巨額河道清淤支出、為企業提供合規碳資產、為農戶構建長效產業載體。

以黃河中上游現存58,362座淤地壩為例，過去僅計入財政支出科目；如今在榆林、延安等地率先實現“一壩三效”——生態固碳可交易、壩體平臺可種植、壩下空間可養殖，形成閉環增值鏈條。

壩頂栽植山地蘋果、壩坡發展林下中藥材、壩體涵養水源用于灌溉、壩區整體納入碳匯核算體系，真正實現“建好一座壩、激活一片域、帶動一方富”。

產業轉化案例日益豐富：甘肅天水花牛蘋果依托黃土區晝夜溫差大、光照足、土壤微量元素均衡等優勢，疊加冷鏈物流升級與品牌運營強化，2024年實現銷售63.8萬噸，綜合產值達21.4億元。

這類曾經被劃入重點幫扶序列的生態敏感區，正加速轉變為具備自我造血能力的高質量發展節點。

既是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的核心組成，又是優質農產品主產區，更在碳匯交易、生態康養、研學旅游等領域持續拓展新增長極。

若將上述變化串聯成鏈，便會清晰看到：“黃土高原轉型”并非空泛口號，而是切實落筆于國家安全戰略圖譜中的幾條加粗紅線。

第一條是資源安全線：厚達百米的黃土層，如天然穹頂般覆蓋并庇護著一批尚未開發的關鍵礦產資源。

第二條是糧食安全線：全國三分之一以上主糧與畜產品產能，根植于這片土地的肥沃與堅韌。

第三條是生態與氣候安全線：被攔蓄的泥沙總量與被固定的有機碳儲量，已逐步轉化為具備法律效力、可跨區域流通、可參與國際氣候治理的標準化生態產品。

當全球科技博弈加劇、關鍵設備出口受限、能源通道面臨不確定性之時，腳下這片63萬平方公里的黃土，恰恰是最難以被封鎖、最不可被剝奪的戰略底盤。

芯片可能斷供，油氣可能受限，但沒有任何力量能將如此廣袤的國土基底從中華民族腳下剝離。

科學守護、精準利用、系統增值這層“大地之膚”，本質就是在為民族復興筑牢多維支撐的底層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