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如今印度在美對華遏制戰略究竟是何角色？

本文共9024字

閱讀預計23分鐘

作者|伯納德·德梅洛（Bernard D’Mello）

編譯|俞欣怡

編譯審核|阿斯蘭

本期編輯|宋可馨

本期審核|朱依林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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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近年來，中美印“戰略大三角”成為了國際關系領域的熱點話題。三國學者多從中美競爭格局、印度對外政策、印度意識形態流變等角度把脈中印關系，分析中美印戰略格局的演進。本文作者則采取了更加獨特的視角，對印度對外政策和中美印“戰略大三角”予以進一步的分析。作者認為，印度在獨立之初在繼承英國殖民遺產的同時滋養了一種“帝國主義”心態。隨著印度的發展，印度在對外政策中產生了一種“次帝國主義”的行事風格，即其雖然在政策層面具備“帝國主義”的特點，但政權內在及背后的階級往往依附于中心國（目前是美國），因此其只能在一定范圍內表現出“帝國主義”的特性。作者指出，盡管美印雙方也存在矛盾，但印度依然是依附于美國，且依附程度漸次加深。在這種背景下，印度雖然明面上維持這“多頭結盟、兩面下注”的外交慣性，但內在已經成為了依附美國的地區霸權，令人悲哀的是，印度的權貴階層以及依附性壟斷資本主義統治階級試圖將印度包裝成“世界導師”（Vishwa Guru），但實際上卻將擁有豐富反帝國主義傳統的印度推向了一個令人痛心的境地。南亞研究小組特此編譯本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美國總統拜登和印度總理莫迪在2023年G20峰會前。圖源：推特

*注：本篇為下半部分，上半部分請見文首/文末相關閱讀鏈接（或點擊直達）

五、帝國主義—次帝國主義關系與“大印度”地緣政治

如何界定華盛頓與新德里之間的帝國主義-次帝國主義關系，特別是在美國在印太地區出臺反華戰略背景下？馬里尼指出，次帝國主義國家及其資本主義階級“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不存在戰略性沖突。相反，帝國主義與次帝國主義之間關系的界限被一種‘對抗性合作’所消解，這種合作將次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循環與帝國主義國家的主導經濟體緊密聯系在一起。”

馬里尼所使用的“對抗性合作”這一概念表明，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及其資本主義階級）與次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及其大企業）之間雖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但這并不會演變成關系破裂或公開對抗。實際上，合作與協作在雙方關系中是常態，而非例外。

這種“對立合作”框架（帝國主義/次帝國主義關系的基礎）在華盛頓與新德里就印度核計劃的沖突及最終解決的過程中得到了體現。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在印度陸軍的波克蘭試驗場進行了五次核彈試爆，致使美印關系惡化。 美國實施對印直接經濟制裁，并暫時中止了馬拉巴爾聯合演習。然而，令華盛頓滿意的是，新德里解釋說，印度進行核試驗是因為必須發展核武器和核能力以應對“中國挑戰”，并表示愿意與華盛頓合作。

經過一系列廣泛的談判，華盛頓在2005年7月提出了《民用核合作倡議》，這最終導致了2008年《美印民用核協議》的簽署。該協議為核供應國集團（NSG）成員國向印度出口鈾鋪平了道路，盡管這違反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此外，該協議還為新德里與其他所謂“友好”國家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議提供了可能。同時，美國還支持印度加入了多個多邊出口管制機制，包括導彈技術控制制度（MTCR）、瓦瑟納爾協定（Wassenaar Arrangement）和澳大利亞集團（Australia Group），以便印度能夠獲取軍民兩用產品。然而，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在推動2008年與印度的核協議并為未加入NPT（對核貿易的放棄）的印度提供核貿易豁免的同時，美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強迫印度的外交、國防和安全政策與美國保持一致？

美國意圖在外交、國防和安全政策方面促使印度與自己保持一致，這一點表現得非常明顯。2006年通過的《亨利·海德美國-印度和平原子能合作法》（簡稱《海德法》）對《美國原子能法》第123條的先決條件進行了調整，為與印度進行核合作提供法律基礎。《海德法》明確規定美國在與印度開展核合作時需要滿足的條件，其中包括要求印度擁有“與美國一致的外交政策”。 此外，向印度轉讓核材料、核相關設備或技術，以及彈道導彈或導彈相關設備和技術的條件之一，是這些轉讓必須符合美印兩國的“共同防御和安全利益”。 同時，與印度進行的核貿易必須“符合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這些規定實際上是將美國的帝國主義意圖以法律形式明確下來。

然而，華盛頓成功將潛在的沖突轉變為合作關系，并將印度視為一個例外，實際上承認了印度作為一個核武器國家的地位。通過這種方式，美國為印度提供了一條途徑，以補充或增加印度國內開采和加工的、用于軍事目的的有限鈾礦石供應。畢竟，新德里在華盛頓的印度洋-太平洋反華戰略中扮演著重要的合作伙伴角色，兩國之間正在形成一種戰略伙伴關系，這才是最關鍵的。這種伙伴關系對于雙方來說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有助于加強合作，共同應對地區和全球性的挑戰。

馬里尼將帝國主義與次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系描述為“對立的合作”，這一表述揭示了其中存在的矛盾，即內部沖突可能會使這兩個在功能上統一的實體走向分裂。然而，對立與合作難以長期并存，除非合作能夠將對立轉化為其反面，即“非對立”（non-antagonism），就如同印度成為核武器國家的情況那樣。基于此，我對帝國主義與次帝國主義的關系進行了重新闡述，認為雖然帝國主義強國與其次帝國主義伙伴之間的矛盾在本質上既具有對立性又具有非對立性，但由于次帝國主義強國既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又是受益者，所以這兩個實體在處理對立性矛盾時，通常會防止這一矛盾演變為公開的對立。

換言之，鑒于印度統治階級及其利益考量，當面臨對立性矛盾時，印度傾向于以合作的方式進行處理，將此類矛盾轉化為看似非對立的狀態，就如印度成為被認可的核武器大國這一情況。不過，這僅僅是一種趨勢而已。

另一方面，印度也有可能利用中美之間的對立，通過參與中美在西太平洋的沖突來謀取利益。這其中包括印度繼續與作為其最大外部原油供應國的俄羅斯保持合作，以獲取廉價的石油、化肥、S-400“凱旋”移動式地對空導彈系統以及核電站項目等，所有這些交易均以印度本國貨幣進行結算。俄羅斯還在中印邊界爭端中為印度提供支持，尤其是在印度所稱的“東拉達克地區”。讓美帝國主義與印度次帝國主義關系中的某些對立因素持續存在，恰恰符合次帝國主義印度的利益。當然，帝國主義大國與其次帝國主義伙伴之間的這種矛盾，如果不能通過相互調整妥善處理，原本呈現非對抗性的矛盾可能會轉變為對抗性矛盾，或者原本處于管控范圍內的對抗性矛盾可能會演變為公開的對抗性矛盾。畢竟，帝國主義與次帝國主義之間的伙伴關系是隨著矛盾的出現和解決而不斷演變和發展的。

迄今為止，帝國主義與次帝國主義關系中的對立傾向尚未公開顯現，所有既有協議中涉及鞏固美印武裝互操作性及其他方面軍事伙伴關系的條款，都在平穩推進執行，包括2002年簽署的《軍事信息安全總協定》及其2019年簽署的《工業安全附件》；2012年簽署的《國防貿易與技術倡議》；2016年簽署的《后勤交流協議備忘錄》；2017年授予美國的戰略貿易授權地位；2018年簽署的《通信兼容性與安全協定》；2020年簽署的《基本交流與合作協定》；以及2022年簽署的《關鍵與新興技術倡議》。此外，還有2023年簽署的《供應安全安排》和《互惠國防采購安排》協定。這些安全協議使得美國能夠在印度儲存軍備，以在供應中斷的情況下滿足不時之需。

在印度權力精英看來，強化印美戰略伙伴關系對印度實現“領導大國”的雄心壯志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美國的要求下，自2019年起，印度一直以七國集團（G7）峰會的“永久受邀者”自居。具體而言，2016年美國將印度指定為“主要防務伙伴”，賦予其按照“與美國最親密的伙伴相當的水平”與美國共享防務技術的權利，以此作為印度簽署《后勤交換協議備忘錄》的交換條件。依據該備忘錄，美國軍隊能夠在印度軍事基地進行“前沿部署”，這使得印度成為美國海軍在印太地區維護、修理以及前沿部署艦艇和其他軍事資產的關鍵樞紐之一。作為回報，印度有權使用美國在吉布提、迪戈加西亞、關島、蘇比克灣的軍事基地以及加油設施。

“四方安全對話”（Quad）當前被普遍視作一種相對較“松散”、針對中國的“外交”及軍事安排。與印度不同，日本、澳大利亞被視為“北約的重要全球伙伴”，這兩個國家的國家安全政策受到美國“核保護傘”的庇護，其國內建有美國軍事基地。而印度迄今尚未與美國建立正式軍事同盟關系。話雖如此，印度在巴以問題、伊朗問題、臺海問題上的立場，及其對美國與巴基斯坦功能性關系的態度，并未顯現出與美國存在任何戰略性分歧,即便在美國實施對俄制裁的情況下，印度依然與俄羅斯、伊朗積極進行交往。印俄友好關系在次帝國主義關系中呈現出明顯的對立性，然而，這種關系目前卻正在不斷得到強化。

在應對美國時，印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相對的政治自主性。從策略層面來看，印度倚重半周邊國家集團——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以及由中國和俄羅斯領導的上海合作組織（SCO）。不過，與金磚國家和上合組織中那些堅決反對美國主導的帝國主義地緣政治的其他國家不同，印度長期以來一直兩面下注，試圖在各方之間左右逢源。

然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很大程度上使印度在南亞推動的基礎設施項目黯然失色。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的部分成員國現已加入“一帶一路”，但印度、不丹并未參與（不丹在印度的影響下未加入）。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巴經濟走廊（CPEC）將瓜達爾港的基礎設施與轉運航運相結合，開辟出了一條重要的替代性貿易路線。通過這條路線，石油能夠經由管道從瓜達爾港直接輸送至中國西南部，同時，中國產品也可先運至瓜達爾港，再轉運至全球各地。

“一帶一路” 倡議主要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推動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提供資金支持。該倡議將貸款融資的基礎設施建設與中國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的合同緊密掛鉤，并與周邊地區的工業發展有機結合。“一帶一路” 倡議的項目范圍廣泛，涵蓋中亞、西亞、非洲，同時通過 “中國 — 中南半島經濟走廊” 將中南半島納入其中。在南亞地區，“一帶一路” 項目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尼泊爾和緬甸，具體包括中巴經濟走廊（涵蓋瓜達爾港的擴建）、2010 年起在斯里蘭卡運營的漢班托塔港的擴建項目、中國與孟加拉國之間的 “一帶一路” 合作項目、尼泊爾與中國之間的 “跨喜馬拉雅立體互聯互通網絡” 以及 “中緬經濟走廊”。

在斯里蘭卡的運營管理下，漢班托塔港長期面臨著嚴峻的虧損難題。在深陷財務困境、無力償還債務之際，斯里蘭卡政府于2016年實施了債轉股措施，將該港口以長達99年的長期租約形式移交給一家中國國有企業。這家中國企業由此獲得了港口管理公司的多數股權。依照協議，中國國有企業承諾進行大規模投資，以期望使港口實現盈利，并且計劃在十年內逐步減少其在港口管理公司的股份份額，并將該部分股權轉讓給斯里蘭卡的合作伙伴。

斯里蘭卡將漢班托塔港長期租借給中國，由中國對該港口進行管理，這一舉措引發了美國和印度的安全憂慮。為對抗中國日益增強的地區影響力，帝國主義大國及其次帝國主義盟友決定采取行動。它們首先通過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提供的貸款，在科倫坡港建設了一個深水碼頭。這筆貸款與印度總理莫迪所青睞的大型財團——阿達尼集團有關聯，阿達尼旗下的阿達尼港口公司、經濟特區公司（APSEZ）擁有科倫坡西部集裝箱碼頭51%的股份。

中巴經濟走廊，包括瓜達爾港以及漢班托塔港等，引發了印度權力精英的深切安全憂慮。這種擔憂得到了美國軍事情報承包商博思艾倫·漢密爾頓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提出的“珍珠鏈”地緣政治理論的進一步支持與強化。該理論認為，中國正在其海上交通沿線部署軍事及經濟資產，同時不斷深化地區關系。這一戰略布局始于南海，途經馬六甲海峽，橫貫印度洋，一直延伸至波斯灣。

在印度洋區域，印度與美國持續向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發出警告，提醒其警惕中國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印度在馬爾代夫增強軍事影響力的舉措引起了當地民眾的不滿，這種情緒在2023年秋季以及2024年春季的選舉中得以充分體現，主張國家主權的政治力量取得了壓倒性勝利。新上任的政府隨后驅逐了印度的武裝部隊，并廢除了侵犯國家主權的秘密協議。然而，對于印度和美國來說，馬爾代夫的戰略位置極為關鍵。這個在1887年至1965年期間作為英國保護國的國家，不僅位于印度洋主要海上航線之上，而且靠近美國在迪戈加西亞島的軍事基地。因此，使這個群島國家遠離“中國影響”，對印美兩國具有重大意義。當前，西方媒體普遍給馬爾代夫國內主張維護本國主權的政治力量貼上“親華派”的標簽。

六、中印實控線邊界敵意再起

中印邊境拉達克地區緊張局勢再度升溫，這與印美戰略伙伴關系的強化緊密相關。尤為關鍵的是，美國在2020至2021年期間向印度提供了與中印邊境軍事對峙相關的實時軍事情報，這些情報涵蓋拉達克及其相鄰的中國西藏西部班公湖附近區域，還有拉達克北部與中國新疆、東部與南部與中國西藏接壤的地帶。在這些地區，小規模沖突的爆發源于雙方對拉達克地區邊界線存在分歧。然而，在這些軍事沖突過后，中國似乎表明其無意在中印雙方界定的邊界地區謀取更多領土，并愿意考慮邊境實際狀況。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決定撤出班公湖周圍的“灰色地帶”。但是，盡管中方做出了這一和解姿態，到2022年底，印度政府仍在距離中印爭議邊界僅100公里的北阿坎德邦組織美印聯合高空軍事演習。

七、中印邊界實控線敵意再起，由什么原因引起？

2017年6月26日，印度軍隊越過中印邊界錫金段，阻撓中方在洞朗地區修路，制造了中印邊界的第三個沖突點。印度國防部、外交部、印度大型媒體以及大多數自稱為安全專家的人士均認為，中國有意將中印不丹邊界進一步向南推進，以便在發生戰爭時能夠更好地“搶占”連接西孟加拉邦及印度其他地區，與東北部七個邦的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 corridor），即所謂的“雞脖子”，進而切斷這些邦與印度國內腹地的唯一直接陸路聯系。這種牽強附會的推測為其入侵中國宣布擁有主權且在中國實際控制下的領土（但與印度掌控下的不丹存在領土爭議）提供了“理由”，這反映出自2014年上臺以來，莫迪政權對華敵意的不斷積累。

在莫迪政府的領導下，印度似乎對1993年9月中印《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議》、1996年《關于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以及2005年在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補充議定書置若罔聞。總體而言，這些協定涵蓋了在邊界爭端解決之前維持實際控制線現狀（1993年協定）、為避免爆發敵對行動采取軍事建立信任措施（1996年協定）以及實施建立信任措施的方式（2005年議定書）。

實際上，在莫迪政府的領導下，隨著印美戰略伙伴關系的不斷深化，印度政府似乎忘卻了其在2005年4月簽署的《關于解決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中所做出的承諾。該協議第一條明確規定：“不應允許邊界問題上的分歧影響雙邊關系的整體發展”，第四條規定：“雙方將適當考慮彼此的戰略和合理利益，以及相互和平等安全的原則”，第五條指出，在解決邊界爭端時，“雙方將特別考慮歷史證據、民族感情、實際困難和雙方的合理關切與敏感問題，以及邊界地區的實際狀況”。此外，正如第七條所反映的，在“達成邊界解決方案時，雙方應保障其在邊界地區定居人口的應有利益。”

帝國主義大國支持次帝國主義國家的主權主張，并與之合作推進反華的印太戰略。在這種情況下，印度是否會如同中國一樣致力于通過談判合理解決兩國爭端呢？印度又是否會遵守2005年4月簽署的《關于解決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呢？中印實際控制線至今仍是世界上軍事化程度最高的邊境地區之一。然而，即便處于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帝國主義與印度次帝國主義關系的對立一面也有所顯現。因為至少在印度與中國邊界爭端的直接、有限的方面（即就實際控制線地區達成一致），談判仍在兩個大國共同參與上合組織的背景下持續進行。2024年7月的上海合作組織會議后，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表示：“今天上午在阿斯塔納會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雙方討論了早日解決邊境地區遺留問題。我們同意為此通過外交和軍事渠道加倍努力。”

八、戰略全貌與一些推論

我已然闡述了印度作為次帝國主義強國的地位，及其在美國反華印太戰略中所充當的主要合作伙伴角色。然而，印度在美帝國主義計劃中所扮演的這一角色，其更為廣泛的戰略意義以及“全貌”究竟是怎樣的？

歷史上，亞太/印太地區的國家曾遭受過美國、西歐列強，包括英國、法國、荷蘭、葡萄牙以及日本的入侵、占領、殖民化和半殖民地化。在去殖民化之后，以各種形式擺脫殖民身份，并在經濟、軍事上實現趕超始終是一項長期持續的任務，對于中國而言更是如此。自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處于資本主義內部和資本主義之外的漫長轉型期，這一點與印度極為不同，形成了鮮明對比。

特別是自1978年以來，面對在由美國主導的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內部實現發展的挑戰，中國精妙地權衡了自身的利害關系。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持續捍衛國家獨立，引領國家發展和現代化建設，并且不斷提醒自身，人民、被剝削者和被統治者“渴望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是一個長期的全球進程”。中國的反帝斗爭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均體現出社會主義的視野。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在海陸疆界和專屬經濟區方面，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巴布亞新幾內亞曾被澳大利亞統治近六十年）以及后來的日本（曾對朝鮮半島實施殖民統治）獲取了極大利益。在東海，日本、中國和韓國在專屬經濟區劃界問題上存在爭議，同時，日本與中國圍繞釣魚島主權也產生了爭端。

隨著中日、中美關系日益緊張，中國飛機進入日本防空識別區（ADIZ）的情況有所增加，這一行為引發了美日的警覺。該識別區系由美國武裝部隊設立，與所有此類識別區相同，并無國際法依據。作為回應，中國于2013年宣布設立自己的東海防空識別區，這是出于國家安全考量采取的必要措施，旨在對該區域內飛行的飛機進行識別、定位和管控。實際上，中國政府甚至已暗示正在考慮在南海設立防空識別區。

作為曾經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直截了當地主張自身主權以及發展和實現現代化、提升經濟與軍事實力的權利，這令美國和日本深感不安。盡管美國約有400個軍事基地近乎將中國包圍，但美國和日本仍決定進一步推進他們自行構建的印太組織，以獲取軍事安全優勢，并滿足軍事部署及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要求。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作為“四方安全對話”的伙伴，一直試圖確保印太地區海上交通線安全。中國的主要應對舉措是自2013年開始的“一帶一路”倡議，其中包括“海上絲綢之路”以及通過東南亞連接南亞、西亞（中東）和非洲的印太海上航線，并通過港口建設實現相互連接。2022年4月，中國提出“全球安全倡議”，該倡議以反對軍事集團為基礎，堅持一個國家或集團的安全不應以損害其他國家的安全為目的。

我想指出的是，當我們審視中國在經濟、軍事領域迎頭趕上的發展態勢時，可以看到次帝國主義印度是如何全面參與到華盛頓的反華戰略中的。中國正努力克服歷史上所遭受的屈辱——包括部分領土被侵占、半殖民化的屈辱經歷，以及當前來自美帝國主義的威脅。這些威脅得到了以美國為首、類似北約的盟友（如澳大利亞和日本）以及次帝國主義國家印度的支持。從本質上講，這往往伴隨著一系列的政治、經濟、地緣政治、軍事和外交行動與反制措施，雙方都盤算著對方可能的策略，并提前計劃反制手段加以應對。這種危險的不安全感螺旋式上升，對亞太地區乃至全球人民構成了嚴重威脅。

關于印度的狀況，我堅信其具有依附性的壟斷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對于哪些行動和政策最能維護他們所認為的國家利益有著清晰的認知。在20世紀50年代末，印度政府判定通過談判解決與中國的邊界爭端并不符合其戰略利益。為達此目的，印度國內掀起了一股強烈的反華情緒浪潮，對印度人民和武裝部隊進行動員煽動，使他們承擔起由依附資本家階級和印度權貴所推動的野心所帶來的沉重代價（這些權貴在諸多方面的想法和行為與英國殖民者極為相似）。

遺憾的是，即便時至今日，依附于美國的印度壟斷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在權衡自身利益之際，其思維方式、觀念及行為與過去相比并無實質性差異。在1962年中印戰爭時期，美國統治階級成功地促使美國政府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尼赫魯政府旋即予以接受，由此顯著強化了美印關系。與美國政府的意圖相一致，美國統治階級亦期望印度加入美國主導的陣營，與之建立軍事同盟，并構建與之相適配的所有其他合作機制。

值得慶幸的是，盡管印度統治階級中的部分人或許對此持歡迎態度，但在當時這種情況并未實際發生。然而，誠如我先前所指出的，當前的國際與國內環境與往昔相比已然發生了重大變化。現今，有跡象顯示，印度或許正朝著與美國建立更為緊密安全合作關系的方向邁進。雖然印度尚未如同日本、澳大利亞那般與美國正式締結成安全同盟，但是印度精英階層對他們所構想的“大婆羅多”與“大印度”（Greater India）的理念愈發認同。印度政府期望借助與美國在其反華印太戰略中的合作，將印度塑造成一個“領導型大國”，并且正在逐漸成為美國在印太地區事實上的軍事安全盟友。

從宏觀層面審視，以中國抵抗美帝國主義為核心的“全景圖”令人震撼，而印度作為次帝國主義大國，卻在美帝國主義的反華印太計劃中與美國相互勾結。令人悲哀的是，印度的權貴階層以及依附性壟斷資本主義統治階級試圖將印度包裝成“世界導師”（Vishwa Guru），但實際上卻將擁有豐富反帝國主義傳統的祖國——印度曾在1937年至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支持中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推向了一個令人痛心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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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伯納德·德梅洛（Bernard D'Mello），著有《納薩爾巴里之后的印度：未完成的歷史》，20 世紀 80 年代起擔任《經濟與政治周刊》和《前沿》雜志記者，現居孟買。

本文編譯自 《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2024年9月1日文章，原標題為Sub-Imperialist India in Washington’s Anti-China “Pivot”，原文鏈接為https://monthlyreview.org/2024/09/01/sub-imperialist-india-in-washingtons-anti-china-pivot/

本期編輯：宋可馨

本期審核：朱依林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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