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看他們的專業才知道：這四個特務少將，為何能比同行們先特赦？

原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保密局云南站站長、云南游擊總司令部中將司令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回憶：“1949年和1950年，被捕的軍統局將官一級的高干有不少，我在戰犯管理所和監獄見到過的熟人如軍統局軍事情報處正副處長鮑志鴻、胡屏翰、張柏山，訓練處正副處長鄭錫麟、李修凱，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經理處長郭旭，總務處長成希超，人事處人事行政科長黃康永及孫文忠等不下幾十人；外勤區站長等就更多了，如文強、章微寒、董士立、徐宗堯、邢森洲、岳燭遠、黃毅夫、饒林、沈覲康、王樂坡、程浚、馬策、毛宗亮、王一心、劉非、李俊才、陳旭東、劉茂欣、陳達、李人士、徐夢秋、袁曉軒、薛仁安、徐晉元、郭宗堯、曾堅、蔡慎初、李漢元、廖宗澤、何際元、東方白等數以百計的軍統骨干分子。”

沈醉說的文強，被俘時已經是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董益三被俘時是第十五綏靖區第二處少將處長，但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當特務，所以被劃為“牛字號”也并不算錯，尤其是那個文強，還是軍統少數幾個中將之一，也算不折不扣的“大特務”了，而董益三所在的綏靖區（不僅限于康澤為司令的第十五綏靖區）第二處，還是情報、特務機關，其處長和骨干，也基本都是特務。

沈醉說的李俊才，就是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長，特務潛伏計劃的執行者，眼見那個計劃沒前途，他就帶著四個潛伏小組到軍管會自首了——《潛伏》中吳敬中的歷史原型就是曾任軍統臨澧特訓班教官、軍統西北區區長、東北區區長和保密局天津站站長的吳景中，這是沒有爭議的，有人說李俊才就是李涯的歷史原型，倒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吳景中曾經的搭檔、軍統局東北區少將副區長陳旭東，應該就是電視劇《滲透》中那位“陳老大”陳明的歷史原型之一，除了兩人的名字基本是“近義詞”之外，陳旭東在擔任軍統東北辦事處副處長期間還兼任過東北行轅督察處副處長（不兼東北保安司令部督察處副處長）。

陳旭東當副處長，文強當正處長，文強走了，吳景中從西北調到東北當特務一把手，陳旭東依然當副手，他不可能扶正的原因，就是他不是老蔣嫡系，而吳景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跟老蔣的大兒子“建豐同志”是同班同學。

文強和陳旭東都進了戰犯管理所，并同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同樣最后出來的，還有周養浩（保密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兼督察主任）、 鮑志鴻（局本部第一處少將處長）、 鄭錫麟（局本部訓練處處長）、段克文（局本部少將專員）、岳燭遠（河南站站長）、何崇校（廣東站站長）、謝代生（廣西站站長） 、黃康永（湖南站站長）、 章微寒（浙江站站長）。

比較而言，文強陳旭東、周養浩還算“幸運”的，沈醉提到的黃毅夫、徐遠舉，根本就沒有活到特赦，徐遠舉是自己氣死的，至于黃毅夫是怎么死的，不說也罷。

絕大多數特務都是最后一批特赦，這倒不是因為他們不好改造，事實上包括文強、徐遠舉在內的很多特務在戰犯管理所都“表現良好”，被稱為“功德林機關報”的《新生園地》批評表揚專欄“主編”是徐遠舉，文藝專欄“主編”是文強，文強在《口口述自傳》和《新生之路》兩本書中回憶：“我們半天學習半天勞動，和管理員的關系搞得很好，我每天在所里忙得很，當學習組長，又管墻報，管文藝，我們自己還成立了一個圖書館，我又在這里負責，過年過節，還寫些紀念的文章。徐遠舉幾次重病，都是政府派醫生將他從死亡線上搶救過來，他感恩懺悔，認罪態度很好，學習勞動也積極，但性情和作風依然故我。只要發現不利于改造的事情，如扯皮打架、分菜不勻、清潔衛生不負責、浪費公物等違反新生公約的自私自利現象，從不放過，他每每文不起稿地、毫不留情地揭發批判。”

徐遠舉和文強改造態度都比較好，但文強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徐遠舉則于1973年1月22日突發疾病死去，如果不死，也得等到1975年特赦——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之后，在1975年前就再也沒有特赦之說，李俊才第六批特赦，屬于趕上了提前特赦的末班車，在他之前，還有沈醉、董益三于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郭旭于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

看了這些將軍級特務的特赦時間，讀者諸君可能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大多數特務都是1975最后一批特赦，這四個特務少將，為何能比“同行”出去？

要比學習改造態度，打過黃維耳光的董益三無疑是積極的，但李俊才和郭旭只能算中規中矩，甚至可能還不及徐遠舉和文強，他們能出去而文強徐遠舉出不去，這里面肯定有原因。

其實也不用費心去猜測，我們看一看這四個將軍級特務的“工作性質”就知道了：沈醉和郭旭都屬于“后勤特務”，董益三屬于“技術特務”，李俊才則是“軍情特務”——李俊才當保密局天津站站長還不到一個月，就在天津解放后到軍管會自首了，所以他被認定的身份是“天津市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

沈醉當保密局云南站站長也沒多長時間，就在云南起義的通電上簽了字，雖然他經常說自己在行動方面有多厲害，但是我們查閱其他人回憶錄就會發現，他所執行的任務，包括刺殺楊杰、盧漢、李宗仁，最后都沒有“成功”，楊杰將軍是在香港被保密局行動處處長葉翔之帶人暗殺的。

在絕大多數人眼里，沈醉就是“伺候戴笠”的“軍統總管”而已，沈醉去云南后，郭旭接班，當然也主要是搞后勤工作。

至于董益三，原本就是軍統電訊專家，到了康澤的第十五綏靖區，也就是收發一些情報而已，讓他搞偵查，那簡直是趕鴨子上架——真正的特務行當，他不會干，也干不來。

這四個比大多數同行先“出去”的少將特務，似乎沒有真正的省站站長、大區區長之類的“一線特務”，抓人審人，都不是他們的本職工作，比較而言，罪惡相對較小，而徐遠舉和周養浩則是臭名昭著，他們想先出去，肯定會有很大阻力。

不要說其他人，就是最后一批特赦的黃維，也肯定贊同特赦特務，黃維特赦后當了全國政協文職專員、政協常委后，依然對特務耿耿于懷：“我要是共產黨，抓住他們就砍腦袋！戴笠、毛人鳳這些家伙總是在背地里整人、殺人。有本事戰場上見，明刀真槍地干，背后打黑槍、殺人算不得英雄。我們是在公開戰場上，明對明、槍對槍，犯的是戰爭罪！我一直認為，我們軍人在戰場上，與軍統那一套手段是有區別的！”

軍統（保密局）特務一向不受待見，尤其是一線特務，整天抓人、打人、殺人，可謂血債累累，而且被抓后也是表里不一，比如沈醉在云南起義通電上簽字后，還跟李彌余程萬等人背地里結拜，準備死灰復燃，原保密局浙江站站長章微寒，主動投誠后還掩護很多特務出逃，家中也窩藏了毛人鳳從臺灣派回來的特務，這件事沈醉十分清楚：“毛人鳳機不可失，應當多方面去利用這一大好關系，重建浙江的潛伏工作。因此，一批又一批過去認識章的人，便紛紛奔向杭州而來……被捕的供出了章與他們的關系，公安部門便去章家搜查，把那個漏網的抓住了。這樣，章微寒也就被‘捉將宮里去’交代問題了。”

特務都比較善于偽裝，所以不管他們表現得如何“積極”，我們都要多留一個心眼兒，即使是沈醉的回憶錄，我們細看之下，也會發現里面藏著一些刺。沈醉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

偽裝是特務的基本技能，所以是否認真學習積極改造，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雙手沾滿鮮血的一線行動特務太早特赦，那豈不是成了絕大多數人都不贊同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成佛很難，放下屠刀卻成了罪孽深重者改頭換面的捷徑，這顯然是不合理：如果認識到錯誤并改正就不受懲罰，那還要法律干什么？

這樣一想，我們就明白了：沈醉、董益三、郭旭、李俊才等四個少將特務比“同行”先出去，是不是跟他們的“專業”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