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從“富強日本”到“口號政治”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眾所周知，日本政壇素來不乏宏大敘事。從“列島改造論”到“安倍經濟學”，再到2月18日第二屆高市早苗內閣提出的“讓日本列島更加強大和富裕”，歷史似乎在不斷重復一種熟悉的修辭路徑：在不確定的時代，以強有力的口號重塑國家信心。然而，當本屆高市內閣敲定這一基本方針之際，人們不得不提出一個更為尖銳的問題——這究竟是一套可操作的國家戰略，還是一張經過重新包裝的政治“大餅”？在筆者看來，其內核頗有幾分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第一”邏輯的日本式投射。

首先，從話語結構來看，“富強日本”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種高度情緒化的政治表達。它強調“相信日本與日本人潛力”，強調“讓日本更強大更富裕”，在邏輯上并無問題，但在政策層面卻顯得過于空泛。這種敘述方式，與特朗普當年反復強調“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如出一轍——通過激發民族自信來掩蓋具體路徑的不清晰。問題在于，美國尚且擁有龐大的內需市場與全球資本吸附能力，而日本在長期低增長、人口老齡化、產業外移等結構性困境之下，僅靠情緒動員，難以撬動現實。

其次，從經濟政策來看，高市內閣提出“負責任的積極財政”，可謂典型的“雙重話術”。一方面強調財政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又主張戰略性動用財政刺激經濟。這種表述看似平衡，實則回避了一個根本矛盾：日本政府債務已長期處于全球最高水平之一，財政空間極其有限。在此背景下再談“積極財政”，如果缺乏明確的產業突破口與制度性改革支撐，很容易淪為短期刺激與長期負擔的循環。至于所謂“提高收入、增加稅收”，更像是結果性描述，而非路徑性設計。

再看其物價對策——例如探討食品消費稅減稅與稅額扣除。這類措施在短期內確實可以緩解民生壓力，但本質上仍是“補貼式治理”。它無法解決日本經濟的核心問題：工資增長停滯、消費信心不足、產業競爭力下降。換言之，這些政策更像是“止痛藥”，而非“手術刀”。如果沒有對勞動力市場、企業結構乃至創新體系進行深層改革，再多的財政操作也難以形成真正的增長動能。

第三，在“地方活力”與“產業集聚”方面，高市內閣的表述同樣缺乏新意。日本政府多年來一直在推動地方振興，但效果始終有限。人口持續向東京圈集中，地方空心化趨勢并未逆轉。在這一現實之下，再次提出“構建產業聚集地”，如果沒有打破既有行政與資源配置格局的決心，恐怕仍將停留在文件層面。

第四，在外交與安全領域，高市內閣強調“讓日本作為自由與民主的國家受到倚賴”，并提出強化外交、防衛與情報能力。這一方向與近年來日本安全政策的整體趨勢一致，即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強化自身角色。然而問題在于，日本的安全與外交空間，本質上仍高度依附于美日同盟。在這一結構未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日本所謂的“自主強化”，很容易演變為在美國戰略框架下的“再分工”。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其與特朗普“美國第一”的某種鏡像關系。特朗普試圖通過強化美國自身利益來重塑國際秩序，而高市內閣則在美國主導的體系中，試圖通過強化日本角色來爭取更大話語權。但兩者的基礎條件截然不同——美國是規則制定者，而日本更多是規則執行者。因此，將“富強日本”建立在安全與外交的強化之上，如果缺乏真正的戰略自主性，很可能只是對外部結構的一種被動適應。

因此，這與其說這是“建設富強日本”的路線圖，不如說是一種在不確定時代中，通過口號凝聚共識的嘗試。問題在于，歷史已經多次證明：如果缺乏制度性突破與現實路徑，再宏大的口號，也終將淪為一張被時間戳破的“大餅”。而對于當下的日本來說，真正需要的，或許不是新的口號，而是直面結構性困境的勇氣與能力。